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作者呂熊(約1634—1716年)，字文兆，號逸田叟，蘇州昆山人。以行醫為生，后曾兩度做過直隸巡撫于成龍的幕賓。其“性情孤冷，舉止怪癖” (劉廷璣《在園雜志》語)，著有 《詩經六義》、《辨明史斷》、《續廣輿志》，并詩、古文詩稿幾數百卷。書凡一百回，約成于康熙四十三年 (1704)。有“鈞璜軒貯板”本。光緒二十年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宣統元年上海玉麟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啟新書局排印本。

《女仙外史》的故事情節大體可分三個部分：前十四回寫唐賽兒成長史。唐賽兒前世系月宮嫦娥，因與天狼星 (下凡后為燕王朱棣) 結下夙怨，故轉世到山東蒲臺唐光舉家托生。在鮑仙姑的哺乳下，唐賽兒自幼慧悟穎異，雖為女子，然胸襟遠大，賽過男兒，后得九天玄女教授天書，習嫻法術。時天下多艱，唐賽兒蒲臺放賑救荒，青州施法術濟旱，為國掃滅蝗災，于是聲名大振。不久唐賽兒又改裝男兒，洛邑訪奇士呂律，稱呂律為今世孔明。雙方縱論天下大事，同時表達出對封建禮教批判的傾向，表達出對宋儒閹割儒學的強烈不滿。

第二部分：從第十五回到第十八回，寫燕王朱棣靖難力奪建文天下之事。燕王朱棣兵馬精壯，早蓄不軌之志。在江湖行腳僧姚道衍輔佐下發兵靖難，一路拔城，勢如破竹，但也遇強烈的抵抗，如濟南府鐵鉉力抗燕王。不久燕王攻克金陵。建文帝見大勢已去，乃登舟出走。

第三部分： 從第十九回到第九十九回寫唐賽兒起義勤王，飛劍誅永樂帝(燕王)于榆木川，回歸月宮之事。此部分內容龐雜，頭緒繁多。唐賽兒游歷中原返回山東，決定“招納忠義、延攬英雄”，在卸石寨豎起勤王大旗。是時各路豪杰紛紛參加義軍，呂律亦趕來充任唐賽兒的軍師。不久義軍建都濟南，唐賽兒以擁立建文復辟為名，自稱“帝師”。于是一批建文帝的舊臣子紛紛歸附，上天劍仙鮑仙姑、曼陀尼、聶隱娘、公孫大娘等則紛紛相助。其時唐賽兒與反對三教的剎魔公主結義，又得八百魔王八百萬魔兵相助，一時間訪故主，取中原，默運智謀，拔城三十八座。明廷為之震動，永樂政權岌岌可危，朱棣乃遣使送金珠二十余萬作聘禮，欲納唐賽兒為正宮，以求和解，唐賽兒拒而不納。朱棣終在榆木川為唐賽兒飛劍誅死，時唐賽兒亦升天飛回月宮。于是呂律功成身退，月夜乘舟而去。

第一百回，永樂之子登基為仁宗皇帝，建號洪熙，大赦天下。凡靖難時陣亡將士，毋分南北，一體褒恤。

呂熊有感于明代靖難之役中“忠臣義士，孝子烈媛湮沒無聞”(劉廷璣《品題》語)，從封建史學的正統觀念出發，創作《女仙外史》，煞費苦心地把朱明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奪皇位之戰寫成一場忠奸之戰，以是否維護建文帝為忠奸的分界，企圖以此來力辨永樂 “篡位”之非，這本來是不足稱道的。但由于作者在表達這一內容時不是簡單地說教，而是巧妙地運用藝術載體的形式，將他的 “忠奸”觀念袒露在作品的敘述語言中，將其主觀情感隱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又通過人物與人物間的對比，場面與場面間的對比來諦視其正統思想。從而使他所宣揚的正統觀帶有一定的社會批判傾向。為了突出朱棣發動靖難之變的非正義性，作者為我們成功地塑造了固守濟南府的鐵鉉形象，同時讓我們感受到唐賽兒勤王義軍壯大的熱烈場面。為了強調朱棣覬覦皇位已久的野心，強調朱棣殘暴的個性。作者有意識地為我們敘述了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場景：

孝孺大書 “燕賊反”三字，擲筆于地，且哭且罵。燕王大怒曰：“汝不念及九族乎!” 孝孺厲聲曰： “便是十族，你也逃不得 ‘燕賊反’的三個字!” 以手指著燕王，聲愈烈，而罵愈毒。燕王反笑曰： “看你能罵否!”令衛士以利刃抉公之口吻，直至兩耳根盡處。立拿公之家屬，而妻氏鄭夫人與二女皆先縊死，遂夷公之九族既盡，又屠公之門生朋友廖鏞、林嘉猷等，湊成十族，計八百七十有三人。然后磔裂孝孺，并燔其祖宗墳墓。

