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三分歸晉》解說與賞析

“三分歸晉”(第115—120回)是《三國演義》最后的一個情節單元，也是全書的大收束。

魏、蜀、吳三國鼎立數十年，結局究竟如何?作為小說的《三國演義》又怎樣予以藝術的再現?這是讀者所關心的，也是“三分歸晉”所要解答的。

“三分歸晉”這一單元以高度凝煉的筆觸，概括了從蜀漢之亡到西晉滅吳這十八年(263—280)的歷史進程，展現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綜觀整個單元，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特點：

(一)藝術地表現了三分歸晉的歷史必然性。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極其偉大的聚合力，維護國家統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竭力清除分裂的禍患，促成重新統一的實現，三國時期自然也不例外。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歷史的脈搏，通過對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現出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在《三國演義》中，我們看到，魏、蜀、吳三國的鼎立，只是由漢末大亂到重新統一的一個過渡階段。盡管由于羅貫中世界觀、歷史觀的局限，作品沒有很好地表現廣大人民對于實現重新統一的推動作用;但是，活動在前臺的各國統治集團，卻都沒有忘記統一天下這個戰略目標，他們彼此間的爭斗攻伐，從根本上來說，也都是為了使天下歸一。至于天下究竟統一于誰家，則取決于各國經濟、政治、軍事諸因素綜合構成的力量對比。“三分歸晉”這個單元，正是通過三國后期各國內政的演變，形象地表現了三分歸晉的歷史必然性。

在三國之中，蜀漢本來就疆域最小，實力最弱。到了蜀漢末年，后主劉禪昏庸無能，沉溺酒色;宦官黃皓專權亂政，結黨營私。朝政腐敗，百姓疲憊，以致“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國勢如此衰微，姜維還只憑一廂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這樣，蜀漢最先滅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魏國本是三國中疆域最廣，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一方，最具統一天下的可能。由于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斗爭，其軍政大權已經完全操縱在司馬氏集團手里，魏主形同虛設。滅蜀之后，司馬昭進封晉王，威權更甚;在他死后，其子司馬炎立即重操當年曹丕“受禪”的故伎，把曹氏的魏國變成了司馬氏的晉朝。這實際上是為西晉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吳國疆域廣大，國力不弱，但蜀漢既亡，吳國勢不能獨存。恰在這時，吳主孫休病逝，孫皓嗣位，他驕奢淫逸，窮兇極惡;濫殺大臣，大興土木;全國人口不過二百幾十萬，而他的后宮竟達五千余人! 他在位的十六年間，吳國迅速衰落，將士離心，百姓嗟怨，而他依舊倒行逆施，怎能不導致國亡身虜的下場?

應該說，“三分歸晉”對于三國衰亡的原因表現得不夠深刻，敘述也過于匆忙，但由于作者抓住了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和主要趨勢，整個單元仍然有如大江東去，表現出恢宏的氣勢。

(二)著重描寫了蜀漢的滅亡。

“三分歸晉”在全書占了五回半篇幅，其中寫魏晉禪代只用了半回，寫西晉滅吳只用了一回，而寫蜀漢之亡則整整四回。這種安排，與全書以劉蜀集團為中心的總體構思是一致的。作者不僅敘述了魏國伐蜀的戰略部署和鐘會、鄧艾的進兵步驟，而且懷著贊許的激情，描寫了盧遜、傅僉、諸葛瞻父子等蜀漢將領的頑強抵抗，描寫了姜維忍辱負重，精心籌劃，力圖復國的悲壯歷程，從而把蜀漢之亡寫得跌宕起伏，給人以蕩氣回腸之感。

(三)道德評判與歷史評價的交錯融合。

羅貫中不愧為古代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在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他不斷地進行歷史和道德的雙重評判：他的歷史評判，以向往國家統一為政治理想;他的道德評判，則以“忠義”為準則。他力圖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凡是有利于國家統一和進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許;凡是符合他的“忠義”觀的，他就贊美，就歌頌。反之，則予以貶斥和否定。他既沒有把歷史道德化而隨意抹煞某些人物的歷史功績，又沒有忘記文學藝術追求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的使命。盡管他的評判標準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但他既重視歷史發展的方向，又堅持中華民族品評人物時“尚德”的歷史傳統，卻是難能可貴的，這正是《三國演義》在思想內容上達到相當的高度和深度的根本原因。在“三分歸晉”這一單元里，我們也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

