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連城》解說與賞析

《連城》是《聊齋志異》描寫愛情的優秀篇章之一。這篇小說突破了“一見鐘情”、“郎才女貌”、“男女歡戀”的舊有框架，把愛情建立在互為“知己”的基礎上，熱情歌頌男女主人公為情而死，為情而生，傾心相愛，生死不渝的堅貞愛情，抨擊了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制度。其思想的深刻和藝術的圓熟，都令人嘆賞。

委曲動人的情節是這篇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征詩擇婿、割肉療疾、殉情冥追、還魂自盡……，故事情節委曲復雜，引人入勝，令人泣下。通過幾經反復、曲折，出生入死，把一對傾心相愛，為情而死、為情而生的青年男女寫得十分動人，使讀者為之感動不已。喬生對愛情的熱烈、深沉、執著追求和不惜犧牲的精神品格被寫得酣暢飽滿、淋漓盡致，同時又層次分明地寫出了連城性格的發展：由既追求愛情又不敢違背封建禮教，到在冥間先結夫妻、還陽后以死抗爭，從而使一個血肉豐滿、真實感人的“大家”出身的鐘情少女活現紙上。生動的情節造成了生動的人物，情節引人入勝，人物栩栩如生，事與人相互輝映，達到了人物與情節的高度藝術統一。

在這篇小說里，情節不僅是作品的內容，而且是刻劃人物、表現主題的主要藝術手段。每一個重要情節同時牽動幾個人，使其表現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征詩擇婿這一情節里，史孝廉的愛女與貪利、連城的愛才與對愛情的追求、喬生的過人才學與重知遇之感，都各自表現了出來。割肉療疾的情節更具表現力。在這一重要情節里，不僅喬生的性格表現得充分、突出，其他幾人的性格也得到了相當突出的展示。喬生的割肉和怒斥表現了他對連城真摯深沉的愛、自我犧牲精神和斗爭的勇敢堅決。王化成的見死不救還嘲笑岳丈、連城愈后又仗勢爭奪，暴露了他的無情、自私、占有欲強烈的商人市儈本性。史孝廉在王化成面前的退讓和以金錢賠償喬生，顯示出他的軟弱與迂腐。連城無可奈何地“托媼慰諭”，反映了她既愛喬生、不滿包辦婚姻，但又受封建禮教束縛、缺乏強烈反抗精神的“大家閨秀”的性格特征。在一個情節里，將喬與王、史、連城的性格作了不同的對比，使各自的性格特征分外鮮明，從而塑造出幾個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中國古代短篇小說的發展，經歷了由敘述故事為主，到以刻劃人物為中心的轉變。如果說唐傳奇是以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為主要特色，多為“一人一事紆徐委備，詳其始末……”(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的故事體小說的話，《聊齋》則多在完整的故事的基礎上精心刻劃人物性格，塑造了更為鮮明、生動、復雜、完滿的藝術形象。雖不乏紆徐委曲、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故事情節，但其意不在“作意好奇”、以事引人，而在以事感人，在曲折復雜的情節中展示、充實、發展人物的思想性格，是以刻劃人物為中心，以人物形象感動讀者，小說的審美功能主要體現于人物形象的藝術感染力。《連城》就是這樣，其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就在于以委曲生動的情節塑造出喬生、連城這對感人至深的有情人形象。

這篇小說的創作是以刻劃人物性格為中心的，從人物性格出發來組織材料、安排結構。為了刻劃人物的需要，作者打破小說情節按故事時序發展的慣例，在小說開頭先寫了喬生的兩件事。一是喬生與顧生友善，顧生逝后常周濟其妻、子。二是前縣令器重喬生文才，縣令死在任所，遺屬困在異鄉，喬生變賣家產護送縣令靈柩和家眷回老家，往返兩千余里。第一件事尚為喬在冥間得顧生相助留一伏筆。第二件事則與后面所寫愛情故事的情節毫無關系。作者為什么放在作品開頭來寫呢?是從人物性格刻劃出發，一開始就寫出喬生重知遇之感。而他之所以重“知己”，是因為“少負才名”，“年二十余，猶偃蹇”。因為懷才不遇，有志不得伸展，所以對器重、賞識他的“知己”，就能傾心相報。這樣，一開始就寫出了重知遇之感是喬生最根本的性格特征。這樣就揭示出喬生對連城傾心追求，以死相報的原因，揭示了喬生在愛情上重知己的基礎是人際交往中“士為知己者死”的道德觀。這樣，前兩件事與后面的情節便在人物思想性格的內在聯系上貫通起來了。

喬生由于懷才不遇而尤重知遇之感，當連城“贈金以助燈火”時，便在知遇之感的基礎上產生強烈的愛情：“傾懷結想，如饑思啖。” 及至割肉療疾、殉情而死、魂追冥間，都是“聊以報知己耳”、“‘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所以馮鎮巒指出： “知己是一篇眼目。”(《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第363頁)這種知己之感是喬年生生死死、傾心相愛的情的核心，正如何守奇所評：“連城愛文士，喬年重知己，乃可死死生生。” (同上書第367頁)這種知己之感已經剔除了荊軻、魯仲連式的作為工具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內涵，而變為對懷才者無路的社會現實的不滿之情。這種建立在雙方相互了解、傾慕的知己之感之上的真誠相愛，是對“父母之命”、“門當戶對”、“以貌取人”等婚姻觀念的否定，大大升華了《連城》愛情的思想境界。因而《連城》所謳歌的這種以不滿現實的知己之感為內涵的愛情就超越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的道德觀念，而具有了批判黑暗現實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新的時代氣息。

作品通過喬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幾經磨難的曲折情節，著力渲染他們傾心相愛的真摯熱烈的感情。這樣的描寫，明顯受到了湯顯祖《牡丹亭》的影響。所以王漁洋指出：“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后，復有此人。”馮鎮巒說：“《牡丹亭》麗娘復生，柳生未死也，此固勝之。”(同上書第367頁)湯顯祖塑造的杜麗娘形象充分顯示了人的“真情至性”的動人力量，給予扼殺人性的封建禮教和宋明理學狠狠一擊。湯顯祖在 《牡丹亭·題詞》中熱情贊頌：“如杜麗娘者，乃可謂有情人耳。情不知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連城》的寫作可以說正是貫穿了湯顯祖這一題旨的精神，通過喬生連城為情而死、為情而生的反復磨難，寫出了真摯愛情之動人、之偉大，有力地鞭撻了黑暗現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湯顯祖說“情不知之所起”，麗娘的情起于懷春夢梅，尚且縹緲。喬連之情則起于實在的知己之感，更為情深，且二人均歷經死生反復，比之 《牡丹亭》，確實“此固勝之”。應當說，《連城》繼承了《牡丹亭》以情反理的精神，且更為深刻切實。曲折動人的情節使知己之感與一往情深契合無間，大大深化了作品主題，使 《連城》放射出明清民主新思想的耀眼光輝。惜賓娘作妾一筆畫蛇添足，泄漏出作者頭腦中同情蓄妾的落后觀念。

為了充分顯示情的力量，作者運用了浪漫主義手法。割肉療疾這一幻想的情節使喬生對連城的一片赤誠和癡情得到充分的藝術表現; 魂追冥間更是表現了喬生對連城生死相隨的一腔深情; 連城的“先以鬼報”反襯出陽世的殘酷壓制、男女不能自由結合，是對摧殘青年、扼殺愛情的封建禮教的強烈控訴。這些浪漫主義的描寫把主人公傾心相愛的深情寫得如火如荼、酣暢淋漓，有力地突出了人物性格和作品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