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點頭》解說與賞析

天然智叟

在明代的擬話本專集中，《石點頭》是較有影響的一種，全書共14卷，每卷演述一則故事，題“天然智叟著”。馮夢龍為此書作序，稱作者為“浪仙氏”，當是其字號。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第13章第2節對此書作者作了考證： “按，盧前《飲虹簃所刻曲》第4輯有張瘦郎《步雪初聲》，末附席浪仙曲三套。馮夢龍序《步雪初聲》云：‘野青氏年少雋才，所步《花間集》韻，既奪宋人之席，復染指南北調，感詠成帙，浪仙子從而和之，斯道其不孤矣。’知浪仙氏即席浪仙也。’

此書有明葉敬池原刊本，約成于崇禎年間，有眉評，題“墨憨主人評”，書首有龍子猶序，即馮夢龍序。葉敬池是明末蘇州書坊主人，馮夢龍編撰的《醒世恒言》、《新列國志》等書即由葉氏刊刻行世。1895年，上海書局石印本改題《醒世第二奇書》。1935年，該書曾被收入《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1輯，上海雜志公司出版。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時，刪去了第11卷《江都市孝婦屠身》與第14卷《潘文子契合鴛鴦冢》兩篇，僅保留其目錄。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此重印，一仍其舊。

此書命名的由來，馮夢龍在序中是這樣解釋的：“石點頭者，生公在虎丘說法故事也。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開清凈方便法門，能使頑夫倀子積迷頓悟，此與高僧悟石何異?”按生公指晉末高僧竺道生，《蓮社高賢傳·道生法師》稱：“竺道生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群石皆為點頭。”故后世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語。馮夢龍在序的最后說：“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為說法，所不點頭會意，翻然皈依清凈方便法門者，是石之不如者也。”這就揭示了這部書的創作意圖，在于訓誡世人，啟迪良知，使之棄惡從善。因而，這部書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多的因果報應、宿命主義道德說教，由此導致了批評家較多的詬病。一般論者都認為此書遜于“三言”與“二拍”，胡士瑩在《話本小說概論》中的評價就很有代表性：“我們從《石點頭》、《清夜鐘》、《醉醒石》等書名，一望而知寓有勸誡警世之意。正因為多數作者的創作目的是為了進行封建說教，就不可能從現實社會的矛盾斗爭中得到創作源泉，結果，多數作品根據封建地主階級的愿望，任意虛構，歪曲現實，散播反動的思想毒素。因而，這些書無論在思想或藝術方面，較之《二拍》更為低劣。” (第11章第4節)這樣的一筆抹倒的判決似乎過于簡單化。如果說因為作品進行了封建說教而要予以否定的話，那么，一部中國文學史要否定的東西也就實在太多。我們需要的是對作品作科學的分析，公允的評價。

既然此書最顯著的特色是道德訓誡，我們就從這一點談起。經過千百年的傳承積淀所形成的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帶有倫理化傾向。中國哲人探究真理的目的在于遷善，所謂“道”、“理”既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又是至善的人性，因而真理即是至善，至真的道理就是至善的準則，求真即求善。在中國的思想家那里，致知與修養乃是不可分割的，宇宙真理的探求與至善人性的完成(即“窮理”與“盡性”)是二而一的關系，從而也就生發出“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而所謂“實踐”，更多的是內省的自我修養，道德的自我完成。這種對道德倫理問題的關注，浸淫于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文學當然也不例外，可以說，中國文學是一種道德倫理化的文學。尤其是在宋明以還的封建社會晚期，秩序的陵夷、道德的淪喪、暴政的肆虐、民生的凋弊，使道德問題更加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在我們這個歷來缺乏法制與法治觀念的社會中，道德的杠桿畢竟起著平衡與維系社會關系的重大作用，這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彌漫著泛倫理主義色彩的一個根源。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人不能設想文學的非道德化，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偏離，乃至超然，都會受到撻伐。由俗講、說話衍生出來的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訓世說教的傾向可說是與生俱來的特征，這在晚明擬話本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盡管馮夢龍與本書作者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馮氏肯定了他對道德倫理問題的關注，說明這一點是為大多數文人所認同的。

