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地方》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芻狗作。十四章，前七章刊于《小說月報》1910年第六期，后七章刊于《小說月報》1911年第一期上。

小說敘述魏自治家鄉圍繞“地方自治”發生的一些故事。魏自治原靠東抄西襲，混到一名舉人。后請人在制臺前關說，未經考選，被批準為留日學生。到東洋去了六個月，回到地方后，自稱為東洋留學法政科畢業。于是一般志士便加附和，官民大小事，都請教于他。其中卜自利與他甚為投契。自利是末代秀才，曾從外國人學俄文，想通過做隨員的親戚，隨欽差出洋留學以取得資格，結果計劃未成，因而便攀附自治。自利妻自愛，很有識見。

一日，他們正在寒喧，縣官來信，約請魏自治到署商量清查戶口財產、開辦公所、選舉議員等地方自治事，自治拉了自利協助辦理，自利的哥哥自強便去告知妹夫真自尊。自尊是二十年前舉人，八股老手，見魏自治等少年受重視，故常生妒意。此次聞自強語，便大罵縣官瞎了眼睛，并與自強同到其得意門生當地首富甄自在家去商議對策。自治將籌款辦法與設立自治公所的計劃稟告縣官后，縣官遂下諭單，命自治為自治公所總辦，自利為幫辦兼會計員，其他甄自在、賈自由、霍子來兄弟及真自尊等均充調查員。自治等穿戴禮服去縣官處叩謝，并呈上籌示稟告，擬提用 “積谷”、“賓興”及籌備警察費、興辦兩等小學經費等，并要開辦房捐，提高鹽價，加收錢糧。自尊等弄清調查員為最低職務，自治、自利有名有利，甚為氣憤，便聯合自在與自強等上稟，謂中國不可行地方自治; 自治、自利等年輕不能勝任自治工作; 地方自治章程上亦無總辦幫辦名目等，并辭去調查員職務。縣官接稟陳后與幕友商議。賈自由從幕友處得知自在等十九人上稟反對地方自治，自己名字也被列其中，遂至自在處大鬧，要控告其“冒名遞呈”。自在請霍子來兄弟說情，送二百元開發其局帳才息下風波。自在由此不愿參與地方自治事。自尊知此事，亦感抱愧。后聞自治的籌款計劃，又令自強及其子士器具名上稟告，反對動用災荒時備用的 “積谷”款及供會試作川資用的 “賓興”款。接到稟告后，縣官與自治商妥： 自治公所辦事人員名目不變，經費只用“積谷”、“賓興”之款，房捐、錢糧不能輕抽輕加，食鹽加價事等議員會商，公所設在城隍廟內。立即開辦兩所小學，讓自尊作總堂董，派士器等人做教習; 開辦警察局，由自強任教練，于是矛盾緩和，自治公所開始工作。

此時朝廷下令要考優拔、舉貢，自尊、自治等遂忙于考試。結果只有自利高中優貢，便到上海游玩多日，回家后又籌費用進京朝考，準備作外官弄錢，自愛很不以為然。一日夜間，發生了強盜搶劫永和錢莊事，自強逃跑跌傷，卻冒功得賞。因大米漲價，自在偷運出境，結果被搶，告官不予理睬。不久，自治等進行議員選舉，五千元財產以上為甲級，選出自治、自尊等十人為議員; 五千元以下為乙級，選出自由、士器等十人。后自治被選為議長，自尊得總學董，子來為副議長等。自此地方自治再沒有做什么事。后自利分發浙江做官，攜帶了在上海所娶妓女，自愛往尋，受到冷遇，遂入教堂居住。自尊續娶妻志常，與自在有暖昧關系，他們的風流詩被發現，自尊氣死，志常亦自縊而死。

《自治地方》是一部諷刺揭露性的小說。它首先揭露了當時的封建士大夫與一般紳士投機取巧、自我吹噓、拉幫結派與攫取名利等種種劣行。如被縣里依為辦理地方自治負責人的魏自治，本是一個末代舉人，因善觀風向，懂得鉆營，到東洋混了六個月，回來便自封為法政科畢業的留學生。一下成了地方上的紅人。他任地方自治興辦的頭目后，立即用好友卜自利為得力助手，排斥反對他的“對手”真自尊一派。他出任總辦，要縣里任自利為幫辦，“兼做”會計。上任伊始，首先想到籌款，給予包括自己在內的辦事人員以 “薪水伙食”、“跟人轎馬”等做官的一套。后來在選舉時四出拉票，使自己做了議長。名利既得后，他的自治公所便再也沒有干過什么事。他的對立面真自尊，中舉二十多年，又是八股能手，故見年輕人略懂西學便受重用大加妒忌。聞知縣官委自治為總辦而自己只派了個調查員，便大罵縣官“眼瞎”，聯絡了妻弟卜自強等(并冒他人之名) 遞呈反對，并辭去調查員之職。但后來縣官委他為小學總堂董，他又十分高興。除投機善變與愚頑守舊的兩類人物外，作品也寫了其他紳士，如曾任哨官受到冷遇的卜自強，依附真自尊為一黨; 其弟末代秀才卜自利，因設法出洋未成攀附魏自治為同道; 地方首富甄自在，因與老師、師母來往密切而入了自尊一黨; 還有因別人冒名遞呈敲詐二百兩銀子的賈自由等，這些人在辦理地方自治過程中各現原形，夤緣攀附，蒙混欺騙，結黨謀私，借機敲詐，應有盡有。所有這些諷刺、鞭撻，構成作品的主要內容。

