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昊天^①，浩浩老天聽我講，

不駿其德^②。你的恩惠不經常。

降喪饑饉，降下饑荒和死亡，

斬伐四國^③。天下人都被殘傷。

旻天疾威，老天暴虐太不良，

弗慮弗圖。不加考慮不思量。

舍彼有罪，有罪之人你放過，

既伏其辜。包庇惡行瞞罪狀。

若無此罪，無罪之人真冤枉，

淪胥以鋪^④。相繼受害遭禍殃。



周宗既滅，都城如果被攻破，

靡所止戾。想要棲身沒地方。

正大夫離居，大臣高官都逃走，

莫知我勚^⑤。有誰知我工作忙。

三事大夫，三公位高不盡職，

莫肯夙夜。不肯早晚輔君王。

邦君諸侯，各國諸侯也失職，

莫肯朝夕。不勤國事匡周邦。

庶曰式臧，總盼周王能變好，

覆出為惡。誰知反而更荒唐。



如何昊天!老天這樣怎么行!

辟言不信^⑥。忠言逆耳王不聽。

如彼行邁^⑦，好比一個行路人，

則靡所臻^⑧。毫無目的向前進。

凡百君子，百官群臣不管事，

各敬爾身。各自小心保自身。

胡不相畏，為何互相不尊重，

不畏于天?甚至不知畏天命?



戎成不退^⑨，敵人進犯今未退，

饑成不遂。饑荒嚴重兵將潰。

曾我暬御^⑩，只我侍御親近臣，

憯憯日瘁⁽¹¹⁾。每天憂慮身憔悴。

凡百君子，百官群臣都閉口，

莫肯用訊。不肯進諫怕得罪。

聽言則答，君王愛聽順耳話，

譖言則退。誰進忠言就斥退。



哀哉不能言，可悲有話不能講，

匪舌是出，不是舌頭生了瘡，

維躬是瘁。是怕自己受損傷。

哿矣能言⁽¹²⁾，能說會道就吃香，

巧言如流，花言巧語來開腔，

俾躬處休。高官厚祿如愿償。

維曰于仕，別人勸我把官當，

孔棘且殆⁽¹³⁾。危險太大太緊張。

云不可使，要說壞事干不得，

得罪于天子。那就得罪了國王。

亦云可使，要說壞事可以做，

怨及朋友。朋友要罵喪天良。



謂爾遷于王都，勸你遷回王都吧，

曰予未有室家。推辭那里沒有家。

鼠思泣血⁽¹⁴⁾，苦口婆心再勸他，

無言不疾。對我切齒又咬牙。

昔爾出居，試問從前離王都，

誰從作爾室?是誰幫你造官衙?

(采用程俊英譯詩)

[注釋]①昊天：皇天。②駿：與“峻”同，經常之意。③斬伐：殘害。疾威：暴虐。④滄胥：淪是沉淪，胥是普遍。⑤勚(yi)：疲勞。⑥辟言：法言，合理的話。⑦行邁：行走。⑧臻：至。⑨戎：兵戎，戰爭。⑩曾：則，含“只有”意。(11)憯(can)憯：憂傷。瘁：病。(12)哿：嘉。(13)棘：急。(14)鼠思：憂思。泣血：飲泣而至流血。



[賞析]這是一位侍御官諷刺周幽王昏庸、群臣誤國的詩。周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個暴君，他寵愛褒姒，嬉戲烽火臺，弄得國勢日頹，民不聊生。居然要廢太子宜臼(即東周平王)，企圖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宜臼的母親是申侯的女兒，這樣申侯便勾結犬戎攻周，竟將周幽王殺死于驪山之下，自此西周滅亡。本詩是在西周滅亡前的政治腐敗時期，一位頭腦比較清醒的幽王近臣，痛感國事日非，而發出的歌吟。