通觀《石點頭》全書，絕大部分篇章描寫的是婚姻愛情主題，貫串其中的是貞操節烈的線索，宣揚的是從一而終的觀念。最典型的是第2卷《盧夢仙江上尋妻》一篇。其入話在講了兩則夫婦破鏡重圓的故事后，發表了這樣的議論：“止因女子家是個玻璃盞，磕著些兒便碎，又像一匹素白練，染著皂煤便黑。這兩個女人，雖則復合，卻都是失節之人，分明是已破的玻璃盞，染皂煤的素白練。雖非點破海棠紅，卻也是風前楊柳，雨后桃花。”將貞操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段議論可謂十分典型。這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李妙蕙就是一位全貞守節之女，“甘為下賤，守定這朵朝天蓮、夜舒荷，交還當日的種花人。這方是精金烈火，百煉不折，才為希罕”。李妙蕙是揚州教書先生李月坡之女，嫁與盧南村之子盧夢仙。夢仙二十一歲中舉，后進京赴進士試。會試的第一、二兩場，他自覺十分得意，試官也很賞識，將他“擬作首卷”，不料因故錯過了第三場，于是前功盡棄。為了發奮讀書，再求一搏，他斷絕了與家中的往來，獨居西山，閉門攻讀，發下“不得金榜題名，決不再見江東父老”的誓言。家人因他久去不歸，聽信了以訛傳訛的消息，以為他已客死他鄉。后來，揚州災荒，盧南村欲將李妙蕙改嫁鹽商謝啟，妙蕙抵死不從，欲以身殉節，在方姨娘的勸解下，她才同意改嫁。洞房之夜，謝啟酒醉睡去，第二天拜見婆婆時，她又得知婆婆與父親是表兄妹，遂道出實情，請求全其貞節。婆婆將她收在房中，料理帳目，她的貞節得以保全。三年之后，盧夢仙進士及第，在江西的鹽船上尋訪到李妙蕙，夫妻終于團圓。作者為了李妙蕙能全貞守節，特意安排了謝啟酒醉與親上加親的情節，但畢竟是事出偶然，如果沒有上述兩個條件，李妙蕙豈不是要貞節不保了嗎?因而她的“節烈”勢必要打不少折扣。

相比之下，第4卷《瞿鳳奴情愆死蓋》一篇中的女主人公則“節烈”得更為徹底。此篇敘嘉興瞿家寡婦方氏不耐寡居，與后生孫謹發生私情。方氏為了長久與他相好，就唆使女兒鳳奴與孫勾搭，鳳奴聽從了母親，但要求明媒正娶，于是方氏兼作媒人，撮合成這一對夫婦。誰知好景不長，瞿氏宗族將他們告到官府，鳳奴被判改嫁，為張監生娶為偏房。臨行前，她用針線將內衣密密縫牢，與孫謹泣別：“我聞婦人以貞一為德，今既事你，當守一而終。豈可冒恥包羞，如煙花下賤，朝張暮李乎!”孫謹為其情所感，亦自殘明志，終因傷重而亡。鳳奴到張監生家后，因百般抗拒而被鎖禁空樓，最后自縊身死。

宋代的程頤，在有人問他孤獨的寡婦家境貧窮，無依無靠，可否改嫁時，他答道：“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 卷22)這一句 “箴言” 從此就成了套在婦女身上的枷鎖。在現實生活中，女子除非以死殉節，否則改嫁而又能維持貞節，實在是難以兩全的事，像前述的李妙蕙只是特例。本書第10卷的《王孺人離合團魚夢》一篇就探討了女子改嫁的節操問題。南宋高宗年間，汴梁人王從事與其妻喬氏南來臨安覓求官職。喬氏被歹徒趙成設計拐走，趙成對她強行施暴時，被喬氏用金簪刺瞎右眼。老羞成怒的趙成將她賣給新選衢州西安縣知縣的王從古為妾。后來王從事授衢州府學教授，與王從古適為同僚，二人詩酒往還，喬氏從詩箋中獲知前夫近在咫尺。王從古獲悉真情后，就讓他們夫婦重新團圓。王從事后升任臨安府錢塘縣知縣，巧破趙成一案，報了宿昔冤仇。在作者看來，喬氏之改嫁固然是失節，但身陷患難，改嫁是出于無奈，最后破鏡重圓，仍不失為從一而終。作者在記敘中插入如下的議論：“喬氏事到此間，只得梳妝，含羞上轎，雖非守一而終，還喜明媒正娶，強如埋沒在趙成家里。要知喬氏嫁人原是失節，但趙成家緊緊防守，尋死不得，至此又還想要報仇，假若果然尋了死路，后來那得夫婦重逢，報仇雪恥?”作者認為喬氏此舉是權宜之計，未為不是。他的議論雖不脫迂腐之氣，但較之程頤則要開明通達。作品描寫了夫婦間的真摯感情，著眼的是感情的忠貞，而不是拘泥于所謂“節操”。

