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這是殷仲文向其妻弟、東晉的竊國大盜桓玄(即題中的“桓公”)表述忠誠的一首詩。晉安帝元興元年(402),桓玄舉兵攻占建康,控制朝廷大權,不久以太尉出鎮姑孰(今安徽當涂),遙執朝柄,直到次年冬天才返回建康篡奪帝位。殷仲文在桓玄攻克建康后投奔了他,以后又追隨他在姑孰度過了兩個秋天,極受重用。從詩的末二句看,本詩當作于仲文在姑孰的第二個秋天,即元興二年。南州,即姑孰。九井,山名,在姑孰,因為山上有九口井而得名。這首詩共二十句,大約可以分成五節,每節四句。第一節是對清秋的贊美,謂四時的運行像魚鱗一樣秩序井然,自然界萬物的生長變化各有各的準則,而秋天在四季中更具特色,它能使人興高采烈盡情歡愉。此時仲文正出入桓玄幃幄、掌握機密,在得意人的眼中,秋天自然是登山則金風送爽、優游則天高云凈的好時光了。
第二節寫山中秋景,謂秋天的九井山景色事物,雖有明朗清遠的一面,卻也有凄寒緊迫的一面。那疾風在山中吹出高低不平的怪聲,激起幽深山谷的種種哀曲。爽籟是指參差不一的風激物之聲,幽律指幽谷里的合于音律之聲,哀壑指山壑中的哀聲,虛牝則指凹陷的溪谷。這四句都歸結到了“凄緊”,從而引出下文的“歲寒”。
第三節由物及人,以自然景物比喻社會人事?!皻q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意謂在這深秋歲寒之時非但看不見早結果實的草木,而且那些枝頭的輕浮花朵也受不了了,自愿及早凋落?!昂我詷素懘啵⊙约乃删??!薄氨⊙浴?,助辭,無義?!熬?,指朝菌,是一種朝生暮死的植物。在這嚴寒里,什么是貞節的象征?自然是那不凋的青松;什么是脆弱的標志?當然也只能是那短命的朝菌。這四句,句句不離秋天,但在政治的秋天中,東晉皇室不已經是浮榮一般即將殞落、壽命與朝菌相去無幾了嗎?至于仲文筆下那勁松挺立,除了勢力正值日到中天、行將登上帝位的桓玄,又有誰能當得起這個形象?有了這層含義,下面一節轉入對桓玄的歌功頌德,也就不顯得突兀了。所以說,這一節是承上啟下,仲文終于要自己撩開“寫景”的面紗,露出腆顏吹捧的真面目了。
第四節,進入歌功頌德的正文?!罢芙场?,明智而又才藝出眾的人,指桓玄?!笆挸俊保锾斓脑绯??!懊C”,對待事物謹慎恭敬的態度?!拜F”,車輛。“塵外軫”,意謂超塵脫俗的行為。殷仲文把桓玄移師姑孰的舉動,美化為不與世俗爭權奪利的清高行為,這是對事實的歪曲?!皬V筵”,指盛宴。“逸爵”,即舉杯敬酒。“紆”,屈駕。“勝引”,嘉賓。這兩句進一步鋪寫桓玄大擺筵宴,歡迎屈駕光臨的賢士,廣泛散播仁愛。不言而喻,仲文也在這宴席之間,他終于說到自己了。
在最后一節里,仲文表示了對桓玄的欽慕之情,以及貌似自謙的自鳴得意?!耙痢?,發語辭。他說自己對那位愛好仁義之人是非常敬重的,和他在一起,什么疑惑都能祛除,見到了他,一切鄙吝之情都泯滅不復存了。東漢周舉曾說自己如果一個月不見當時的賢士黃憲,“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在仲文筆下,竊國大盜居然也有先賢的德性了!“猥”,自謙之詞。猥首,意謂辱沒他人而自己排列在班首。“阿衡”,本是商代賢臣伊尹的官名,后引伸為主持國政者的美稱,這里指桓玄。元興二年(403)九月,晉帝冊命桓玄為相國,總理國政,封為楚王,故云。當時殷仲文任桓玄的侍中,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因此他以忝列楚王小朝廷班首自謙。末句用《漢書》典,車千秋并無才能術學,只是因為替漢武帝之子衛太子辨冤而得到賞識,在旬月內取宰相之位,匈奴單于聽到后,笑話“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币笾傥挠眠@一典故,表示自己才能淺薄而受到桓玄重用,恐為他人取笑。哂,嘲笑。此時殷仲文對桓玄,的確盡心盡力。他勸桓玄早日逼晉帝禪位,私下為桓玄寫了九錫文與冊命,確是桓玄篡晉的得力助手。所以末二句在謙退的表面意思下,實還有自得之情隱藏著。
此詩是無恥拍馬之作,內容上并無可取。但它在東晉末年詩風演變的過程中,卻是一首得風氣之先的作品,因此在文學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孤立地看本詩,或許會感到它除了第二節辭藻尚稱華麗(但也有些晦澀)之外,其余各節語言質樸平淡,中間又有理語,談不上高妙。但若聯系當時的文風對它考察,便不難發現它異于時尚的特點。
東晉是玄言詩充斥的時代,而鐘嶸說殷仲文的詩在當時“為華綺之冠”(《詩品》),顯然把他與玄言詩人區別了開來。仲文今存詩僅二首,我們自不能窺其“華綺”的全豹。然與當時玄言詩人“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文心雕龍》)大相異趣,的確顯現了一種與玄言詩不同的精神面貌。劉勰說:“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謝混)之閑情,并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文心雕龍》)所謂“孤興”,即指本詩,因詩中有“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之句,故稱。劉勰認為殷仲文、謝混的作品對清談玄理的文體起了瓦解作用,這是對殷仲文作品的積極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沈約也指出:“仲文始革孫(綽)、許(詢)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宋書》)他從時間上強調了殷仲文改革玄言詩的開拓作用,從而更突出了他的先驅地位。當然,沈約、劉勰、鐘嶸都忽略了陶淵明,陶淵明在元興二年之前已寫出了好幾首迥異于玄言詩的田園佳作。但是殷仲文在當時地位高,作品易受注意,因而對時人的影響也當較陶公為大。因此,這幾位評論家對殷仲文詩作的地位的評價,基本上還是客觀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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