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未來記》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梁啟超著。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創辦 《新民叢報》、《新小說》雜志。五回，未完。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1902) 《新小說》第一號起連載。



中國小說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至晚清而大變。梁啟超 《新中國未來記》，標志著近代意義的 “新小說” 的誕生和中國小說史新紀元的到來。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以光緒的名義發布的諭旨稱： “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釁。現正議和，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師。”其后，清政府對教育、軍事、行政、財政、法律諸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

被迫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對于扼殺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本來是完全絕望的，但一旦看到國內新的改革動向，他的心境就起了明顯的變化。作于1902年10月的《敬告當道書》道出了他當時的思想狀態：“某竊觀一二年以來，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躍然以喜，乃日日延頸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吾不禁盡然以憂”。在慈禧太后似乎已經充當了康梁變法的“遺囑執行人”，將兩三年前被斷送了的維新改革一一重新從頭實施的時候，梁啟超卻從變法失敗的痛苦思索中，更從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實踐的廣泛考察中，清醒地意識到在維新變革過程中“新民”的重要性。他指出：“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以為“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本著“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的認識，梁啟超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新小說》月刊，響亮地提出了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而《新中國未來記》，則是梁啟超為達“新民”之目的而親手撰寫的晚清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 “新小說”。

梁啟超說： “余欲著此書，五年于茲矣。”此話看來是可信的。康有為光緒二十六年 (1900) 曾作詩道： “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靈藥。”他惋惜梁啟超沒有運用小說這一“衿纓市井皆快睹，上達下達真妙音”的 “靈藥” 以為變法服務。但梁啟超終于在1902年動筆創作這部“夙夜志此不衰”的小說，且不俟全書卒業，就匆匆公開發表，甚至因而直接促成了 《新小說》的創辦 (緒言有云： “《新小說》之出，其發愿專為此編也。”)，卻另有現實的原因在，這就是針對國內已經出現的變法與改革的新動向，“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小說中李去病抨擊政府當道，“現在他們嘴里頭講甚么維新，甚么改革，你問他們知道維新改革這兩個字，是恁么一句話么?他們只是學那窯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國人當作天帝薩菩祖宗父母一樣供奉，在外國人跟前夠得上做做得意的兔子，時髦的倌人，這就算是維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就是充分的證明。這種尖刻的批評，出自梁啟超所塑造的正面人物之口，表明他并未對清廷的改革陷入盲目的樂觀，更未墮入廉價的捧場，但清廷改革的新動向，畢竟加深了他對于改革事業及其前途的思考，并將這種思考凝聚于小說之中。

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 中猛烈地抨擊了專制政體，以為是“一件悖逆的罪惡”，甚至說： “任他甚么飲博奸淫件件俱精的無賴，甚么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甚么欺人孤兒寡婦狐媚取天下的奸賊，甚么不知五倫不識文字的夷狄賤族，只要使得著幾斤力，磨得利幾張刀，將這百姓象斬草一樣殺得個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張黃色的獨夫椅上頭，便算是應天行運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這種對于封建帝王的褻讀與攻擊，堪稱古往今來“無君”、“非君”論的峰巔。梁啟超向往民主政治，主張君主立憲，主張“立憲之國，法律必公布之于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并實行民主選舉制度，建立民權國家。以為這是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并不等同于將希望完全寄托于統治集團的恩賜，相反，小說指出：



凡做一國大事業，這必定要靠著政府當道幾個有權有勢的人嗎?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個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來?就是一國的勢力，一國的地位，也靠一國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夠得的，若一味望政府當道，政府當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了，定不是自暴自棄，把人類的資格都辱沒了嗎?