如果說以上三類“貞節”反映了作者處理夫婦關系的道德理想的話，那么，第1卷的《郭挺之榜前認子》與第9卷的《玉簫女再世玉環緣》則表現了作者在婢妾問題上的觀點。婢妾制度是封建婚姻的重要補充，是多妻制的變種。封建道德對婢妾并無嚴格的貞操要求，她們只是主人手中的玩物，買賣饋贈，一隨其便。而這兩篇小說中的婢妾卻對委身的男子忠貞不二。前一篇寫合肥秀才郭喬南游廣東韶州，救助困頓中的米天祿與其女青姐，青姐感其恩德，矢志守節，郭喬終娶青姐為妾。后郭喬北歸，臨行時青姐已有身孕，郭喬為之起名郭梓，從此一去不返。郭喬在五十六歲后連中舉人、進士，在進士榜上發現有名郭梓者，由此父子相認，并接來米氏團聚。此篇竭力描寫貧女米氏的感恩報德之心，甚至在父親為她擇配時，她也加以拒絕，她說得了恩人的銀子，就如同賣了身子，從此“就是郭家的人了，如何好又嫁與別人”?因而“情愿跟隨父母，終身不嫁”。當郭喬得知此情，深表不安時，她竟發出這樣一番議論：“恩人雖贈銀周急，不為買妾，然賤妾既有身可賣，怎叫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若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則恩人為仁人、為義士，而賤妾賣身一番，依舊別嫁他人，豈非止博虛名，而不得實為孝女了。故恩人自周急于父親，賤妾自賣身于恩人，各行各志，各成各是，原不消說得。”當郭喬表示愿意娶她，但只能為妾時，她又說：“賣身之婢，收備灑掃足矣，安敢爭小星之位。”作品就這樣竭力表現她的馴順卑屈的性格，這種奴性也就是作者備極稱道的“節義”。后一篇寫唐代宗時京兆人韋皋與岳父張延賞不合，出走江夏，投奔父執姜使君。使君之子荊寶有一小婢名玉簫，乃乳母之女，韋皋屬意于玉簫，荊寶遂將她贈與韋皋為妾。后韋皋為省父母離開江夏，臨行時與玉簫相約：少則三年，多則七年，定來相接。但韋皋此后奔波于功名之途，棄玉簫于不顧，玉簫郁郁而終。小說最后安排玉簫還魂轉世，重為韋皋之妾。忠貞專一，可謂生死以之!

通過以上幾篇作品的分析，我們發現，作者為了張揚他的節烈觀，苦心孤詣地安排他筆下人物的命運，或死或生，或守節或改嫁，但殊途同歸，都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從一而終的觀念。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這種貞節只是對女子一方的要求，對男子而言，這種道德戒律是不存在的，他們對女子可以隨心所欲地棄取，不僅不受譴責，反而被目為風流雅事。而女子的貞節與其說是對感情的執著，毋寧說是對道德戒律的恪守，因為她們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時從不考慮對方的態度與自己的得失。作品在展示這些婚姻關系的時候，很少描寫男女之間纏綿悱惻的情感歷程。在男子一面，結婚只是完成一件終身大事，納妾更是逢場作戲; 在女子一面，她們的委身事人及全貞守節都是在道德律令的指導下作出的，與感情并無多大關系。如《郭挺之榜前認子》中的米氏，未嫁之前即矢志守節，這純粹出于知恩報德。《瞿鳳奴情愆死蓋》中的鳳奴原是一個規矩本分、恪守婦道的女子，在母親賣弄風情時，還怪她“老沒正經”，一旦委身孫謹后，就決心為他守節而終。這中間起決定作用的只是“貞一為德”的道德律令，至于其他因素，如人品、感情、才貌等似乎都是無關緊要的。又如《玉簫女再世玉環緣》，這本是一個最可發揮浪漫才情的小說題材，而作者卻將玉簫處理為一個端方守禮的女子，在韋皋的挑逗下，她始終嚴守禮法，反而責怪韋皋輕薄狂蕩，不成體面，要他自尊自重。等到韋皋向她說明是荊寶將她以侍妾相贈，非暗里偷情時，她馬上表示俯首聽命，說道：“既然是主人之命，怎敢有違?請郎君上坐，受玉簫一拜，以盡侍妾之禮。”情感的“雜質”被過濾得一干二凈，剩下的只是道德的“精華”。這種傾向不僅表現在描寫男女關系的作品中，也在其他主題的作品中出現。如第三卷《王本立天涯求父》，寫忠厚老實的王珣擔任了里甲一役，苦于官府的征比，遂離家出走，妻子張氏在家扶養兒子王原。王原在讀書中漸漸懂得了孝道，自嘆生身之父尚未識面，就下決心要找到父親。他對母親說：“若我為子的不去尋親，即是不孝，豈非天地間大罪人!” “但父母等于天地，有母無父，便是缺陷。”經過十二年的漂泊跋涉，弄得三分似人，七分像鬼，終于在河南輝縣的夢覺寺找到父親。雖說親緣關系血濃于水，但王原的舉動主要是出于“孝道”的激勵。這種道德的狂熱在第十一卷的《江都市孝婦屠身》中表現尤甚。此篇寫江西人周迪與妻宗二娘經商不利，流落揚州，因兵荒馬亂，盤資罄盡，欲歸不得。宗二娘為了能使丈夫回家贍養婆婆，毅然屠身賣肉。由于過分野蠻不情，駭人聽聞，此篇已被從今本刪去。

