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志》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又名或《第八才子書》、《第十才子書》、《第一才女傳》。題“博陵崔象川輯”。成書于嘉慶戊午 (1798) 之夏 (晴川居士序)。四卷十六回。版本有： 嘉慶十年 (1805) 補余軒刊本，題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咸豐九年 (1859) 右文堂刊本，題 “第十才子書白圭志”; 同治元年 (1862) 文德堂刊本; 光緒甲午 (1894) 崇文書局石印本，改題“第一才女傳”。

《白圭志》是清初的一部反封建思想比較突出，而藝術上又較為成功的才子佳人小說。書敘明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小梅村富翁張盈川，客死湖南，葬焉。長子張博，字衡才，回吉水故鄉，次子張高，字昆山，永居湖南，均富且貴。張博濟困扶危，恤孤憐貧，遠近感其德。娶妻何氏，乃同邑孝廉何舒公長女，名大姑; 妹何二姑嫁白云村夏松，于蘇州經商。

張博四十無子，因功德浩大，得一子一女。子名朋祖，字庭瑞;女名蘭英，皆不凡之品。博有同姓兄弟張宏，自幼飄蕩江湖，歸家來訪，博見其言辭謹慎，薦往蘇州夏松處，宏勸其同往。博歸，宏送之，見博衣箱內有珍珠手串，價值萬金， 遂將博毒死南康朱子垱內， 詭稱病卒。 宏又為何大姑主持家事， 于中取利，不到兩年，妻奴田屋皆有。宏有子美玉，眉清目秀，與庭瑞、蘭英同窗攻書，俱各聰明，皆善詩文。蘭英自幼男裝，里人不知其為女。三人赴縣試，皆高中。后庭瑞至廬山白鹿洞書院從師，與同學武建章相契。武生本夏松之子，當年由蘇州返鄉，失落江中，為福建潼州道武方山所救。方山六十無子，遂帶歸南康撫養。二人文字知音，庭瑞以妹蘭英許之。

時屆鄉試，庭瑞赴考途中，于江上巧遇湖南巡撫楊時昌女菊英，互悅才貌，遂私訂婚約。至京師，遇美玉，庭瑞酒后失言，告之訂盟一事。建章回家省父，旋即赴試，適蘭英男裝應考，二人同寓。蘭英慕建章才貌，因假言有妹而自托。庭瑞知之甚喜。美玉因醉后狂言，得罪主考，被革逐。結果蘭英中解元，庭瑞第二，建章第五，乃相約來年赴京會試，遂別。

菊英以江上與庭瑞訂盟事告父母，父怒，逼令自盡。菊英投井而被老仆王中救出，潛逃，被庭瑞叔昆山收為義女。昆山有二子，一名登字敬威，一名華字顯威，俱有才學，善詩文，與菊英結為姐弟。后巡撫夫人命王中尋女，厚贈昆山，令菊英暫居張府。菊英知庭瑞高中，修書前往。信落美玉之手，遂假冒庭瑞之名至巡撫府求親，為菊英識破，遭縣令責打。美玉又羞又憤，前往蘇州尋訪絕色女子。花園中巧遇云南布政劉元輝之女秀英，一見鐘情。秀英男裝而出，尋找美玉，事泄。元輝告美玉拐騙良女，秀英懼逃，美玉下獄。其仆歸告張宏，宏帶金銀往蘇州打點，適元輝之子劉忠出任福建巡撫，舟泊南康，夜夢城隍賜一白圭，悉張博被害原委，逮宏正法，張博之冤始雪。美玉亦斃于獄中。秀英男妝逃至九江，遇湖南楊巡撫家人，誤認為庭瑞，乃被攜往巡撫府。時秀英聞美玉已死，乃與菊英盡訴衷腸，姐妹相稱。

庭瑞、蘭英、建章入京會試，高中一、二、三名，殿試又分別中狀元、榜眼、探花。值福建巡撫送奏報及白圭至，方知父親被害始末。告假歸省，建章亦以丁父憂南返。庭瑞與蘭英奉母命往福建祭奠亡父，叩謝巡撫劉忠。三人結為兄弟。庭瑞以蘭英男裝事相告，求其代為斡旋。忠以妹秀英許庭瑞。詔命庭瑞為湖南學政，蘭英為江南學政，蘭英辭職免禍，庭瑞往湖南。