在這段話上，小說又加眉批道：“此數語直指本心，一針見血，著書者之意，全在此點，讀者最宜三復”。

君主立憲與革命共和，是探求使中國臻于民主富強的不同模式。梁啟超主張走君主立憲之路，但并沒有排除最后使用革命手段的可能性，小說寫黃克強在與李去病論辯結束時道：“講到實行，自然是有許多方法曲折，至于預備工夫，那里還有第二條路不成?今日我們總是設法聯絡一國的志土，操練一國的國民，等到做事之時，也只好臨機應變做去，但非到萬不得己，總不輕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用歷史的眼光看，《新中國未來記》的價值不在乎它的 “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以及“無血的破壞”等現成結論，而在于它提出上述主張，是基于中國的國情、世界的大勢的極明細和冷靜的剖析的。黃克強針對李去病“拼著我這幾十斤血肉”和大小民賊誓不兩立的血性道：



兄弟，你的話誰說不是呢? 但是我們想做中國的大事業，比不同小孩兒們耍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單另做過;莊子說得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若錯了起手一著，往后就滿盤都散亂不可收拾了。兄弟啊，我們是中國人做中國事，不能光看著外國的前例，照樣子搬過來，總要把中國歷史上傳來的特質，細細研究，看真我們的國體怎么樣，才能夠應病發藥的呀。



梁啟超是怎樣細細研究 “我中國歷史上傳來的特質” 的呢? 從人民一方看，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本是條頓種人，向來自治性質是最發達的。他們的祖宗本是最愛自由的清教徒，因受不得本國壓制，故此移殖新地。到了美州以后，又是各州還各州，自己有議事堂、市公會等，那政治上的事情，本是操練慣的，所以他們一旦脫了英國的羈絆，便像順風張帆一般，立刻造起個新國來”。而“中國是亂遭遭的，毫無一點兒條理秩序”;從政府一方看，中國的專制政體雖甚過分，但政府與西方不同，向來不干涉民事，“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國家沒了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從這兩點“特質”出發，梁啟超主張效法英、法，實行“干涉政策”： “當民智未開民力未充的時候，卻是象小孩一般，要做父母的著實管束教導他一番，將來才能成人”，即運用君權的權威，“拿來做末末了一著，若能有一位圣主，幾個名臣，用著這權，大行干涉政策，風行雷厲，把這民間事業，整頓得件件齊整，樁樁發達，這豈不是事倍功半嗎?過了十年廿年，民智既開，民力既充，還怕不變成個多數政治嗎?成了多數政治，還怕甚么外種人再喧賓奪主嗎?”梁啟超從歷史的文化的深度去思考，認識到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必須充分考慮客觀歷史條件，成功的關鍵則在于“必須養成一國人，使有可以為立憲國民之資格”，“四萬萬人，各各把自己面分的 (責任)擔荷起來”。君主立憲，只不過是他在特定條件下為達此目的而選擇的最佳方案而已。

