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卻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吩咐小廝們抬出燈來，收拾揩抹干凈，大廳、卷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興買下鮮果、晚夕上壽的東西，叫了小優。這潘金蓮早晨打扮出來，花妝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著高凳在那里掛燈——拿三大盞珠子吊掛燈，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們在這里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吩咐下俺們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們與娘磕頭，娘一定賞俺們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耶！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們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例兒扯兒的拿不牢掉將下來。前日年里為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不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唬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聲兒，樹的影兒，我怎么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煙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乞我說了兩句： ‘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么話？一個伙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么話，檀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畫一道兒，只怕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聽人說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千來個！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閑著！賊囚根子們，別要說嘴！打伙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們好圖瑰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不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里去，娘也少聽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夠，要歹登時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聽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著，家中大小，沒曾惡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里討茶吃？莫不都養著，倒沒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著個靶子，像是半頭磚兒也似的，把那水濟濟眼擠著，七八拿杓兒舀。好個怪淫婦！他便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

正說著，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著，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里，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后邊，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賬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抬轎子的催著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盡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丑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赒辦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個錢兒與你？你看著，睜著眼在這里，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著在這里！今后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關王賣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聲顙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球兒面前光，卻不知里面受凄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坐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后邊請陪大妗子吃飯，才起來往后邊去了。

【賞析】

一般來說，中國古代小說的主要任務是講述故事。而在《金瓶梅》之前，無論是講說歷史故事的《三國志演義》、講述英雄傳奇的《水滸傳》，還是無中生有地描述詼諧有趣的仙佛神魔的《西游記》，都講究故事情節大開大闔的驚心動魄和波瀾起伏。而在對故事情節刻意追求的同時，刻畫人物，塑造形象，而且不乏精彩。與它們不同的是，《金瓶梅》的故事演化場景基本上圍繞著西門慶一家，其所描寫，大多是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瑣屑零碎，雖然其情節仍然精彩紛呈，但畢竟迥異于上述小說的粗線條的開闊和大時空的跨越。而它所關注的，也由王公將相、英雄豪杰或仙道神佛下降到市井百姓、俚俗人物，成為第一部為小人物立傳的文人小說。在這樣做的同時，形成了《金瓶梅》對中國古代小說敘述模式的突破——那就是把小說敘述的中心，從對故事情節的刻意追求，自覺向刻畫人物、凸顯人物性格和命運轉變。更難得的是，它還著力寫出人物豐富的側面，以及性格形成的社會環境，這就使這部小說具有了更廣闊的社會意義。我們看本段描寫中，作者以不長的篇幅對潘金蓮所做的集中描繪，目的就是要從不同的側面刻畫、豐富這個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從而使他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成為生動的、真實的和現實的、獨特的“這一個”。

在這部小說的長期流傳過程中，潘金蓮已經成為“淫”、“妒”和“毒”的代表，幾乎成為一切女性應具備美德的反面典型。但小說家卻并沒有先入為主地把她的性格定型，然后層層深入地加強這種印象，而是多層次、多角度地如實再現了這個人物的性格成長過程和豐富側面，甚至多次嘗試觸及這個人物的心理深處。如此深刻的描寫，完全不是靠著情節的劇烈沖突或者匪夷所思的戲劇效果，而如本段的描寫一樣，大多是通過人物對話，巧妙地安排了一個個表面上獨立的事件，并一一揭示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

本段故事的發生，是在潘金蓮生日的前一天。在西門宅內一派熱火朝天的忙碌氣氛中，她心情愉快地看著玳安和琴童為她的生日宴會掛“珠子吊掛燈”，很難得地笑著跟他倆聊起了天。看潘金蓮的心情大好，琴童膽子也大了起來，半帶討好半帶玩笑地要討潘金蓮的賞，不料潘金蓮卻連玩笑話里也不給小廝們什么承諾：“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讓琴童直抱怨她“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第六十四回，玳安曾經給傅伙計介紹家里的情況：“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里。”兩處相似的語言，正印證著潘金蓮對小廝下人們的一貫無情和苛刻。

琴童討賞不成，反倒讓潘金蓮把她上次躲過西門慶一頓毒打的話頭提了起來。那是在上一回，西門慶與賁四嫂偷情時，正巧崔本帶貨物回來，琴童急切間找不到西門慶，滿院里亂嚷“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正叫著，卻不防西門慶完事后從賁四嫂家里出來。一眾小廝都嚇得替琴童捏一把汗，以為他這頓毒打必不可免了。不料西門慶一是因為偷情心虛，二來又因事務繁多，居然放過了這琴童，于是大家就笑他“不知有多少造化”。這事發生時，潘金蓮本不在場，此時卻一口說出。玳安心中有鬼，不禁心下惴惴：“娘也不打聽，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其實玳安何嘗不知道潘金蓮“聽籬查壁”的功夫之深厚？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無論西門慶與李瓶兒還是宋惠蓮、王六兒，以至現在的賁四嫂，還包括書童與玉簫，但凡她的身邊有奸情、丑事，最早發覺的，往往就是潘金蓮。孫雪娥說她連走路都是“他單為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氈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腳步兒響”(第七十五回)！原來她被崇禎本批評者贊為“俏俏冥冥”的優雅腳步，卻大半是為了探聽他人消息！

說到這里，潘金蓮一發不可收，把賁四嫂的奸情，以及玳安為賁四嫂安排的計策連鍋端了出來。玳安不僅是這件丑事的唯一知情人，而且他本人與賁四嫂也有奸情，因此這小廝唯恐被潘金蓮越鬧越大，雖然大家彼此都已心知肚明，但他仍賭咒發誓地矢口否認，一篇妙語，實在可與潘金蓮有得一比。日后成為“西門小員外”，當也不是浪得其名。