這樣，呂熊就借助于藝術形象的感染力，而使作品帶有了一定的進步的思想。

《女仙外史》當然遠不止是宣揚了封建正統觀，表達了對靖難之變的看法。其中對桎梏人性的封建禮教的批判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為了寄托個人的政治襟袍，呂熊一反史家把唐賽兒稱為 “女妖” 的做法，精心地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女英雄的形象。在他的筆下，唐賽兒公然以 “女仙”的身份出現，并且以一女子的身份去創立經邦濟世的偉業，，以此來敖視須眉男兒。從作品里我們看到，自幼聰穎過人的唐賽兒竟沒有一點女兒家的姻脂氣，故呂律預言道，唐賽兒必定要干一番“出類拔萃之奇事，創立至正大之宏勛。橫霸中原，名震九州”(第十三回)。故當唐賽兒改裝男兒試探呂律是否愿輔佐自己成大事業時，呂律當面贊揚唐賽兒道：“唯其女主，所以為千古之獨奇;唯其托身于女主，而功名亦與日月爭光，尤為千古之至奇。”進而又表示他日愿全力相助(第十三回)。很顯然，呂熊是在借呂律贊揚唐賽兒來表現其胸中對封建禮教的輕蔑，來為受封建禮教束縛的女子大鳴不平。

《女仙外史》在把矛頭對準封建禮教的時候，勢必要對程朱理學展開猛烈的抨擊。作品有意識地讓唐賽兒在十三歲的時候便賦詩表達對宋儒的不滿，進而斥責 “宋儒未達天道”(第三回)。在唐賽兒初訪呂律時，又讓他們第一次談話的中心就是指責程朱理學，發出宋儒獨尊之后的社會 “如同黑夜，絕無一隙光明”的感嘆。當唐賽兒豎起起義勤王的大旗后，作者又有意識地讓具有經天緯地之才的呂律來輔佐唐賽兒，以此來強調女子的才干與智慧超過男兒，以此來揶揄程朱理學。繼而又在第三十七回中，義軍設科取士的條款中規定“但沿襲宋人舊解者不錄”。我們在《女仙外史》以前的古典小說中很少看到如此集中的、如此直接的把矛頭指向程朱理學的內容。

《女仙外史》中還塑造出以唐賽兒為首的一批女性形象，讓她們把反程朱理學的傾向顯露得更加鮮明。在作者的筆下，那批下凡的天仙們盡管在沙場上是智勇雙全的驍將，但戰場外，她們則是姿容妙曼、溫柔可愛的女性。她們可以公然地蔑視程朱理學，高談著“情欲”，吟唱著愛情的詩歌(參見第十四、三十一回)。

呂熊可以對泥而不化的程朱理學進行批判，強調程朱理學歪曲了儒家學說使之失去了固有的人道溫情(參見第十三回)，但絕不從根本上反對儒學。在呂熊看來，程朱理學之所以可惡，就在于它們拋棄了傳統儒學的“內圣”(內在的道德修養)與“外王”(治國平天下)并重的原始內涵。在表示對程朱理學反感的同時，作者贊揚原始儒學：“正而至極為圣，奇而至極即為神。仲尼之道，參天地，贊化育，正莫正于此矣，奇莫奇于此矣。”

此外，《女仙外史》還強調了民族斗爭的內容。當唐賽兒義軍橫掃山東，永樂政權陷入危機之時，衛青在朱棣的默許下東渡日本勾結倭寇入侵中國。這一情節的出現無疑擴大了 《女仙外史》的內涵，這既強調了唐賽兒與朱棣的忠奸之戰的必然性，又突出了唐賽兒起義更為積極的社會內容。這樣當朱棣縱容倭寇在沿海肆意燒殺搶掠時，聶隱娘等六個奇女子不費吹灰之力，斬殺十萬倭寇。這一奇幻筆墨張揚了民族戰爭勝利的豪氣，有力地批判了賣國求榮者的劣行。從衛青勾結倭寇溺海身亡的內容里，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那不平靜的心境，似乎在這不平靜的背后還隱含著作者對引清兵入關事件的批判態度。