菊英、秀英知庭瑞高中狀元，疑其背盟，乃男裝外出尋訪，化名秉乾、秉剛，至江寧，入縣試，學憲驚其才，薦至京師。庭瑞至湖南知菊英外出。拜見叔父，見堂弟敬威、顯威皆奇才，亦薦入京師。四人同寓絲綸閣待試。帝女璧玉，秦王女金鸞亦化名朱璧、朱鸞應試，亦男裝寓閣中。欽點六人為翰林，皇上欲招秉乾、秉剛為駙馬、郡馬，令大學士孫建庭至湖南楊府議親，菊英避居張昆山家。昆山以報庭瑞，倩媒至楊府。楊巡撫悉菊英、秀英男妝入試，有欺君之罪。適萬歷帝選妃，巡撫以菊英、秀英充行，孫建庭回朝復命，皇上方知秉乾、秉剛原為女子，遂以敬威、顯威為駙馬、郡馬。

菊英、秀英入京，點選官適為秀英兄劉忠。忠上表具奏，皇上以二女配庭瑞，詔命進京完婚。時建章與蘭英得諧佳偶，復認生父母夏松、何二姑。后楊時昌善終，張、夏兩家子孫繁衍，福壽綿長。

《白圭志》以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為主要內容，穿插描寫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一定程度上宣揚了因果報應思想，最后以大團圓結局。這與風靡一時的才子佳人小說基調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的反封建思想較之一般的愛情喜劇要高于一籌，有明顯的進步傾向，所以值得一讀。

小說著力描寫的兩個才女菊英和秀英，都是大家閨秀，一個是布政之女，一個是巡撫千金，都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她們不為門第觀念所囿，以才貌作為擇偶標準。菊英曾旗幟鮮明地宣稱： “不配公侯子，愿事知音客。”所以當她邂逅才子張庭瑞，考察了他的才情和容貌以后，便毅然以終身相托。秀英在花園中，“覷見美玉眉清目秀，豐姿可人，又聞其戲語，見其題詩，甚是驚愛”，欣然揮筆和詩，表達情愫。她唯恐詩和在花園內，明珠投暗，又別出心裁地寫在圍墻外面，并且假扮男裝，往城中訪尋張美玉。這種無視封建禮教，大膽、主動地追求愛情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當她們的舉動遭到封建家長的禁止、壓制以后，并沒有知難而退，面是想方設計與之斗爭。秀英聞訊父親要“除滅女兒”，即遠走高飛，闖蕩江湖。菊英得知父親要將她 “亂棒打死”，先是跳入古井自殺，以死相抗爭; 得救后即奪路而逃，寓居張昆山家，以待張庭瑞。她們執著地追求愛情自由，寧愿放棄養尊處優的生活，甚至寄人籬下，亦在所不辭，與封建禮教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表現了強烈的民主思想色彩。

《白圭志》又名 《第一才女傳》，作品塑造了為數眾多的女才子形象。她們或生于富貴之家，或出于官僚之門，都博覽群書，善詩能文，不僅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但在封建社會，她們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無從報效國家。作品中的女才子沒有屈服于命運的安排，而是勇敢地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挑戰。張庭瑞之妹蘭英從小不帶耳環、不穿女衣，常自言“身為女子，志勝男兒”。鄉里人多不知其為女子。與哥哥同窗攻書，接連參加縣、省、院試，均名列前茅，最后欽點榜眼，授為江南學政。菊英和秀英女扮男妝出外察訪知音，化名參加江寧縣試，為學憲王彥所識拔，視為奇才，“雖相如、子建不及也”，并薦入京都，后來殿試，欽點翰林。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皇帝女兒璧玉與秦王女金鸞亦假扮書生參加殿試，表現出超群的才華。連皇帝也無可奈何地說：“今之世，才女何多，可惜女子之才不能為國家之用!”最高統治者的喟嘆發人深思，這不是對沿襲幾千年壓制女性人才的封建制度的懷疑和沖擊嗎? 顯然，這里閃耀著作者反封建思想的奇光異彩!