正當兩人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不想天假其便，潘金蓮的母親潘姥姥坐著轎子來為女兒慶祝生日，玳安也趁機躲過一劫，避免了潘金蓮的繼續追問。而接下來潘金蓮與她母親的沖突，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女人與眾不同的另外一面。

《金瓶梅》里的人物，大都“酒、色、財、氣”俱全，而潘金蓮雖以“淫”而千古遺臭，但我們對于她在“財”之一字上的表現，則未必可以做過多的指責。

在西門慶的眾妻妾中，潘金蓮可謂是最為寒酸的。雖然潘姥姥在跟如意們投訴她這個不孝的女兒時，說從小送她進女學，似乎家境還說得過去，但實際上我們從小說一開始就知道，她是出生在一個窮裁縫家，從小就被賣到王招宣府中——四天之后，林太太來西門慶家賞燈時，也同樣提到這段往事。可見，如果不是潘姥姥無意中記錯，就是因女兒的“不孝”而有意極力丑化她。我們也還記得，潘金蓮最初跟西門慶偷情時，送給西門慶的生日禮物，不過是“一雙玄色緞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緞子護膝；一條紗綠潞、永祥云嵌八寶水光絹里兒、紫線帶兒、里面裝著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钑著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并頭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第八回)這份禮物，除了潘金蓮的聰明靈巧、才智情思之外，論起材質來，卻實在值不了多少銀子。這從一個側面，也顯示了她的貧寒。作為“再醮”而嫁入西門府的幾個小妾，孟玉樓、李瓶兒都是“帶了一份好錢”來，她們的受寵，與此也極有關系。而潘金蓮則除了自己的色相和機靈之外，身無長物。第四十六回的皮襖事件，就明白地宣示著她的尷尬： 西門慶的六個妻妾中，居然只有她跟孫雪娥沒有皮襖。考慮到孫雪娥的真實地位其實尚比不過一個得寵的丫頭，那么爭強好勝的潘金蓮的自卑和自傷，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像討要李瓶兒的皮襖一樣，她偶爾跟西門慶開口討要的一件首飾、一件衣物，也必定是在她與西門慶行房過程中開口，這更使她與富孀孟玉樓、李瓶兒以及本為妓女的李嬌兒有了明顯的不同。我們注意到，類似這樣的行為，只有在西門慶與他的家人媳婦的偷情行為中才會發生。單從經濟地位上講，說潘金蓮不過如一個家人媳婦，也不為過。玳安曾這樣描述過幾個“娘”對于金錢的態度：“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著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著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盡管玳安是在表達對潘金蓮苛刻的不滿，但如果我們了解了潘金蓮的拮據，她的這種吝嗇和苛刻，似乎也有合理的借口。

于是就不難理解，幾乎每次潘姥姥來看女兒，都會在母女二人間引發不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經濟問題。本段潘姥姥買了禮物來看女兒，本指望總能換回女兒六分銀子的轎子錢，卻不成想潘金蓮不惜跟她母親“大眼看小眼”地對峙，也不肯拿出這六分銀子，最后還是孟玉樓替她拿出一錢銀子息事寧人。回到自己房中，潘姥姥被女兒好不一通數落：“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丑劃的，教人家小看！……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個錢兒與你？你看著，睜著眼在這里，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著在這里！……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球兒面前光，卻不知里面受凄惶！”說到底，潘金蓮是不愿被別人“小看”，不想在別人的富貴面前暴露自己的貧賤。正因如此，當吳月娘把人家抵當的一件皮襖拿給潘金蓮穿時，她卻并不領情(第四十六回)；而李瓶兒贈送許多禮物給潘姥姥時，她居然會罵母親“好恁小眼薄皮的”，而且放出話來說，一定要還上這個人情(第三十三回)。說潘金蓮“不孝”固然沒錯，但她的貧窘，也并非虛言。而她拼命要維持的，卻是她作為被西門慶寵幸的“五娘”的地位。

問題是，在李瓶兒死后，潘金蓮實際上已經“獨霸”了西門慶，成為五個妻妾中最受寵幸的一個。但多少讓人有些意外的是，潘金蓮從沒有利用這種優勢為自己謀取經濟上的利益。在潘姥姥跟女兒要轎子錢的時候，正是潘金蓮在管賬。所以吳月娘給她出主意，讓她把這六分銀子記在家庭花銷的賬簿上。潘金蓮的回答卻是：“我是不惹他(指西門慶)。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一副絕不假公濟私的“凜然”氣象。平心而論，這種“凜然”氣象并非僅僅要在吳月娘面前“撇清”，她的丫環龐春梅在下文中為她辯護之詞，的確算是“公道”話。綜觀全書，潘金蓮之“淫”處處皆是，但對于金錢，卻表現出了比其他所有人都值得尊重的清高。即使我們想起潘金蓮曾經索要李瓶兒的那件皮襖，那更多也不過是為了爭口氣，要實踐她當日的誓言：“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這是要證明給大家看，她是獨得西門慶的寵愛的。事實上，她的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把攔漢子”、獨占西門慶這一件事上。反過來說，因為沒有富貴可以使潘金蓮取悅西門慶，所以她的“淫”和“妒”就成了她維護自己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及尊嚴的唯一資本。只不過，在這個扭曲的家庭里，她越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越是要用她的色相變本加厲地爭取她向往的地位，她類似于“變態狂”般的對淫欲的渴望，必然會在這樣冷峻逼人的環境中不加遏制地爆發。這已經不僅是潘金蓮的個人悲劇，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悲劇。即便是一部讓人感覺不到希望的“暴露小說”，《金瓶梅》的意義，在這里也得到了無可置疑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