在《新中國未來記》 中，梁啟超還善意地批評了將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混為一談的過激思想， 尤其是在正視世界大勢和 “救國志士” 自身素質兩個問題上，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黃克強說：“自十九世紀以來，輪船鐵路電線大通，萬國如比鄰，無論那國的舉動，總和別國有關系，”而且中國的問題，已與外國列強的利益聯為一體，列強為著“生計界競爭”，是不會容許中國平平安安革命的，“只是傷害到自己的利益，他一定是不能放過的”，這就必然會引起干預，產生瓜分的危險。梁啟超還提醒說，許多 “號稱民間志士”的人，也是“滿肚皮私欲充塞，變幻狡詐，輕佻浮躁，猜疑忌刻，散漫雜亂，軟弱畏怯”之輩，若革命紛紛并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總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爭競起來，這越發鷸蚌相持，漁人獲利，外國人乘勢脅誘，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無事，英國滅印度，不是就用著這個法兒嗎?”而李去病卻想得比較簡單，他以為，只要革命者的舉動 “能夠件件依著文明國的規矩，外人看著，也應該敬愛的”，“至于你講到各省紛立、同志相攻的話，若是這樣的人，也不算愛國志士! 我想但是肯舍著身拼著命來做事的，何至如此，這倒不必過慮罷”。“中國往后沒有革命便罷，若有革命，這些民賊的孽苗是要入無余涅槃而滅度之的了”。表現了一種近乎天真的盲目樂觀態度。歷史證明，梁啟超的擔心并非杞憂，在許多方面，都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新中國未來記》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價值在于，它不僅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和表現，而且以其對于現實變革深邃的歷史、文化的思考，有力地影響了現實變革的過程，參與了時代精神的醞釀和形成。就其較近的一個層次而言，它對晚清的改革新動向進行了迅速有力的反應，指明修修補補的 “改革”是無濟于事的，改革的關鍵是 “立憲”，是改革專制政體，實現民主政治。清廷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政治，就是走的小說中黃克強、李去病所走過道路; 1907年“立憲詔書”的頒布，更不能低估梁啟超的鼓吹推動之力。就更深遠的層次而言，它第一個以小說的形式，提出了對全民族進行啟蒙的崇高任務，向廣大人民宣傳民主政治，喚醒他們的民權意識，鼓舞人民通過不折不撓的斗爭去爭取民權。小說說得好：“這民權兩個字，不是從紙上口頭上可以得來的，一定要一國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權、保持民權的資格這才能安穩到手”，“這民權固然不是君主官吏可以讓來給他，亦不是三兩個英雄豪杰可以搶來給他的，總要他自己去想，自己去求; 既然會想會求，也終于沒有不得到手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新中國未來記》在努力消除廣大人民的蒙昧無知、麻木不仁的狀態的同時，還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有志于維新改革的志士仁人加強自身改造的問題。黃克強誠懇地說：“中國現在的民德民智，那里夠得上做一個新黨?看來非在民間大做一番預備工夫，這前途是站不穩的; 但系我們要替一國人做預備工夫，必須先把自己的預備工夫做到圓滿”。這種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自覺意識，是極為難得的。小說還批評了那班“血氣未定，忽然聽了些非常異議，高興起來，目上于天，往后聽到甚么普通實際的學問，都覺到味同嚼蠟，嫌他繁難遲久，個個鬧到連學堂也不想上，連學問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樣子”的淺薄分子，也都是極為中肯的，不能視為對革命者的鄙薄與污蔑。總之，《新中國未來記》之所以“新”，不在于它寫了洋人，寫了洋務，而在于它寫了新的意識，為實現人的現代化而進行啟蒙教育的崇高意識，稱之為“新小說”的開山之作，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新中國未來記》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有人據以斷言梁啟超不擅長篇小說創作，對作品的藝術性也頗有微辭，這也需要分析。從結構上看，梁啟超原有一個以數年之力，完成全書的宏大創作計劃，小說從西歷二千零六十二年 (按當為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歲次壬寅，中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開篇，倒敘自1902年壬寅以來“中國存亡絕續大關頭”的歷史。小說將這部六十年史劃分為六個時代：