就《女仙外史》的結構意識而言，呂熊從維護建文帝這一封建正統觀出發，“第以賞罰大權，畀諸賽兒一女子，奉建文之位號，忠貞者予以褒謚，奸叛者加以討殛”(呂熊《自跋》語)。這樣在材料的選擇和組織上，《女仙外史》勢必就不能按照歷史的進程來組織安排，于是在呂熊的精心結構下，發生在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 山東唐賽兒起義的時間前移了，從而與明初削藩導致靖難之變的事件交織在一起，從而使擔負著博大的社會批判內容的唐賽兒起義，成為了勤王義軍討伐永樂，匡扶建文復辟的故事。這一材料的選擇與組合盡管在今天看來有很大的缺陷，但對《女仙外史》來說，它無疑擔負了解釋呂熊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的重任。

眾所周知，元明之際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開始得到長足發展的時期，《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和《金瓶梅》被合稱為“四大奇書”。很有意味的是，康熙五十年當鈞璜軒原刻本《女仙外史》問世時，其封面上便刻有了 “新大奇書”四字。誠然《女仙外史》是無法同 “四大奇書”相比的，但我們從中也可看到《女仙外史》在題材選擇方面、藝術結構選擇方面以及人物塑造方面確實是受到 “四大奇書”的影響。從題材方面來看，呂熊要強調 “燕王靖難，建文遜國之事”，要鞭撻朱棣發動靖難之變的罪惡，又不愿走史家作史的道路，那么擺在他面前的路就只有采用歷史演義的方式，那他就不能不從 《三國演義》中吸取養料。事實上，《女仙外史》受 《三國演義》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宣揚封建正統觀方面，還是在故事情節的安排上和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都有刻意模仿 《三國演義》的痕跡。對于“當今奇士”的呂熊來說，他又不甘心于別人完全地把《女仙外史》視為 《三國演義》的翻版，他總想在創作中夸耀平生所學，于是就從 《西游記》里拉出些神魔來，又從 《水滸》里拉出些英雄傳奇的片斷，又從《金瓶梅》里拉出寫家庭罪惡的內容 (如描寫林三公子的淫樂)。這樣當我們閱讀這部作品時，便會感到為難，是應該把《女仙外史》歸入歷史演義類還是神魔類呢?是應把它歸入英雄傳奇類還是社會批判類呢?

在藝術結構方面，從總體上來說，《女仙外史》主要采取了歷史編年的結構方式，基本按照歷史的進程來結構故事，但由于它是給“女仙”作“外史”，故在結構的處理上又隱含著《西游記》式的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女仙外史》的結構又同《西游記》結構的模式大體一致，它們都是將整個作品分成三大塊。首先寫唐賽兒，一寫孫悟空的成長史，接著出現一個過渡的情節，一寫朱棣發動靖難之變，一寫觀音東土尋找取經人。最后寫唐賽兒勤王一路證討朱棣，寫孫悟空保唐僧取經一路降妖捉怪。盡管如此，歷史編年的結構，還是全書的主干。這樣，當我們掩卷沉思時就不能不佩服呂熊的結構意識，他竟能將兩種不同的結構方式有機地溶入 《女仙外史》的結構中。

在人物塑造方面，《女仙外史》既吸收了歷史演義、神魔小說塑造人物的特點，又以突出人物的英雄傳奇為主，將《水滸傳》中表現英雄傳奇的具體生活材料加以改造變形來為塑造人物服務。為了塑造唐賽兒，在呂熊的精心安排下，唐賽兒居然象宋江一樣也得了九天玄女的天書。每當緊要關頭，九天玄女天書總是幫助唐賽兒排遣疑難。歷史演義是英雄傳奇的母體，《女仙外史》既受《三國演義》的影響，又要遵循塑造英雄傳奇式人物的法則。在呂熊的慘淡經營下，當我們品味《女仙外史》的一些情節時，便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之感。如第二十四回，故事敘述唐賽兒擢拔文武官員，赴演武場考校將士，于是一批小將各夸其能上場獻藝，各得封賞，是時南山有虎傷人，一小將搶先出列前往徒手搏虎。細心的讀者便會發現這一情節的前半段源于 《三國演義》 中曹操以錦袍懸賞眾將士比武的場面，后半段則源于 《水滸》打虎的情節。可以講，由于呂熊對人物塑造的力不從心，盡管他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人物的傳奇性特點，但由于忽視了在事件中多層次地突出人物性格的不同方面，作品中的大多數人物的性格較為模糊。特別是當情節無法發展下去的時候，呂熊不是強調人物對事件的積極態度，而是拉出神來湊，從而給《女仙外史》在塑造人物方面留下敗筆。

盡管《女仙外史》的創作留下一些瑕疵，但它畢竟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極少的將農民起義領袖作為正面形象描繪的小說，從這一意義上講，作者表現出了極大的創作勇氣，給這部小說增添了光澤，此外，這部產生于清初的小說，是明代小說向清代小說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作者不落窠臼，努力走自己的創新道路，盡管他失敗了，但畢竟是走自己的路，試圖給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打開一個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