在“三分歸晉”中，羅貫中把尊崇敬佩之情主要獻給了蜀漢的“忠義”之士。對于寧死不屈的傅僉，斥夫自縊的馬邈之妻李氏，英勇捐軀的諸葛瞻父子，以身殉國的北地王劉諶，復國不成自刎身亡的姜維，都一掬同情之淚，但是，他并沒有把蜀漢之亡寫得一片凄凄慘慘戚戚，當后主劉禪向鄧艾投降時，《演義》寫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這里沒有亡國的深哀巨慟，有的卻是對統一事業的擁護。對率兵滅蜀的鄧艾，他則賦詩贊美道：“五丁破路應難及，三國論功合讓先。”(按： 毛本及通行整理本無此詩)。由此可見，羅貫中并沒有因為“尊劉”而曲解歷史。

反過來，羅貫中對于司馬昭、司馬炎父子頗為反感，對他們的殘忍、奸詐時時予以貶斥;然而，對于他們完成統一大業之功，羅貫中卻予以充分的肯定。當司馬炎逼迫魏主曹奐“禪讓”時，《演義》寫道：“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按：毛本及通行整理本無此句)在廣大人民心目中，國君姓什么是無關緊要的，國家的統一與安寧卻是至為重要的。當寫到吳國最后滅亡時，情景同樣是“吳人安堵”。盡管西晉統一只是短暫的，但這種統一比起三國鼎立的局面來，畢竟又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因此，羅貫中欣喜地寫道：“自此三國歸于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這也體現了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判的有機融合。

(四)人物形象鮮明生動。

“三分歸晉”這一單元時間跨度較大，重在敘述魏、蜀、吳三國先后滅亡的結局，沒有貫串整個單元的中心人物;然而，在尖銳激烈而又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中，不少人物的形象仍然刻畫得相當生動，給人留下了鮮明的印象。如司馬昭的專權猜忌、老謀深算，鄧艾的出奇制勝、恃功而驕，鐘會的足智多謀、擅作威福，姜維的心雄膽大、堅韌不拔，劉禪的昏聵無能、茍且偷生，羊祜的深謀遠慮、儒雅瀟灑，孫皓的荒淫無道、暴虐兇殘等等，都各具特色。

在描寫人物時，作者善于選擇和提煉富有典型意義的細節。這里隨手拈出兩個例子：例一，當司馬昭命鐘會率大軍伐蜀時，西曹掾邵悌擔心鐘會“志大心高”，不可獨掌大權，司馬昭卻說：“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也;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鐘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破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簡短的分析，完全預見到形勢的發展，表現了司馬昭洞觀全局的非凡的政治家才能;明知鐘會有野心，卻要利用他滅蜀，又揭示了司馬昭的城府之深、機心之險。例二，當劉禪作為亡國之君來到洛陽，司馬昭設宴款待，故意問他：“頗思蜀否?”劉禪竟答曰：“此間樂，不思蜀也。”舊臣郤正為了使他有機會歸蜀，利用更衣之時教他，若司馬昭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果然，司馬昭再次問他，他也照卻正之言回答了，但卻“欲哭無淚”，只好閉上眼睛;老奸巨猾的司馬昭一語點破：“何乃是卻正語耶?”嚇得他連忙“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寥寥數語，把劉禪的毫無血性寫得活靈活現。

與其他情節單元相比，“三分歸晉”本身的藝術成就不算很高。然而，作為全書的收束，它卻保證了《三國演義》在藝術上的完整性。讀罷這一單元，吟詠那篇總括全書的《古風》(按：其最末一句，嘉靖本作“一統乾坤歸晉朝”，毛本改為“后人憑吊空牢騷”，意味殊弱)，那一幕幕風云變幻的情節又在眼前閃現，就像一首氣勢磅礴的交響樂，久久地震撼著我們的心靈，給我們帶來無窮的韻味，無盡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