詩中揭露了周幽王的暴政，面對國勢危艱，而無救亂濟困之力，只能“鼠思泣血”，直陳時弊，指斥暴君和奸佞誤國，顯示了大義凜然之概。關于本詩的寫作年代，還有人認為是刺周厲王之作，亦有人認為是平王東遷后，大臣痛定思痛、懲創前事之辭。主張西周詩者，清人方玉潤作了有力的辯駁：“此詩不惟非東遷后詩，且西京未破之作，故望諸臣遷歸王都。若西京已破，王室東遷，則勤王又自有人，豈待暬御相招?且其立言，別是一番建功立業氣象，斷不作‘鼠思泣血’等語。曰‘周宗既滅’者，周之宗室遠去絕跡，不來相依耳，非宗周王國為人所滅也。”(《詩經原始》)主張東周詩者，立論根據是“周宗既滅”、“謂爾遷于王都”等語。其實是誤解了這二句的含義。若說周已滅了，那么東周也是周，它還存在，不能說滅。“既”可作“即”解，當是即使之意的假設之詞。再說“遷”字，在此可解為“還”意。胡承珙在《毛詩后箋》中說：“蓋遷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謂之遷，其自他處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屨。注云，遷或為還。是遷與還字亦通也。”基于上述對“既”與“遷”二字的理解，可確認此詩為西周作品。它不是作于厲王時代，而為幽王將亡時所作。本詩題目與內容完全無關，而《詩序》說：“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說是政令多如雨，因而不得人心，似乎亦有道理。朱熹《詩集傳》引劉安世的話說：“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說妥否，姑錄以備考。

全詩共七章。

第一章，是借言天降饑饉而以刺幽王。古代人敬天思想至為嚴重，所以詩歌從“浩浩昊天”寫起，說它是變化無常，不能保持經常的恩德。有時甚至“降喪饑饉”，使得天下的人都受其殘害。筆觸寫的是天，實則是影射人間，直刺暴虐無道的周幽王。接著就訴說其“旻天疾威，弗慮弗圖”的罪衍。對人民的威虐暴戾，就是犯罪，而不考慮改過自新，更其罪上加罪。特別不能容忍的是，經常顛倒黑白，有罪的人被輕易放過，并包庇他們的罪狀;無罪的人遭冤社，居然受刑陷入囹圄而受盡苦難。“若無此罪，淪胥以鋪”，是喊出了人民的共同呼聲。先寫社會亂形，以見天心之不平。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周幽王倒行逆施，罪大惡極，國家已瀕于全面崩潰的邊緣，那些有德者自當痛心疾首，而憂思難忘的。文字不以意趣新妙見長，只是驚呼不平而令人深思。

第二章，是痛斥“邦君諸侯”的逃避自全。在國家遭受危難之際，人民流離無以安處。那些“正大夫離居”，而不顧別人的死活。至于三事大夫雖在朝未走，但不肯日夜工作為國效勞。封邦之君，封畿之侯，更是“莫肯朝夕”為國分憂。周幽王面對國之危難，應該拿出治國良策，從此變得好一些而從善如流，誰知他變本加厲，反而更為荒唐，繼續殘暴為惡。天怒人怨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而周幽王仍不思改而為善，乃復出為惡而不悛，那些大小諸臣更是逃之夭夭，各保其身，無人考慮匡國之計。正如清人方玉潤所寫的那樣：“歷數諸臣離心，匡國無人。時勢如斯，庶幾君心悔悟，乃更為惡。”(《詩經原始》)這樣一來國家覆亡的命運，已是無法挽回，真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廈將傾，一切都趨于毀滅。

第三章，是揭露“凡百君子”的作惡多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那些諸臣賊子，在國家將亡之際，更是肆無忌憚地危害人民。他們不畏法度，逃避自保，實亦為惡而無憚忌。詩筆仍從問天開始，質問“如何昊天!辟言不信?”不信法規之言，怎能做出好事來呢?作者明知故問，給人造成許多懸想。既然昊天不聽法度之言言，國家必無歸宿。作者舉例說道：“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意即像行路之人，沒有歸宿就永遠沒有止境。詩人進而問那些自稱國之干城的“凡百君子”，何以在國家將亡之際，不思挽狂瀾于既倒，只是“各敬爾身”，實質是犯罪，而為惡不敬其身。他們不知互相畏敬，更是不守法度，不畏于天神。宋人朱熹曾深沉地問道：“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詩集傳》)