《白圭志》也未能免俗，同樣包含著勸善懲惡這一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傳統主題。小說把張博父子與張宏父子分別作為善和惡的化身，以他們各有報應來進行勸懲說教。張博“濟困扶危、恤孤憐貧，積豐年之粟，救兇歲之饑”，因而“遠近皆感其德”。結果上帝賜予一子一女。他推薦居心叵測的張宏去蘇州營生，并陪同前往。而張宏見財起意，用毒藥毒死張博。他主持張博家事，又從中取利，中飽私囊。兩者形成對照。二張的后輩庭瑞與美玉同樣才貌雙全，前者善良、忠厚，行為端方; 后者虛偽，狡詐，心術不正。美玉得悉庭瑞與菊英河下之盟的秘密后，“緊記在心”，竟假冒庭瑞之名去楊府聯姻，最終被菊英識破，遭官府鎖拿。他出乖現丑，不思悔改，又擅入劉布政花園，與秀英唱和詩詞。秀英外出尋訪，結果美玉以 “拐誘”罪下獄，死于獄中。其父張宏也在營救兒子的途中被逮而正法，父子雙雙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張博父子一個死后封為城隍，一個生前高中狀元，善惡果報，毫厘不爽。勸人行善，戒人作惡，本無可厚非，但小說最終墮入因果報應的泥淖，則是不足取的。此外，小說讓楊時昌無疾而終，死后升天，蓋由于他身為巡撫，正家規，尊國法，不因私廢公，品行端正; 張昆山二子登科; 夏松、武方山子孫榮耀，等等，亦可見作者因果說教的良苦用心。

小說末尾，讓楊時昌在明亡前登臨仙境，不忍見明亡，與國同休，使之成為“明之第一忠臣”，則作者追思故國的深情令人贊嘆。由此可知，小說當作于清初。

《白圭志》在藝術上也頗有特色，非尋常才子佳人小說可比。在不足九萬字的篇幅中，塑造了一系列較為成功的人物形象。小說的成功不在于刻劃了善和惡兩類不同人物形象，而在于在同一類人物中，善于同中寫異，寫出同類人物的不同個性。同樣追求自由婚姻，菊英與秀英就各有特色，菊英內向、執著、沉穩而又有時顯得怯弱; 秀英則敏捷、外露、潑辣而不免失之輕狂。第八回，她“講道德掩倒吳江盟”，秀英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侃侃而談，旁若無人，固然表現了她過人的才華和卓越的辭令，但她與張美玉一見鐘情，險乎上了匪人之當。同樣女扮男裝應試，蘭英、菊英、秀英又各具風姿。蘭英是從小男裝，逐級應考，按部就班，而菊、秀二人是一時心血來潮的逢場作戲。秀英說：“今榜眼既任這里，等他到來，何不也去進場耍耍。且榜眼又是張郎兄弟，其才必然相仿。我姐妹用心作文，彼必驚奇，那時正好乘云上天，若婚姻之事，付之天命可也。”其輕狂任性，豁達的性格躍然紙上。相形之下，秀英就顯得穩重、安分、執著于愛情。再如庭瑞與建章同樣為才子，性格有別; 張博、張高兄弟都是富厚善良的長者，也個性迥異。這種刻劃人物的手法是值得稱道的。總之，小說著墨不多，人物都聲口畢肖，跳脫生姿。“衡才之德、張宏之奸、楊公之神、中常之義” 無不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說“凡例”有云： “此書事略，出于張氏譜中，另附此小傳也。象川是以按其事而輯之，若曰無影生端，冤哉枉也。”這無疑告訴讀者，小說的本事均有所依據，并非空中樓閣。作者是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如果把這部小說看成一棵樹，那么，張庭瑞與楊菊英的愛情故事是樹的主干，“始于吳江之約，而畢于懷遠之歸” (凡例語)。其它內容，如張博被害、美玉冒婚、劉忠折獄、才女應試、天子選妃、楊公仙化等等則是樹的枝節，而其它更多的細節則是樹葉。至于蘭英與建章的婚姻，美玉與秀英的戀情，敬威、顯威與公主、郡主的姻緣都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主干起著襯托、輝映作用。小說以 “白圭”名篇，而白圭是城隍授于劉忠的訴狀，又是張博被害一案奇冤昭雪的關鍵。作者以張博、張宏善惡必報為立意之本，故稱白圭乃此樹之根可也。

