鰕?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戲藩柴， 安識鴻鵠游！ 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曹植才高八斗，鐘嶸稱他之于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詩品》)，評價是極高的了。不過他自己，卻鄙薄“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而志在“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建功立業方面(《與楊德祖書》)。 《鰕?篇》正是詩人抒發烈烈壯懷的明志之作，大約寫于魏明帝太和二、三年間。

太和二年(228年)，詩人曾上書明帝，慷慨陳辭，不愿做“禽息鳥視，終于白首”的“圈牢之養物(家畜)”，而愿“乘危躡險，騁舟奮驪”，參與討伐東吳之大業(《求自試表》)。但這一宏愿，既不為明帝所理解，更遭到“朝士”所嗤笑。詩人滿懷悲憤之情，故此詩開篇， 即勃發一股怫郁不平之氣：“鰕?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鰕為小魚，?為黃鱔， 都是在小水坑(潢)、淤水中(潦)茍延殘喘之輩。正如宋玉《對楚王問》所說，它們又豈能與“朝發昆侖之墟，暴鬐(鰭)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大澤)”的大鯤，“比量”翻轉江海的氣概呢？至于“燕雀”，常嬉戲于籬笆之間，穿掠于房檐之下。亦如當年揭竿而起的陳勝所說，又“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涉世家》)！這四句以比興化用典故，鋪排而下，揭出世俗之徒眼界之渺小；并以鯤魚、鴻鵠自況，抒寫翻轉江海、遨游天地的壯志。對照鮮明，具有極大的氣勢。后六句即承此而下，進一步說明：世之有識之士，正應該明白這個道理，效鯤魚、鴻鵠之志，以成就無與匹比的大德、大業。正如駕車升登于五岳之巔，再俯看天下之山，簡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樣。然而，世上之人，大多圖謀于勢位利祿，汲汲奔波于仕宦之途。使詩人于高岳“俯觀”之際，生出無限慨嘆。“駕言登五岳”二句，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表現其志凌絕頂以遠瞻世界的胸懷，給人以壯闊雄偉的氣象。

以上兩層多用典故和比興，表現詩人與勢利之輩眼界、胸懷之不同。自“讐高念皇家”以下，便轉入對詩人志向內涵的直接披露。“讐高念皇家”句，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高念翼皇家”，正與下句“遠懷柔九州”相儷成文。詩人大聲宣布：我的崇高意愿，就是要輔翼“皇家”之社稷；深遠的思慮，更在于安定天下九州。在《求自試表》中，詩人曾深切感慨于“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而為之“寢不安席，食不遑味”。急切希望明帝“下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即使“身分蜀境，懸首吳闕”，亦在所不顧。正可與此二句相互發明。詩人“捐軀濟難”之情切，已到了難以阻遏的地步。他仰天撫劍，劍身便發出雷霆之聲；縱橫揮刺，劍光中便浮騰勇猛之氣。《莊子·說劍篇》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詩中運用此典，將詩人殺敵報國之雄心，化為“撫劍而(如)雷音，猛氣縱橫浮”的豪邁動作。一位烈烈多氣的壯士形象，便以英挺之姿從詩中騰躍而出！可嘆的是，詩人縱然心比天高，卻身世飄零，無所展其懷抱。這些年只能在浚儀(今河南開封北)、雍丘(今河南杞縣)間往返流徙。而那些混跡朝廷的凡庸之輩，卻還在為勢利“嗷嗷”相爭。想到這一切，詩人胸中便塞滿了憂憤。終于在詩之結尾，發出一聲慨然長嘯：“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這是慷慨高歌中突發的變徵之音，與詩之開篇的勃郁之氣遙相呼應，表達了詩人不遇知音、壯志難酬的多少憤懣和悲愴。

《鰕?篇》本為詩人擬樂府《長歌行》之作。 從古詩“長歌正激烈”可知，它的曲調該是激烈悲壯、動人心魄的。本詩的風格，正與此調相合。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較多運用比興，而這類比興，又是化用歷史典故。 這便產生了既蘊藉深沉、又生動形象的雙重效果。 諸如鰕?、燕雀之喻，登岳、撫劍之說，本出于宋玉《對楚王問》、《史記·陳涉世家》、孔子登泰山之語和《莊子·說劍篇》。這些典故，在先賢那里，原就是作為比方出現的；其間，已融注了他們的許多壯懷和豪情。詩人運用這些典故，借昔賢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便使歷史的積淀和現實的感奮交融起來，造出了一種千古同慨的悲壯之境。讀者于其中聽到的，就不僅僅是曹植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來無數“壯士”的共同呼喊了。這就是本詩抒情藝術之奧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