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

盡管楊苕華對竺僧度苦口婆心地規勸，但他去志已堅，決心皈依佛門，不再返俗。他的心志完全表現在這首答詩中。

詩的前六句即是針對苕華贈詩的上半而發的。“機運”二句闡發了佛家“諸行無常”的道理，它和“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構成佛教的基本理論“三法印”。佛家認為世間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即佛陀所謂“此有則彼有，此生則彼生，此無則彼無，此滅則彼滅”，因而無一物不處在遷轉流變之中，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異、滅，世界有成、住、壞、空。萬物不僅在某個階段有種種變化，而且在剎那之間都有生滅，這就是佛家所說的“念念無常”。因而在佛家看來，世間一切事物都處在永恒的流動中，瞬息即變。這一閃耀著辯證法火花的思想在佛家那里卻成為論證人生之苦的悲觀主義哲學，導向了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僧度正是藉此來說明無常的人生與世界無庸留戀與執著。以下四句所用的意象，巨石、芥子、川流，均來自苕華的贈詩。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針鋒相對，直接破棄對方的“迷誤”。但是在寫法上又各自不同。寫“巨石”則針對苕華所言之“叵消”而指明其“當竭”，直接提出對立的論點，破棄“恒常”的觀念。寫“芥子”則揭示其雖有無量之數卻不能謂多，對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解釋，破除人們常識中的有差別論，代之以相對主義的無差別境界，即僧肇所說：“不念內外諸法，行心平等”，“美惡齊觀，履逆常順，和光塵勞，愈晦愈明，斯可謂通達無礙，平等佛道乎！”(《維摩詰經注》)“良由”二句則從同一“川流”的意象引出不同的人生哲學。苕華從中得出時不我待、及時行樂的結論，而僧度則悟出萬物流轉不息、不可執著的佛理。

既然塵世無可留戀，最好的歸宿就是隱遁。詩的后半針對苕華詩中提出的人生理想，表述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耐人尋味的是他并未照搬佛理，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傳統思想成分，這也是時代風氣使然。他所標舉的理想人物是古代高士榮啟期。據劉向《說苑》所載(又見《列子》)，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見之，問其何樂，他說：“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由此可見，僧度的人生理想更多的是安貧樂道，順天知命，隨緣而適，率性逍遙。這是儒家與道家思想的混合物。《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我們從顏回、孔丘、老聃、莊周等人的身上都可找到這一人生哲學。它是傳統的隱逸思想，而不是佛家的涅槃清靜。僧度的這一人生思想證明，印度佛學在中國的傳播是在和傳統思想的融合中實現的。不管人們如何吸收外來思想，總要將它嫁接到傳統思想這棵大樹上來，由以下的詩意更可見出這一特色。

“今世”以下四句揭示了這一人生思想的理論依據。原來詩人之所以舍棄現世生活的享樂，乃是為了獲得來生的超度，他所依據的正是佛教的業報輪回之說。在原始佛教時期，佛陀就已提出“十二因緣”說，小乘佛教據此建立了“輪回”說。在十二因緣中，現在之果，必有過去之因，也勢必會生將來之果。而詩人思想的直接淵源應是慧遠的“報應論”。慧遠是東晉時代力圖融合儒佛的高僧，他的輪回學說就是一種帶有中國特色的因果報應理論。他在《三報論》中說：“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曰后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后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詩人顧念的正是這后生的報應，故要潛心修行，以求超脫輪回。在詩的最后，僧度表示獲罪得福全看自己的所作所為，因而他考慮的只是自我的完善，其他一切均不足掛念！他就以此作為對苕華的堅決回絕。在他看來，后生的報應比后代的繁衍更為切要。僧度的上述思想與慧遠的理論有著內在的聯系。原始佛教在“諸法無我”與“業報輪回”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按前者就要否定自我實體的存在，必然要導致否認靈魂不死，但后者又要求有一個承受業報輪回的主體。慧遠為解決這一矛盾就明確提出“神不滅論”，這個神(靈魂)也就是輪回的主體，因而因果報應完全是自作自受，這就突出了受報的主體是作業者自身。故慧遠說：“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爾。于夫主宰，復何功哉！”(《明報應論》)這也就是本詩“罪福良由己”之所本。而慧遠的理論依據正是來自儒家思想。儒家雖然標榜“天命”，但人之禍福全系于個人的作為，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及《尚書》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逃)”，都是強調自我行為的決定意義，天只是起一種被動的“影響”作用，實際天成了一種虛擬之物。可見慧遠在理論中排除天作為報應的主宰，是淵源有自的。

也許是由于僧度一心歸向佛門，寂滅心性，故此詩的感情沒有苕華的贈詩來得深摯，作為決絕之詞，它更多地訴諸理性的辯論。但它又不是枯燥的說理，而是寓理念于形象之中，尤其是藉用贈詩的意象而翻出新意，更見巧思。它以質樸的文詞表現對人生與宇宙的思考，顯然受到佛經中偈頌的影響。這種平實的風格與深邃的思辨相結合的特色，在唐代梵志、寒山、拾得的詩中得到了更大的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