小說的批判矛頭，還及于清廷封建統治者與一般官府，真實地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為抵制革命、愚弄人民的真相。故作品雖標為 “地方自治小說”，卻具有“糾彈時政”的思想傾向，具有更為深廣的內容。如作品在交代“地方自治” 由來時曾指出： 縣官是“為上憲催辦自治”，因而約請魏自治到署議事的。后又通過書中人物賈自由之口強調說，地方自治不可不辦，因為現在是“朝廷要辦地方自治”的，“這地方自治是奉旨開辦”，故不辦即是違旨等等。這就說明所謂地方自治，既不出于民意，也非一般紳士所提倡，而是出于朝廷旨意，是清廷一手導演的鬧劇。這樣的描寫，按之歷史基本相合。自戊戌后，慈禧見人心不平，便以 “實行新政”、“預備立憲”欺騙人民。后來民主革命日趨高漲，各省立憲派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呼吁盡快立憲。在這樣的形勢下，清廷表示準備立憲。除1906年已宣布“準備仿行立憲”外，又于1908年宣布九年完成立憲的準備，后改為三年內完成。于此同時，推行“地方自治”，作為“新政” 內容之一，亦算立憲的準備。所謂“地方自治”，實質上是添設一個由紳士地主把持，官紳結合，增加對人民勒索的新權力機構。有些官紳在辦理過程中，借機“將義倉積谷，盡行出售”，有些“借調查戶口為名，按戶斂錢”，有些則勒收廟捐、房捐、人口捐等。作品還通過人物之口指出：“現在還是官的世界，就讓自治公所議十回，議二十回，也都白議。”故小說寫“奉旨”辦“地方自治”，有力地揭露了清廷以行“新政”欺騙人民的用心;作品具體描寫魏自在擬用 “積谷”等款項與提高鹽價、增加錢糧、開辦房捐等作為費用的情節，也真實反映了 “地方自治”擾民害民的現實情景。

小說對地方官吏推行“地方自治”時不講實效、徒具形式等弊端的描寫，也給予尖銳的諷刺與嘲笑。由于上級官吏與朝廷以辦“地方自治”為裝飾門楣、點綴“新政”的手段，故地方官吏也搞些形式以敷衍上官，欺蒙百姓。作品生動地寫出了這些可憎可笑的情形。如 “自治地方”的縣官，對地方自治條例毫無所知，不但把末代舉人僅知西學皮毛的魏自治奉為上賓，將地方自治所有工作一律委托給他; 而且全按他的提議，委派自治、自利為總辦，幫辦，而這些官銜為章程所無，連志常與自愛兩個家庭婦女看報后也十分明白的。為了籌備經費，便削減辦學與辦警察局的費用，于是幕友建議，辦學堂只要“尋幾處蒙館，分貼他們，叫他們各做一塊學堂橫扁，懸在門外。買一塊黑漆板，掛在館中，再買幾支粉筆，一個銅鈴，豈不是所費有限，早已辦成幾個學堂!”縣官也認為辦警察，“只要買幾盞路燈，掛在街上，做幾件警察局號衣，發給本縣護勇就成功了。”至于自治辦公室，最后定在城隍廟，在門口 “掛了自治公所的牌子”，便算建立。“自從議長、總董等舉定以后，死的死，走的走，得錢的安享，沒事的沒事，并沒議什么，也沒辦什么。”地方自治的一樁公案得以了結，一場鬧劇完全收場。小說以上有關描寫，不免夸張，但仍具很強的藝術真實性。

