園有桃，園里有株桃，

其實之殽。采食桃子也能飽。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我歌且謠^①。聊除煩悶唱歌謠。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謂我“士也驕^②。說我“先生太驕傲。

彼人是哉^③，朝廷政策可沒錯，

子曰何其!”你又為啥多嘮叨!”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其誰知之?誰能了解我苦惱?

其誰知之，既然無人了解我，

蓋亦勿思^④!何不把它全拋掉!



園有棘，園里有株棗，

其實之食。采食棗子也能飽。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聊以行國^⑤。聊除煩悶去游遨。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謂我“士也罔極^⑥。說我“先生違常道。

彼人是哉，朝廷政策可沒錯，

子曰何其!”你又為啥多嘮叨!”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其誰知之?誰能了解我苦惱?

其誰知之，既然無人了解我，

蓋亦勿思!何不把它全忘掉!

(采用程俊英譯詩)

[注釋]①歌、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這里泛指歌唱。②士：古代下層官僚，或知識分子的通稱。③彼人：指執政者。④蓋：通“盍”，是“何不”的合音。⑤行國：出國門而遠游。⑥罔極：沒有限度的亂想。



[賞析]這是一首沒落貴族憂貧畏譏而又憤世嫉俗的詩。當時社會正處于大動蕩、大分化的時代。貴族之中也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毛蝦。這位歌者原是貴族，他的祖先在周初分封諸侯的時候，大約是受封做官的，后因動蕩分化，而成為平民了。但是，他雖已窮愁潦倒，仍然相信“彼人是哉”(即朝廷政策可沒錯)，只是對“不知我者”表示反感。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對本詩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說：“這首詩的詩人稱自己為士，這當然是一位做官的了。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窮得連飯都沒有吃的，只是吃園里的桃子和棗實，所以他便大大地感傷起來。不消說他又是一位神經過敏的先生，當他不得志在路上謳歌躊躇的時候，他以為別人一定在指責他，說：‘看你這位尊駕罷。那真是驕傲得沒有辦法啦!你說不是嗎?’他以為別人是不知道他，只曉得罵他的，他便灰了心。這位詩人大約和那喊‘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的‘出自北門’的詩人是相類的罷，但他在喊一聲‘悠悠蒼天’沒有呢?這種態度是比怨望責嚷是進了一境的。”這位貴族的“士”，現在已貧窮得連飯也吃不上了，只能以園里的桃子和棗充饑，的確算是赤貧了，因而在思想上產生一些不滿情緒，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畢竟不是貧民，而是有教養的“士”，與此同時又懷有憂國憂民的壯志，也正符合他的身份。至于《詩序》說：“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這當然說得不夠妥當，把典型化了的詩歌，說是專指某事，并用以作詩教，此說不能令人信服。但其中說魏國小而無德政，詩人心憂其國，似乎也有合理的成分。因此，今人余冠英稱其為“憂時的詩”，也是很有道理的。

全詩共有二章。

第一章，是說我歌且謠，而憂或可遣。詩的開端說：“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從結局寫起，然后去回敘理由。詩的主人公連飯也吃不上，只是以園中之桃充饑，說明他已貧困潦倒。此詩主人公原是有產的，雖已破產，但仍有一些剩余部分，其園有桃、有棗，便是有產的證明。因為原是舊家貴族，好議論當世，又驕慢躁進，所以屢遭挫折，難以解脫。在心灰意懶，憂讒畏譏之時，他便以詩言志，即“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歌且謠”，能夠排解郁悶，亦可言志明理，是不平則鳴的必然反映。當時社會，社會矛盾激烈，人與人之間，是缺乏理解的。他說“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便是曲折反映當時的現實。那么，與此相反，知我者又是怎樣呢?詩人未說，我們可以明顯地體會到，他是社會矛盾與斗爭的犧牲品，而其憂國感時，實則是一種愛國思想。基于愛國，他不愿對現實徹底否定，而是恨鐵不成鋼，仍寄希望于朝廷。對于最高統治者國君(即彼人)，他認為是對的，因此無可非議。但是事實總是勝于雄辯，國家已淪落到如此地步，他作為有識之士，怎能不難過悲傷呢?因此，便再次驚呼道：“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最后，詩人對自己的真知灼見，不被別人理解，深表痛心。只好發出“蓋亦勿思”的慨嘆、表示自己已處于無可奈何的境地。

第二章，是說聊以行游，且姑出國門。此章由桃換為棗，園中有桃有棗，當然也會有其他的果樹的，說明園子還沒有完全荒蕪。詩人雖落魄，但心仍未死，他具有愛國熱忱，也反對世俗陋習，自是一位賢者。馬瑞辰云：“棗從重束，棘從并束，對文則異，散文則棘亦訓為棗。”(傳引自袁梅《詩經譯注》)桃是夏熟，棗是秋熟，由桃及棗，次序也順暢。桃吃完了再吃棗，終將要陷入絕境的。他“歌謠之不足，則出游于國中而寫憂也”(朱熹《詩集傳》)，便是本章的主旨。詩人忽而歌謠，忽而行國，悲歌往復，憂思難忘，更顯得“獨有會心”之妙。世人皆醉，而我獨醒，大家都“不知我者”，反說我是過激，實在叫人無法平靜。“士也罔極”一語，在《衛風·氓》中也有，可見它是當時很流行的通用語。“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詩集傳》)即為當時所批評是癡心妄想、反復無常。由此可知，那時的社會生活混亂，已到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盡管如此，詩人還是堅定不移地認為：“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他對當政的國君仍抱有幻想，這大約與后世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是有淵源關系的。于是他再次無可奈何地吟嘆：“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這樣的反復吟詠，既能發抒詩人內心的郁悶，又可加深讀者的印象，使得詩歌更富表現力。最后還說，誰也不知我的憂傷，何必再去考慮那些事情呢?說是不想，其實更想，意在言外，給人感到詩是寄深情于虛筆，確實此情無計可消除，與《氓》中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詩文思郁勃，表現感情細膩綿密，而理趣盎然，韻味悠長，在藝術上別具特色：(一)縱橫排宕，寄意遙深。姚際恒說：此篇“詩如行文，極縱橫排宕之致”(《詩經通論》)。就其縱向聯系而言，涉及國之上下;就其橫向聯系而言，說到國之內外。他滿懷憤懣抑郁，自悼身世飄零，終于在“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的心情支配下，作了“聊以行國”而遠游他鄉的決定。(二)隱約委婉，怨而不怒。方玉潤說：“此詩與《黍離》、《兔爰》如出一手，所謂悲愁之詞易工也。”(《詩經原始》)本詩以“憂”字立骨，而馳騁文筆生發開去，揭示了當時的社會奧秘，表現了詩人的悲涼風采，真是血淚心聲鑄悲詞，反映出時代精神的容姿。(三)虛字較多，句法參差。《詩經》中善用虛字，而此篇虛字尤多，共有27個，超出了一般詩歌的負荷，但讀起來仍不厭其多，可見安排得較為貼切。《詩經》多四字句，而此篇三、四、五、六字都有，構成了參差不齊的句法，這在形式上有其不同尋常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