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魏延》解說與賞析

魏延是蜀漢屈指可數的著名戰將之一，為蜀漢政權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劉備取西川，魏延與黃忠同為前部先鋒，立下了汗馬功勞。諸葛亮南征孟獲，魏延與趙云同為大將，總督軍馬，并任前部先鋒，很好地執行了諸葛亮的“攻心為上”的戰略思想。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或為前部先鋒，或為前督部，始終處在戰爭第一線的關鍵位置。無論是劉備，還是諸葛亮，在部署兵力時，常常把魏延安排在重要崗位，委派他去完成一般將領無力承擔的任務。取東川之時，張飛攻張郃不下，劉備派魏延去助戰，因為其他將領難以抵抗張郃。街亭之戰，諸葛亮本來已派高翔去列柳城駐扎，以救街亭之危。但考慮到“高翔并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于是特派魏延前往。在斜谷口，魏延大敗曹操，一箭射落曹操兩顆門牙;在上方谷，魏延誘敵深入，司馬懿父子險些送命;在渭河邊，三合斬殺魏軍先鋒曹遵;在陳倉道，單騎砍死“英雄無敵”的魏將王雙。凡此種種，都可證實魏延不愧為蜀漢的一員虎將。

魏延不僅有超過常人的武勇，還有為一般將領所缺少的智謀。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曾向諸葛亮獻策：“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盡管諸葛亮并沒接受魏延的建議，但魏延之策并非毫無價值。司馬懿便對張郃說過：“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確有一定的戰略眼光。

魏延的智勇曾受到劉備的賞識。劉備自領益州牧后，封魏延為揚威將軍，與關羽、張飛、趙云、黃忠、馬超同列，名在馬超之前。劉備進位漢中王還治成都時，選派魏延為漢中太守，總督前線兵馬，以抵御北方曹魏的威脅。據史書記載，當時輿論都以為如此重任非張飛莫當，張飛也自以為屬己，但劉備卻挑選了魏延，使全軍皆驚。《三國演義》雖沒采用這一情節突出魏延，卻如實反映了劉備信任魏延委以重任的基本史實。后來劉備為報關羽之仇，領兵伐吳，仍然把守衛漢中抵抗魏軍的重任交給魏延，只增派馬超和馬岱予以協助。諸葛亮也同樣承認魏延的智勇，并注意發揮他的作用。無論是南征孟獲，還是北伐曹魏，諸葛亮都把魏延作為蜀方主將使用。一次，諸葛亮準備伏擊司馬懿，便在祁山寨中召集諸將商量：“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說完，“以目視魏延”。雖然由于魏延沒有請戰而改派了別將，但在諸葛亮心目中，魏延的智勇無疑是超過諸將的(當時蜀方五虎大將均已去世)。

然而，這個智勇雙全的人物，并沒有正確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為蜀漢的強盛作出更大的貢獻，卻因反叛而伏誅，玷污了自己的聲譽。魏延的一生，給人們留下深刻的教訓。

魏延的悲劇結局，既有外部原因，即魏延生活環境的影響，也有內部原因，即魏延自己的性格缺陷。就外因而言，主要是沒有取得諸葛亮的信任。在以等級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不能取得上級信任也就表明了他的地位并不穩固，其敗亡遲早總會發生。就內因而言，主要是他缺少忠誠和過于自信。缺少忠誠就不能取信于人，容易引起人們的懷疑;過于自信就不能正確對待自己，也不能正確對待別人，容易激化與他人的矛盾。當然，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魏延的悲劇主要應由他本人負責。

魏延本是義陽人，在本郡襄陽危難之時，他發動叛亂砍死襄陽城守門將士，開門迎接劉備，但劉備不愿入城。后來因追趕劉備不及，魏延只得投奔長沙太守韓玄。在關羽攻打長沙時，他又殺死韓玄，引百姓出城投拜關羽。魏延的這些表現，都可謂不忠不義。所以當關羽引魏延來見諸葛亮時，諸葛亮對于有功于劉備集團的魏延不僅不予嘉獎，反而喝令刀斧手推下斬首。在諸葛亮看來：“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諸葛亮確認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正是基于上述事實。可以說，魏延從投入劉備集團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諸葛亮的懷疑。這種懷疑的產生，魏延自己應負主要責任。