第四章，是自表己心的獨深憂慮。兵連禍結，年復一年，根本不會消退。災荒饑饉，日甚一日，無法立即停止。達官貴人，逃難保身，只有我暬御之人，眼看滿目瘡痍的現實，怎么也不能平靜，而“憯憯日瘁”。他悲天憫人，獨深其慮，愈見國之無人支撐。然而“凡百君子”，更是“莫肯用訊”。此等現象，舉朝皆是，國家不亡，更待何時!兵寇已作，王之為惡不減，饑饉已成，王之遷善不遂;凡百君子，不肯諍讕。國王還是喜聽諛詞，逆耳忠言總是被斥退。但是“曾我暬御”的憂國憂民，手無實權，想作中流砥柱亦是枉然，只能“憯憯日瘁”而已。“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無愁貌)乎。”(《詩集傳》)

第五章，是批評能言佞臣的巧言如流。承接上段，國王閉目塞聽，百官“莫肯用訊”，使人有口難言。此段開筆就寫：“哀哉不能言”，不是口拙舌笨，而是憂慮重重，致使“維躬是瘁”。此處實是明言苦衷，以表心跡。自己有口不能言，只好“百無聊賴以詩鳴”，寫成這樣千古不朽的詩篇。此相反，那些巧言佞臣，則是投國王所好，說盡人間好話。他們巧言惑聽，因而高官厚祿，官上加官，享受無窮。忠者不能言，言者不必忠，鼓舌奸佞，乘虛而入，迎合暴君，而竊取利祿，實為亂世之害。朱熹嘆息道：“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嘆之也。”(《詩集傳》)

第六章，是說明在朝諸臣的進退有咎。此段“又代在朝諸臣自解，言出仕之難，進退有咎”(陳子展《詩經直解》)。前段從不能言說到能言，此段又從不可使說到可使，兩段語勢相似，語意深沉，使人不覺雷同之感。開頭說大家都認為當官可解除國之憂愁，其實國難當頭之際，是不可思議的。若“云不可使”，便要“得罪于天子”。因為他是昏君，總是要胡作非為。假如你說壞事亦“可使”，那么就會“怨及朋友”，受到各個方面的責難。

第七章，是詰責離居諸臣的不思報國。那些離居諸臣，在混亂稍定之時，又不肯遷回王都，其理由是“曰予未有室家”。至于憂思泣血去勸慰還都，重振王室朝綱，他們會嫉恨于心，無言而不疾首。詩人不禁發問：“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即是說，你們這些當官的，從前離家逃走時，又有誰跟從你們去造房屋的呢?沒有造屋，也狼狽鼠躥，拚命逃跑;戰事甫定，又用無家可歸為借口，其實是不值一駁的。實際是驚魂未定，懼患之深，而不敢迅速返都共匡君失，所謂無家者，實非其真情。方玉潤說得好：“末更望諸臣之來共匡君失，因詰責之，使窮于辭而無所遁，乃作詩本意。”(《詩經原始》)。只用寥寥幾筆，歸結出創作意圖，確為精妙之筆

本詩寓精深于質樸，從細筆見本色，給人以深切的歷史感和婉麗的詩情美，其藝術創造手法，自有許多獨到之處。其一，起語宏壯，收句陡峭。詩的開頭蘊藉宏壯，意深境遠。既有天庭，也有下界，昊天浩蕩，哀鴻遍野，一幅歲饑民亂的圖景，展現在人們的眼前。詩的結語，戛然而止。沒有拖泥帶水的贅述，未留余音杳杳的尾聲，只是陡起一問：“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便突然收束。不丟余筆，卻激人深思，確定是“收語陡峭，特有機鋒耳”(陳子展《詩經直解》)。其二，言極沉痛，筆亦斬絕。詩中感嘆宗室絕跡，無人救惡，作者于亂作無人止，民生無人遂之際，只有“鼠思泣血”，而言無所不痛。他立場堅定，態度激烈，直言不諱指責昏主，痛斥諸臣。其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正是鮮明對照，而“無言不疾”，寄托了作者的遙深之慨。其三，對比合說，明白曉暢。詩的筆鋒所及，盡是用比照方法，寫出是非之態。天與人，罪與冤，利與害，“邦君諸侯”與“曾我暬御”，不能言與能言，不可使與可使，等等，都是從對比中明白易曉地表現出來的，沉郁的情思流于筆底，讀者合而觀之，自可得出正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