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道格拉斯飛機從羅馬飛向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亞。飛機在地中海云層上翱翔，俯視棉絮般成團成片飄浮著的白云，引起了我的詩情和遐想。

我國古詩人在地上望白云、看白云，抒發出各種感情：“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說山中的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如此等等。我年輕的時候喜歡古詩，讀之既久，也喚起過詩情，但雖然粗通格律而未諳古韻，不敢寫詩。“一二·九”運動時，在北京讀書，寫了一首敘述“九·一八”事變前后個人經歷的古風體詩，是給自己看的，記著這首詩的日記本，不久被憲兵抄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太行山，歸淪陷十四年的東北故鄉，馳馬平原，詩興勃發，馬上練句未成而罷。一九六○年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貴陽工廠鍛煉，感慨殊深，寫了兩三首短詩，其中留別汽車制造廠同仁詩，曾被化工部造反派去追查過，該廠領導同志推說不懂詩，記不得那些辭了。一九六六年春，偶練毛筆字，寫了杜甫《詠懷古跡》中“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那首七律，順手放到辦公桌抽屜里，七月被造反群眾抄出來，有一位青年說我作的這詩發泄對黨的不滿，思想反動，寫了大字報，逐句做了注釋。不知什么人指出那是杜甫詩，我才免被詩禍。文革中寫過幾首語涉怨誹的詩，又因未查韻書，恐有乖詩法，始終不曾示人。一九七七年冬重新參加領導工作，撥亂反正，恓恓惶惶，想偷閑讀詩而不可得，更談不到寫詩。我想此時的望白云而興感，該算是故態復萌吧?然而空中景象多變，詩情也轉瞬即逝了。我忽然明白，傷離吊往，嘆老嗟卑的詩，我不愿作，而憂憤深廣的詩又須歷經困厄，俯仰今古，才能作得出。杜甫、陸游的身世，使他們“凌云健筆意縱橫”;屈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所以《離騷》才成為千古絕唱;而白居易晚年居洛陽，耽于閑適，所作就沒有其諷喻詩那樣為人傳誦了。我雖然有幸游覽了青年時代就向往的古羅馬，結識了這里具有羅馬精神的現代革命黨人，但對比之下，東望云天，卻欣然于祖國人民的奮起和即將“飛龍在天”，睥睨環球。回顧平生，心境趨于沉靜，而沒有了激情，也就沒有真正的詩，這乃是理所當然的。思緒縈繞，不覺眼中碧水青山，飛機已經到西西里附近的上空了。

(1988年3月24日《人民日報》)

賞析真正的隨筆、小品最能毫無遮蓋地展露作者的情懷。所以要深入了解一位作家，與其讀他的皇皇大著，不如讀他的書信、日記、隨筆之類。讀了高揚同志的《白云遐思》，就使我對這曾經在政壇上叱咤風云、又頗有文采的領導者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層。

作者“年輕的時候喜歡古詩，讀之既久，也喚起過詩情”。此后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參加高歌猛進的“一二·九運動”，還是馳馬平原，出入槍林彈雨，抑或非常年代的下廠“鍛煉”，都有詩思涌動或詩作產生。然而作者終究未成為一個詩人，且常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慨，這并不是因為“李白題詩在上頭”，也不是作者缺乏才情，而是主客觀因素使然。客觀上，由于時代的選擇、革命的選擇，他走上了從政的道路，無暇顧及創作，文化大革命中雖然有暇，詩思卻又被扼殺，這種典型的陰差陽錯的現象，恐怕不僅作者一人遇到。從主觀上講，作者對詩的追求甚高，常常“恐有乖詩法”而不愿示人，對“傷離吊往，嘆老嗟卑”之作又不愿寫，對于自己晚年的無詩，作者歸之于“心境趨于沉靜”，在這里作者表達了自己對詩的美學見解：真正的好詩，必須“窮而后工”，詩須經過藝術的錘煉，不能強作、硬作，也不能草率為之，否則寧可不寫。

在藝術手法上，作品借飄忽變幻的白云的形象，描繪自己的感思。既是對自己一生為革命奔波、四海為家的概括，又是對創作靈感的比擬，展露出作者寬闊的心胸和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語氣恬淡平和，感情表達婉轉細膩。結構上起筆干凈，收筆自然，意盡而筆止，似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因而韻味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