當然，在那個群雄逐鹿的時代，良將擇主而事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蜀方將領中大多數是拋棄舊主投奔而來的，諸葛亮對他們也大都以禮相待，何以獨對魏延心存芥蒂，不予信任呢?究其原因，主要出自魏延的性格。魏延自視甚高，目中無人，不聽指揮，常懷怨望，這便迫使諸葛亮不得不對他時時提防，而其他將領也因此與他隔膜疏遠。在這種情況下，功勞越高，人們對他的懷疑也就越大，他給自己挖掘的墳墓也就越深。魏延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為自己的性格所趨使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魏延雖然頗有智謀，但自以為是使他常犯錯誤。取西川攻雒城時，他為了與黃忠爭功，違反軍師龐統要他攻打鄧賢寨的軍令，自作主張先打本由黃忠負責的冷苞寨，結果大敗，險些喪命。諸葛亮出師北伐，魏延提出的經子午谷偷襲長安的建議未被采納，他一直耿耿于懷，以致后來在進軍祁山途中慫恿陳式違背諸葛亮指令冒險進入箕谷，損失數千人馬。諸葛亮雖因北伐需借其勇而沒有殺他，但卻進一步加深了對“魏延素有反相，……久后必生患害”的認識，這種認識無疑對朝廷大臣和蜀方高級將領產生影響。正因為魏延“恃功務高”，不肯下人，連對諸葛亮也有幾分不服，所以諸葛亮逝世后，他不能接受長史楊儀的指揮，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楊儀利用諸葛亮的影響和已經形成的輿論力量來鏟除魏延，自然順理成章。當尚書費祎到魏延寨中傳達楊儀退軍命令并要魏延斷后，魏延毫不掩飾自己對諸葛亮的抱怨和對楊儀的蔑視。他說：“丞相雖亡，吾今現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又說：“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 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后!”在諸葛亮逝世國內局勢未穩的情況下，堅持繼續北伐顯然是不明智的，以職位之高而拒絕接受統一指揮更是極大的錯誤。魏延的如此表現是他的性格的邏輯發展。這種發展不僅為諸葛亮所料定，也為朝廷大臣們所料定。所以在魏延與楊儀分別上表攻擊對方反叛時，朝廷無人替魏延講話。不僅吳太后不相信魏延的表奏，蔣琬、董允等大臣也都一致認為反叛者只能是魏延而不會是楊儀，蔣琬甚至說：“臣愿將全家良賤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而在魏延身邊，諸葛亮早已埋下了馬岱這顆定時炸彈。種種跡象表明，不管魏延是否真想謀反，他的謀反已經“命中注定”。這是很耐人尋味的。是啊，如果魏延不反，諸葛亮去世以后，誰又能夠駕馭魏延呢?這樣看來，魏延的滅亡就不完全是咎由自取，而是有更為深層的原因了。

平心而論，魏延并沒真想反叛蜀漢，主要是不服楊儀統轄，他沒有帶領部隊投奔司馬懿而是上表朝廷攻擊楊儀，便很能說明問題。而楊儀“稟性過急，不能容物”，也是加深與魏延矛盾的重要原因。楊儀后來因怨望朝廷被貶為庶民而羞慚自刎，為我們認識楊、魏矛盾提供了一種參照。然而，無論魏延有何種理由，在諸葛亮逝世后迫切需要上下一心團結對敵以穩定蜀漢政權的形勢下，魏延公然制造分裂的行為是不能容忍的，他的被殺也是罪有應得。不過，魏延的悲劇又暴露出封建政治制度的嚴重弊端。由于決策的不民主，由于接班人的選拔取決于長官意志，而缺少必要的選拔制度和群眾監督，由于個人升陟降黜沒有公開和平等的原則做保證，這樣就把本來可以通過正當程序解決的內部矛盾轉化為外部矛盾，從而加深了內在危機。蜀漢通過斬殺魏延解決了自己的一次政治危機，但它是通過削弱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的。這是多么沉痛的歷史教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