如何看待作品的這種道德化傾向?某些批評家總是將它們歸為封建說教而一筆抹煞。但問題并不如此簡單。這種說教無疑有它的社會政治與道德倫理的目的，它要維護社會的固有結構與傳統的主宰地位，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尊卑長幼的秩序都不能顛倒。忠孝節義的片面性要求正是植根于這種秩序，也是為維系它的穩定而服務的。即以本書著筆最多的男女關系而言，它的教化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婚姻問題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倫理問題，是眾多社會關系交匯的焦點，由它所構成的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所以它直接關系著社會秩序的穩固。封建的道德家所謂的“三綱”中，“夫為妻綱”是最基本的，他們認為，牢固的夫婦關系是整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這就是傳統道德中婦女的貞操為什么會如此受到強調的原因。統治者認為，妻子對丈夫的忠貞是整個社會金字塔的塔基，由此產生尊卑長幼等一系列的服從關系，最后歸結為服從君主的金字塔尖。舊時所謂“三從”，即女子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規定了女子一生只有服從的義務，其源蓋出于此。難怪《石點頭》中的女子都是不計功利得失、一味對男子順從愚忠的角色。

當代學者夏志清在他的 《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中有一段發人深思的論述：“白話故事中最常頌揚的儒家德行是忠孝節義。理想地說，這些德行的培養，應當是一種雙方互惠的事，諸如臣忠因為君主賢明，婦貞因為丈夫可靠體貼。但是，在這些故事里，有德行的人偏偏在無人欣賞時表現他的毅力：為臣的對昏君鞠躬盡瘁，而且常以身諫，冀他悔悟;做妻子的，即使丈夫有虐待狂，也始終不渝，而且在他死后為他守寡，以便撫孤傳宗接代。這種行為，今天雖常被悼為‘盲從封建主義’，它實際上說明，荒謬的英雄乃是一位為某種理想可以奮不顧身以維持其個人尊嚴的人。”他還指出，中國人“表面上總是強調節制和謹慎”，而小說中的角色卻常常趨于極端，表現為“勇氣與毅力異乎常人的英雄”，小說作者“寄予個人自我完成的要求以極大的同情”，“結果儒教在某些類型的小說中，竟以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形式為主出現”。這些議論與本文所論的小說可謂若合符節。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復雜，傳統道德既有消極盲從的負面成份，又具有獻身理想的精神力量。它的那種超越功利、不計成敗的片面忠貞，實際就是追求一種道德的自我完成，由此所產生的道德狂熱，勢必與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聯系在一起。其實何止小說，就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乃至一部中國歷史，又何嘗不在為這樣“荒謬的英雄”唱著悲壯的頌歌呢?司馬遷的文，屈原的賦、杜甫的詩，岳飛抗金，海瑞的為民請命，都可作如是觀。世世代代的人們正是從這些殉道者身上接受了道德倫理與情操修養的教育，他們的精神境界已積淀為一種民族文化心理。這些涉及道德繼承的復雜問題，本文不可能對此詳加論述。

