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李紈》解說與賞析

《紅樓夢》里寫了一個王熙鳳，又寫了一個李紈。她們都是榮國府里的年輕媳婦，又是妯娌，可二人的稟賦、氣質、性格、志趣和人生道路卻截然相反，形成對照。恩格斯曾說：“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 (《致斐·拉薩爾》) 這是小說家在描繪人物畫廊時常用的一種手法，曹雪芹也不例外。

李紈，字宮裁，原是金陵名宦、國子監祭酒李守中之女，金陵“十二金釵”之一。李守中是一個正統文人，李紈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女子。她受父親“女子無才便有德”的傳統思想熏陶，自幼讀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等書，唯以賢女作為楷模。這種家庭教育，無疑對她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倫理道德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后來，嫁到賈府，配與賈珠為妻，不幸青春喪偶，從此處于膏粱錦繡之中，卻竟如槁木死灰一般，惟知侍親養子，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舊中國婦女所受到的那種“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精神枷鎖，在李紈身上得到最完備最徹底的體現。

但是，李紈畢竟是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封建淑女，她的行為雖然受儒家的封建禮教的制約，而內心深處卻又有道家思想的投影，儒道交融，成為她處世為人的準則。她清靜幽嫻，潔身自好，有一種超然物外的高致。最能表現她的性格的是，大觀園住進賈府里哥兒姐兒時，李紈分住在具有農家風光的稻香村。后來，秋爽齋結社吟詩，大家都起雅號，李紈搶著說：“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是的，在花團錦簇般的大觀園內，只有李紈自甘寂寞，自處于無聞無見、無爭無求的“老農”地位，這樣促使她安身立命，沒有參與王熙鳳那樣侵吞盤剝、藏污納垢的勾當，也沒有由此引起的麻煩和煩惱。按理說，青年守寡，難免怨天尤人，愁腸百結，但李紈卻始終怡然自得，寵辱不驚，并沒有“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之態，這也是她善于自我超脫的高明之處。賈寶玉生辰那天晚上，怡紅院“群芳開夜宴”，李紈抽到的是梅花簽，上面寫著“霜曉寒姿”，并系宋代王淇詠梅詩句：“竹籬茅舍自甘心”。拿高潔的堅貞的梅花來比擬李紈，也是對她的一種贊譽。

李紈的另一個特點是性格溫順，待人謙和。賈府里人口眾多，矛盾錯綜復雜，最難辦的是處理人際關系。由于李紈身為寡婦，不問家政，也造就她不卷入大觀園里爭權奪利、勾心斗角的漩渦，沒有王熙鳳飛揚跋扈、四面樹敵的弊端，而有較好的人緣。在賈母、王夫人等長輩面前，她謹慎小心，是一個恪守婦道的典范;在小叔小姑面前，她又能和睦相處，不失“大嫂子”的身份。大觀園里吟詩行樂，都有她的份，而且被推舉為詩社社長，評定甲乙，令出必行，贏得眾人對她的尊敬。王熙鳳患病期間，李紈與探春、寶釵受命代理家政，探春奉行的是法家路線，力主興利除弊;寶釵奉行的是儒家路線，講究重義輕利;而李紈奉行的卻是道家路線，只是按例而行，不多事逞才。雖然政見各異，但多數情況下，李紈總是以退讓求得內部協調，一起共事。李紈有“大菩薩”的渾名，對下人有時候“失之太寬”。但不能認為她完全是不分是非，不臧否人物的“糊涂人”。就她內心而言，仍有自己的好惡標準，有正義感。有一次，鳳姐潑醋，平兒受冤挨打。李紈連笑帶挖苦地說：“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的出手來! 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里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抱不平兒。”你“給平兒拾鞋也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兒才是。”可見李紈對鳳姐仗勢弄權、胡作非為的行徑一直是心明眼亮的。黛玉臨終時，別人都趨炎附勢，忙著辦寶玉寶釵的婚事，也唯有李紈和平兒能真心憐惜她的孤苦，趕去看視她，為她處理一些身后之事，這都說明李紈心地善良，愛憎分明，只是不外露而已。

李紈的結局如何? 《紅樓夢》里沒有明文表述，根據第5回的判詞和《紅樓夢曲》的推測，在賈府大難臨頭、一敗涂地時，她一定也是不改初衷，經受得起歲月的熬煎，繼續克勤克儉，課子讀書。直到賈蘭高中，她自己誥命加身時，卻“昏慘慘黃泉路近”，隨即死去，終結了“夢里功名”，“虛名兒與后人欽敬”的一生。

世界上任何事物，總是正面和負面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李紈與王熙鳳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她們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如果要對李紈的品性進行指責的話，主要的問題應是缺乏積極進取精神，不會抗爭。但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賈府里的具體情況，我們實在也不宜對這個年青寡婦過于苛求。曹雪芹在塑造這一藝術形象時，也充滿了矛盾復雜的心情，他贊美她的德行和操守，同時又對她的凄涼的遭遇和不幸的命運寄予深深的同情。盡管書的結尾可能要給她一些“亮色”，仍不免把她歸入“薄命司”。中國封建社會為婦女規定了一個“賢母良妻”的標準模式，她們確實是家庭中和諧與穩定的因素，也許至今仍受到廣泛的贊許。但應該看到，這種“賢母良妻”是以犧牲婦女的一切權利為代價的，李紈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