小說雖以寫“地方自治”為主要內容，但也涉及當日社會的一些矛盾斗爭，從而加強了作品現實性。如第十一節所寫搶劫錢莊和搶米事件，便是突出的例子。搶劫錢莊事件為什么會產生?作品所作分析，很值得注意，它指出：“那時各地方搶案很多，全為食米出洋太多，春雨又連月不住，米價大漲，各物皆貴。便有不少匪類，引誘窮人四出搶劫。”作者雖把帶頭搶劫的人統稱為“匪類”，然而他指出搶劫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商人、富戶運走大米，年成歉收，人民無以果腹，這是切中時弊的。故這一情節雖游離整個故事之外，而從反映社會現狀說，卻極為真實。由于作者如此認識搶劫事，故他接著描寫了搶米事件： 地方首富甄自在，絲毫不考慮當地人民買不到米，拒絕以平價供應地方百姓，而用十只大船將囤聚的米“直運揚州鎮江等地”，故饑民搶了四只。后來召開大會，自治請縣里出通告： 過了十五，不準運米出境，而他利欲薰心，仍然于十六日偷運十船，結果全部被搶。這一情節，深刻揭露了自在等為富不仁、見利忘義的丑惡靈魂，也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狀。如湖南在1907年后，水災嚴重，長沙米價由每升三十文漲到八十文，因而發生多起搶米事件。群眾甚至與前來鎮壓的官兵進行搏斗，燒毀了巡撫衙門。故小說插敘的這一事件，反映當時的社會矛盾，表現出民眾的反抗斗爭精神。

作品的揭露，還涉及科舉制度。在敘述地方自治故事過程中，它夾寫了朝廷考優拔、舉貢一事。這一節與史實顯然有出入，但揭示了科舉制最后的余虐，仍不無意義。當考試消息傳來時，作品具體描寫了老舉人雖年屆六十，仍找出考籃，“預備一決勝負”。那些年輕的舉人，秀才，“自然個個溫闈墨，寫卷格，都向上進”。至于“地方自治、兩等學堂，自然全行擱起，沒人問事”。寥寥數語，已生動表現出士大夫追逐功名嗜痂如癖的情景，可見辛亥前夕封建文人熱中科名之心仍然“死而未僵”。作品還具體描寫了自利考中優貢將赴朝考時，一心“以賺錢為上”，打算做外官，分發到杭州，只帶著在上海私娶的妓女，妻子自愛尋來，遭到冷遇的過程，表明科名對士大夫道德墮落的影響。

《自治地方》在思想上以揭露批判為主，故在藝術方面也以諷刺見長。表現在人物描寫與語言上。如作者諷刺自強冒功，先通過書中人物之口交代： 強盜作案時，他正在永和錢莊賭錢，聽見槍聲，連忙從窗口跳到隔壁院子里，故跌腫了臉，又躲到院子主人老太婆床后，強盜走了才敢出頭。后又描寫，他聽說警察已捉到一個強盜，馬上“盤起辮子，穿了一件短襖，高高卷起褲筒，襪也不穿，鞋也不著，手提一把大雨傘”，跟著警察跑到鄉下走了一圈。于是人們都知道自強“帶了人追趕強盜，走了五十里，捉了一個回來”，“渾身上下拖泥帶水”，因此立了功，獲得獎賞。這段諷刺性描寫，通過他聞聲逃跑與改裝追趕強盜的矛盾，生動地嘲笑了他的卑劣無恥。又如作品揭露縣官辦警察的徒具形式，用揶揄口吻描寫說： “警察局都早由縣官開辦，局子即是衙門，巡士無非民壯。只在省中稟請大憲派了一個巡官前來，又請了自強教練。如果你到那邊街上立待一日半日，總能看見一個兩個或是三五游行的白衣紅字的人，那即是那邊嶄新的巡警。” 由于運用了幽默的語言，也收到諷刺的藝術效果。

此外，小說在形式上有所創新，值得一提。它不僅變“章回”為“節”，去掉回目; 而且改第三人稱全知敘事為對話形式，由 “友”發問，“小可” 回答，通過第一人稱的形式敘述了故事。雖然在新形式運用上還不成熟，但不失為一種嘗試。這種對話形式的小說，為傳統小說所無，即在晚清也很少見到。

小說的作者，具有不少舊的觀念，影響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如作品雖揭露了 “自治地方” 的黑暗腐朽，而對其他地方的 “自治” 則有所肯定，作品中的“小可”曾說：“別人家辦的地方早已花團錦簇，如火如荼。”這樣的描述，自然要影響對當時清廷推行“地方自治”作本質的批判。另外，作品寫了兩個女人的悲劇，志常因不滿丈夫年老而與自在相愛，作者寫事情被發現自尊氣死，她也以一死表示悔過; 自愛丈夫另結新歡，對妻子負情薄義，作者讓她默然忍受以身入空門了結。雖然對這兩個悲劇作者甚為感慨，但也反映出他頭腦中某些陳舊的道德觀，殘留著 “從一而終”、“嫁雞隨雞”等封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