總之，道德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具有特定的時代的、階級的內涵;另一方面，作為維系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它又有為全社會所認可的一些合理的規范，概括了人類的一些美好情操和文明發展的成果。這就是后代的道德繼承所賴以進行的基礎。而任何對傳統道德的繼承都只能是一種抽象，由繼承者對道德范疇加入自己的詮釋。人們在對待古代的某個人物或事件時，都不會機械地去認同其具體的政治或道義的立場，而只是汲取其精神。今天我們不依然在汲取傳統中為理想獻身的那種精神境界嗎?盡管理想的內涵已大不相同。聯系到文學上，古典小說的道德化傾向也具有兩重性，我們不能因為它的封建主義內涵而采取簡單抹煞的辦法。某個時期小說的道德化與英雄主義創作模式的再現，說明我們對傳統的需求并未消減。

再有一個問題是，作品的道德化傾向是否必然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相牴牾?晚明擬話本中的盛陳因果、肆力懲勸的道德化傾向，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有感于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產物。晚明時代處在新舊交替的歷史關頭。一方面，新的生產關系在封建制度的母腹內騷動，民主與啟蒙思想已初露端倪，另一方面，舊制度則暴露出極度的腐朽與殘酷，統治者在政治上依仗專制集權與特務統治，在經濟上巧取豪奪，生活糜爛淫亂，一片世紀末日的烏煙瘴氣。有感于此，有些作者已在作品中呼喚某些新的道德觀念，但更多的則是試圖通過復歸傳統道德，以挽救頹敗的世風。《石點頭》顯然屬于后者。與此相聯系，作品對人生世相的描繪，對社會弊端的揭發也是令人矚目的，這些并不因為作者的某些保守傾向而有所削弱。正如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個正統派，而他的《人間喜劇》卻提供了一部法國近代社會史。《石點頭》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如《王本立天涯求父》暴露了封建賦役的苛酷，鄉人一旦充任里役，必弄得傾家蕩產，故“民間從來喚做累窮病”。催辦錢糧若不能如期上繳，“輕則止于杖責，重則加以枷杻”，“催征牌票雪片交加，差人個個如狼似虎。莫說雞犬不留，那怕你賣男鬻女，總是有田產的人，少不得直弄得燈盡油干”。王氏一家的悲劇就是由這種苛政引發出來的。小說還插入了一段饒有興味的“李太監尋母”的故事。李太監幼時被拐賣入京，富貴之后，思念至親，終于從故鄉福建找到了生身之母。但相見之后發現母親容顏憔悴，形若餓鬼，遂拒不相認，竟讓老母流落乞討，死于道途。他再另外找到一個白胖富態的老娼妓，認作母親，奉養隆厚，歿后還備極哀榮，克盡孝子之道。對統治者道德淪喪的諷刺真是入木三分。《瞿鳳奴情愆死蓋》中那種畸型的婚姻無疑是禮教桎梏的產物，鳳奴成親后，封建宗族又來橫加干預，目的是為圖謀方氏的產業，硬逼鳳奴改嫁，終于釀成一場慘劇。“以理殺人”，誠非虛語。《貪婪漢六院賣風流》對官僚的聚斂刻剝、貪贓枉法揭露得淋漓盡致。小說主人公吾愛陶借擔任稅官的機會對過往商民竭力盤剝，人稱“吾剝皮”;又以偷盜罪名誣陷屠戶王大郎，毒刑逼供，連斃七條無辜的性命，百姓無不切齒憤恨。而這樣一條豺狼，依靠疏通各種關節，居然能逍遙法外。他離任時，群眾以磚石和笑罵給他送行，家鄉的房屋也被村人燒光，這條喪家犬竟在金陵開起妓院，做起一本萬利的皮肉生意。最后現世報應，死于非命。作品極寫他的鄙污丑惡，刻畫了一個流氓惡棍的形象。此外，有些篇章還反映了地方惡勢力的橫行不法，如《王孺人離合團魚夢》中的屠戶趙成就是個無惡不作的地痞流氓。《侯官縣烈女殲仇》 中的方六一更是陰險歹毒，上通官府，下結巨盜，手眼通天，謀財奸淫，無所不為。為了霸占董昌之妻申屠氏，他兩面三刀，騙取了董昌的信任，一手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冤獄，陷董昌于死地。他們都是封建惡勢力的代表。這些小說從不同的側面展現了晚明社會的風俗人情，有些故事雖假托唐宋，但仍有其觀照現實的意義。

