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高俅發跡》解說與賞析

高俅這個人物不僅有其自身的典型意義，而且對于《水滸傳》全書所要描寫的典型環境、情節結構和主題思想，皆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

高俅是個什么樣的人物?作品介紹他是“一個流浪破落戶子弟”，從小就不學正道，不務正業，是個“只在東京城里城外幫閑”——受官僚富豪豢養，幫共消閑作東的無賴，“每日三瓦四舍，風花雪月”中鬼混的流氓，是個毫不懂“仁、義、禮、智、信、行、忠、良”的小人。因踢得一腳好氣毬，京師人順口叫他“高毬”，后來發跡，便把“毬”字“毛”旁去掉，添作立人，叫作“高俅”。漢字毛旁寫作“犭”，屬于“犬”部，也就是說“后來發跡”才使他由犬變人，實則是衣冠禽獸。對于這樣一個為人所不齒的敗類，連他的父親都不能容他，要去開封府里告他的狀。“東京城里人民更不容許他在家宿食”，如同他身上散發著瘟疫病毒一樣，人人都怕受他的傳染。就是這樣一個為人們所唾棄的家伙，卻被哲宗皇帝的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小王都太尉收留“在府內做個親隨”，并因此使高俅有機會跟他的小舅端王——后來的宋徽宗皇帝接近，被宋徽宗所看中和重用。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也就是成為軍隊的總指揮。

作者不只是把揭露批判的矛頭指向宋徽宗，而且指向整個封建社會的腐朽統治。如果說高俅得到徽宗的提拔重用，主要是揭露了封建最高統治者昏庸的話，那么高俅發跡上任之后，立即迫使“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出走延安府，就進一步揭示出由于昏君的不善用人，而必然造成奸臣當道，朝廷政治腐敗，忠臣良將遭受排擠、迫害。高俅到任第一天點名，就借口王進半月前患病未痊，未來參拜，而“隨即著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因先時高俅曾學使棒，被王進的父親王升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便恣意對王進實行報復。在王進抱病參見高俅時，他一見面迫不及待地就查問：“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升的兒子?”又“喝道：‘這廝，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么武藝?前官沒眼，著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 你把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閑快樂!”他自己是個游手好閑的浮浪子弟，根本不懂什么武藝，但他卻有臉譏笑和斥責王進“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么武藝?”他自己是托宋徽宗的勢爬上殿帥府太尉的寶座的，而他卻斥責王進“你托誰的勢要?”如同金圣嘆在這段話后面的批語所指出的，這是“句句罵王進，句句映高俅，妙絕!”李卓吾的眉批也指出：“小人開口便是托勢，因自家慣托勢之故也。”高俅已“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只因“眾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以“今日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才免遭此刑。但已使王進清楚地認識到：“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 “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著”，只有私逃到“延安府去和經略相公鎮守邊庭”，安身立命。母子被迫外逃，在路上一月有余，由于鞍馬勞累，老母心痛病發，暫住在史太公莊上。史太公的兒子史進習學武藝，王進要教他，他起先還瞧不起王進，經過實際較量，終于使他拜王進為師，“每日求王進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作者說這是“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頑劣拜先生”。這段描寫，顯然也是對高俅說王進“你省的甚么武藝”的駁斥。王進確有十八般武藝，般般高明，而腐敗的封建朝廷卻硬要逼他逃命，使他的武藝得以傳給史進，而史進后來又成為梁山的水滸英雄一○八將之一。用作者的話來說，這叫“彼處得賢，此間失重。若驅若引，可惜可痛”。作者寫王進故事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揭露受宋徽宗重用的小人高俅如何狠毒地迫害賢良。如作者所說：“只為衣冠無義俠，遂令草澤見奇雄。”

由揭露一個高俅來進一步揭示出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昏庸、封建朝政的腐朽，為水滸英雄的武裝反抗政府，描繪出一幅“亂自上作”、“逼上梁山”的典型社會環境，這正是《水滸傳》在思想上的深刻之處和在藝術上的高超之處。

這只要把《水滸傳》和被魯迅稱之為“《水滸》之先聲”(《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被鄭振鐸稱之為“最初的《水滸》雛形” (《水滸傳的演化》)的《大宋宣和遺事》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高下。《宣和遺事》所寫的三十六位英雄先后分做五批上梁山，究其造反的原因，不外乎都是屬于“亂自下生”。

從《大宋宣和遺事》所描寫的這五批人上山造反的原因來看，都是屬于個人的過失，都未提到宋徽宗皇帝昏庸、高俅等奸臣陷害的問題。

《水滸傳》作者在這個“雛形”的基礎上，吸取其他有關水滸的傳說、話本和戲曲等材料，對水滸英雄之所以上梁山造反的原因作了根本的改造和加工，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改“亂自下生”為“亂自上作”。如林沖受高俅的政治陷害，必欲置他于死地，終于把本來安分守己、甚至逆來順受的林沖逼上了梁山。而這在《大宋宣和遺事》和《水滸傳》以前的任何有關水滸的故事中都是從未提到過的。《水滸傳》寫高俅其人，似取材于宋代王明清的《揮麈后錄》，其中寫到高俅僅僅因為會踢毬，就成為端王的親信。端王登上皇帝寶座后，便“優寵之”，加以提拔重用。這段情節跟《水滸傳》的描寫是一致的。但是《揮麈后錄》只字沒有提到高俅迫害王進、林沖等人，《水滸傳》作者卻把他寫成是個迫害王進、林沖等人的罪魁，并通過徽宗皇帝對這個潑皮無賴的賞識、重用，以及高俅的倚官仗勢，利用職權陷害好人，這就給水滸英雄描繪了一個“亂自上作”、“逼上梁山”的社會典型環境。它說明統治階級內部人物的反叛和被壓迫階級的犯上作亂，都是由于反動統治階級自身的腐敗造成的，高俅發跡和他的倒行逆施，就是個典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