作者聲稱： “此書敘事，如珠走盤內，大無不包，小無不破，不至有首尾易形之弊，不至有前后脫線之愆”。確實，小說以主人公張庭瑞與楊菊英的婚戀故事為線索，從吳江月下訂盟寫到懷遠樓畢姻，歷時四年之久，其中穿插許多內容，串聯了無數珍珠，制造了幾多波瀾，使故事情節曲折離奇，風云變幻，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前后又緊密呼應，跌宕起伏，搖曳多姿，令人讀之不能釋卷。小說開篇敘張博兄弟一居江西，一居湖南，為人物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張博行善，反遭張宏毒殺，而兇手逍遙法外，令人心潮難平。中間穿插夏松失子，武英得子，留下話柄。接著寫庭瑞、蘭英、美玉二子一女讀書應試轉入正題。庭瑞與建章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預伏蘭英婚事。庭瑞月下逢菊英，喜結良緣，為下文的悲歡離合張本。省城應試，美玉醉狂招禍，從此善惡分道揚鑣。楊菊英訂盟事泄，父親不容，走投無路，投井自殺，又生一波; 義仆救命，菊英絕路逢生又接出無數妙文。美玉冒名求婚，菊英洞房識奸極富喜劇色彩。奸徒自負才貌，歹人善計，徒自取辱。“本為身披紅彩，卻弄出頸掛素珠;本為洞房交歡，卻弄出法堂叫苦。令讀者時怒時驚，時畏時喜”(晴川居士評)。美玉僥倖脫身，又與劉秀英唱和，一似驚濤駭浪后接潺潺細流，與吳江唱和前后輝映，情趣盎然。至于美玉被逮，斃于獄中，理所應當。兒死引出父亡，奸人作法自斃，雙雙報應，令人拍手稱快。城隍托夢，張宏就擒，問罪正法，為張博報仇雪恨，是一大結局; 小人死于非命，也了卻一段公案。嗣后，菊英與秀英結義，結伴男裝外出;張庭瑞文戰告捷，狀元及第，二條支流并行，其中又生出波瀾、誤會、巧合。秀英疑吳江庭瑞是劉園之張生，菊英誤認為獄死之張生即吳江之庭瑞，引出錯疑和虛驚，這樣錯亂成文，懸念迭出。又有蘭英考中榜眼，皇上欽招駙馬，庭瑞假造八字，巧妙應對; 武方山歸天，建章丁憂; 狀元兄妹祭父，與劉忠結義;劉忠以妹許庭瑞;菊、秀男裝應試見拔;庭瑞薦賢才，文華殿六才并試;選宮妃秀、菊雙被執，招駙馬登、華兩成婚，平添許多波瀾，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為庭瑞的懷遠樓畢奇婚增色生輝。

必須指出的是，小說也多次涉及鬼神描寫，如菊英逃難之中得鬼神留宿，劉忠上任途中有城隍托夢，德泉庵道士解夢，楊時昌明亡登仙，等等，固然荒誕不經，不足憑信。但作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表現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為其勸懲說教的主旨服務，增加了神秘色彩，迎合了讀者心理;另一方面，這是作者想象的產物，是借助于超現實的鬼神力量來懲罰罪惡，襄助正義，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作者的理想。所以不應該全部否定。

《白圭志》行文流暢，語言潔凈，通俗淺易，有較強的可讀性。確如“凡例”所言： “不至有艱深難悟之文，亦不至有粗俗不堪之語”。這也是《白圭志》能贏得較多讀者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