明代擬話本的作家們已將注意力從奇人異事轉向凡人常事，這是我國小說美學的一大轉折，標志著近代小說觀念逐步形成。夏志清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中指出：“假如我們采用小說的現代定義，認為它是與史詩、史實重述以及傳奇故事(romance)有別的一種敘事形式，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國小說在18世紀的一部作品中才遲遲找到它的正身，而這部書恰巧是它成就最高的杰作。” 夏氏所指的“正身”即《紅樓夢》。而明代的擬話本則得風氣之先，凌濛初的《拍案驚奇序》和睡鄉居士的《二刻拍案驚奇序》還專門談到從日常生活中選取創作題材的問題。《石點頭》中的十四篇小說，除《唐玄宗恩賜纊衣緣》寫的是宮闈秘事外，其他都是社會世相的再現，從市井小民、乞丐僧道到士子商賈、官吏惡霸，涉及面甚廣。其中又以描寫追求功名的士子為最多。十四篇故事中大部分可考出來源，有些還出自唐、宋人的記載，但都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生活體驗，充滿時代氣息。作家從前人載籍中汲取素材，加以再創造，是常用的創作手法，并不妨礙他們的作品成為現實生活的寫照。譬如莎士比亞的不少劇作雖據前人的著述加以改作，仍不失為16、17世紀英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試看《乞丐婦重配鸞儔》，小說的本事見于宋人洪邁《夷堅支志丁·鹽城周氏女》，并未標明時代，寫的是鹽城周六的女兒長壽女的坎坷遭遇。周六生長在射陽湖邊，織席為生，將女兒嫁與漁翁劉五之子，后因夫家不滿，發生婚變，遂使長壽女淪為乞丐。這些不登大雅的細民百姓，在作者的筆下卻活現出他們的音容心態，他們的活動構成了一幅絕妙的水鄉風俗畫。

明代擬話本盡管表現出更為寫實的傾向，但仍遵循好奇尚異的中國古典小說的美學傳統。中國古典小說以“奇”為美的審美觀念源遠流長，就白話小說而言，它與說話伎藝有著直接的關系，所謂“無巧不成書”即是。擬話本雖然主要成了案頭欣賞的作品，但求奇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明人強調的是平中見奇、常中出巧的美學境界。這就需要從人情世態中發掘奇情異趣，設置情節，安排關目，因而這也就成了小說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石點頭》中的作品非常注重敘事技巧的運用，往往能在平常的題材中出奇制勝，每篇小說一般都是單一線索，圍繞主人公展開情節，但情節發展卻跌宕起伏，層層推進，直至高潮。如《王孺人離合團魚夢》寫王從事與妻喬氏到臨安覓職，生出妻子被拐的平地波瀾;喬氏拒辱，又演出一場有聲有色的活劇;金簪刺眼、團魚顯夢則為下文埋下兩個伏筆。首段文字以喬氏改嫁為一收束。改嫁后，新丈夫王從古得知真情，要使她破鏡重圓，于是尋夫、認夫又生出一大段回腸蕩氣的文字，終于借一尾團魚而使夫妻團聚。但前仇未報，懸案未了，故有第三段報仇雪恥的奇巧文章： 趙成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勾引周玄為“男風朋友”，反而讓周玄與妻妾勾搭成奸; 他唆使周紹狀告其子，反而因一只金簪敗露了自己的劣跡。審案一節寫得峰回路轉，從一件賭博小事一步步引出元兇巨奸。臺灣學者葉慶炳曾將這種結構概括為：“把整篇話本故事清楚地劃分成幾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包括進展、阻礙、完成三部分……這種常用布局的確能收到曲折動人、高潮迭起的效果。” (《短篇話本的常用布局》)《石點頭》情節的曲折生動多得力于這種技巧的運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道德說教的傾向也帶來了人物性格的類型化，這集中反映在那些體現作家道德理想的人物以及與之對立的反面人物身上，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極端英雄主義和極端歹毒的角色充斥在中國小說中。”“說話人喜歡講極端的好人和惡人，自然大大地反映了他們藝術的原始與聽眾的天真。” (《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作者筆下的英雄人物往往成為觀念的傳聲筒，倒是在其他一些陪襯人物的身上能體現出性格化的生動與多彩。例如《盧夢仙江上尋妻》中的盧南村，作者以揶揄的筆調寫出了這個小私有者的獨特性格，令人忍俊不禁。盧南村雖然家道富有，但缺乏教養，粗鄙少禮，又貪圖小利，見識短淺。當兒子中了舉人，鄉人來奉承他說：“明年此時，定是進士老爺的封君了。” 他不無得意地說：“這個自然。只是我若做了封君，少不得要常去拜府縣，不知帖子上該寫甚么‘生’。到了迎賓館里，不知還是朝南坐，朝北坐。這些禮體，我一毫不曉。”有人說：“我前見張侍郎老封君拜太爺，帖子上寫‘治生’，不知新進士封君，可該也是這般寫。”盧南村道：“一般封君，豈有兩樣，定然寫治生了。你可曾見是朝南坐，朝北坐?”活畫出一個暴貴者的躊躇滿志，以及渴望擠進上流社會而又唯恐出乖露丑的復雜心態。在他逼迫媳婦改嫁時，給親家寫了封似通非通的信：“南村拜字，月坡見字：年歲荒者，家里窮哉，無飯吃矣。娘子苦之，轉身去也。” 文白夾雜，不倫不類。最后合家團聚時，親家李月坡調侃他：“如今小女有了五花官誥，賣不得了。”他竟老臉厚皮地說：“老漢雖則當時不合強令愛改嫁，如今遠近都傳她貞節，也好算是老漢作成的，大家扯直罷。”親家說：“是便是，迎賓館里去坐，只該朝北!”這種諷刺描寫在話本中還是不多見的，實開《儒林外史》的先河。

從《石點頭》一書中可以看出，擬話本的人物描寫較之宋元話本更為精細。作家已不局限于說故事，他的手法已從較為單純的敘事發展為工細的描寫，對一些富于戲劇性的場面更是精雕細琢，通過人物的語言、動作、心理活動的描寫，將人物形象刻劃得栩栩如生。《石點頭》中大量采用人物對話，作為描寫手段，雖尚未臻充分的性格化，人物語言也過份文雅整飭，但有些場面確已取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藝術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的心理描寫細膩傳神，較之以前話本的粗線條人物素描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如《玉簫女再世玉環緣》，作者把韋皋從開始屬意玉簫到兩人結合這一過程中的心理變化剔抉得入木三分。先是韋皋寄居姜使君家，百無聊賴，不覺往事襲上心頭，想到岳父對他輕慢，十分氣恨;再想到岳母甚為體貼，將來拜將封侯，定要揚眉吐氣;又想到妻子賢惠，工容兼美，成婚不久，自己卻賭氣出門，不知何日能夫妻重聚。正是在這樣的煩亂心情中，他為玉簫的嬌美所動，不能自已，欲邀她同飲，“又想情款未通，不好急遽;且又有小廝在旁礙眼，卻使不得。那一點邪焰，高了千百丈，發又發不出，遏又遏不住，反覺無聊，仍復走去坐下，暗暗嘆道：‘這段沒奈何的春情，教我怎生發付他!’” 韋皋于是在玉簫的紈扇上題詩一首，以表情愫，讓她拿給荊寶觀看。為了等候回音，他“在牡丹花下背著手團團的走來走去的，想著玉簫，恨不能一時到手。又想荊寶情況甚厚，恐看出詩句意味，惱我輕狂無賴，又怕玉簫嗔怪挑撥他，在荊寶面前增添幾句沒根基的話。這場沒趣，雖不致當面搶白，我卻無此涎臉見他。”乃至得悉荊寶有意成全，他又變得喜不自勝，顛倒忘形。作者把韋皋的情緒變化寫得層次跌宕，著力表現他春情蕩漾而又顧忌禮法、欲成好事又怕自討沒趣的復雜矛盾的心情，可謂絲絲入扣。

綜上所述，《石點頭》以諷世訓誡為其主要創作目的，貫串了忠孝節義等封建的道德倫理觀念，頌揚了實踐道德理想的獻身精神，同時也反映了明代社會的政治腐敗與社會黑暗。它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人民對專制制度的不滿與對社會正義的渴求，它的道德理想中也不乏值得借鑒的美好情操。作品還以平中見奇、生動細膩的寫實手法見長，題材與人物的多樣化使這部小說成為一幅多姿多采的社會風俗畫卷，某些作品的形象描寫并能突破其道德說教的桎梏而具有一定的進步傾向和典型意義。要之，作為晚明的一部重要的擬話本集，《石點頭》自有其值得研討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