第一、預備時代 從聯軍破北京起，至廣東自治時止。

第二、分治時代 從南方各省自治時起，至全國國會開設時止。

第三、統一時代 從第一次大統領羅在田君就任時起，至第二次大統領黃克強君滿任時止。

第四、殖產時代 從第三次黃克強君復任統領時起，至第五次大統領陳法堯君滿任時止。

第五、外競時代 從中俄戰爭時起，至亞洲各國同盟會成立時止。

第六、雄飛時代 從匈牙利會議后以迄今日。

按照作者構想，“到廣東自治時代，這憲政黨黨員已有了一千四百多余萬人，廣東一省四百余萬人，其余各省合共九百多萬，所以同聲一呼，天子動容，權奸褫魄，便把廣東自治的憲法得到手了，隨后各省紛紛繼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作者還構思由分治到統一，發展殖產，國力強盛，必然會導致中俄的沖突。第四回寫黃克強、李去病二人至旅順大連調查俄國統治下人民的苦難，陳仲滂以為：亦為專制政體的俄羅斯并沒有什么可怕，“中國將來永遠沒有維新日子便罷。若還有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羅斯決裂一回，到那時候，俄國虛無黨也應得志，地球上專制政體也應絕跡了”。眉批道： “此論為數十回以后中俄開戰伏脈。”又，第五回開列了一份“同志名單”，上共26人，就中計湖南5人，廣東6人，浙江4人，福建2人，江蘇1人，河南1人，山東1人，四川2人，直隸2人，江西1人，湖北1人，官吏、富豪、游勇、學生、革命家各種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3人。名單中的孔弘道，“山東人，現在日本東京法科大學留學，深究法理，人極血誠”，就是開卷講述“中國近六十年史”的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博士七十六歲的孔老先生，“從小自備斧資，游學日本美英法德諸國，當維新時代，曾與民間各志士奔走國事，下獄兩次，新政府立，任國憲局起草委員，轉學部次官，后以病辭職，專盡力于民間教育事業”。女士中的王端云，“廣東人，膽氣、血性、學識皆過人，現往歐洲，擬留學瑞士”，即第四回榆關題壁、相失交臂的遠游美人。這種種草灰蛇線的伏筆，都預示著《新中國未來記》將被寫成為一部“龍拏虎擲的大活劇”，雖作者未能終篇，我們仍不難窺其恢宏的氣勢。

作為人學的文學，《新中國未來記》塑造了一批頗具時代特征的新型人物，包括新型的正面人物和新型的反面人物，以主張用革命手段實現變革的人物來說，既有 “活象黑旋風李逵” 的率真鐵漢李去病，又有由 “守舊鬼”轉變為“真替革命主義盡忠” 的鄭伯才，還有那拿著革命當口頭禪，只會劈盡喉嚨喊“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萬萬不可以不革命，我們四萬萬同胞啊，快去革命罷，趕緊革命罷，大家都起來革命罷”的宗明。性格的差異是何等的分明，然而又皆是舊小說中所從來不曾描寫過的新的人物典型，是梁啟超使這些形象，第一次進入小說創作的人物畫廊。《新中國未來記》在環境和細節的描寫上，也有許多新意。如第五回寫黃克強、李去病兩赴張園盛會，第一次是上海的志士會議對俄政策，小說通過與會者衣著的細節：“有把辮子剪去，卻穿著長衫馬褂的;有渾身西裝，卻把辮子垂下來的……還有好些年輕女子，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汝束，腳下卻個個都登著一對洋式皮鞋，眼上還個個掛著一副金絲眼鏡，額前的短發，約有兩寸來長，幾乎蓋到眉毛”，以及“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的”黃、李二人 “見了這些光怪陸離氣象，倒變了一個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了”的主觀感受，突出了會議氣氛與會議議題極不相稱的矛盾。第二次則是 “品花會”，“昨日拒俄會議到場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個個都是沖冠怒發，戰士軍前話死生，今日個個都是酒落歡腸，美人帳下評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閑儒雅，沒有絲毫臨事倉惶大驚小怪的氣象”。通過兩日情緒的強烈反差，辛辣地諷刺了麻木不仁與醉生夢死，這又莫不與小說“新民” 之宗旨緊密契合。

梁啟超自稱這部小說 “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與尋常說部稍殊。”撇開這段話的自謙因素不論，正是這部“其體自不能與尋常說部稍殊”的具有空前創造性的“新小說”，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改造文學形式，以便與所要表達的新穎主題思想相適應的成功范例，并為晚清小說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楷模，以致于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小說發展的進程。

《新中國未來記》 自創的、“與尋常說部稍殊” 的新體，剖分開來，約有以下數種：

一、展望體： 《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楔子，以正筆寫六十年后 “新中國”之美妙誘人的“未來”：為慶祝維新五十周年，諸友邦遣使前來慶賀，其中英國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國大統領及夫人 (此三國為向來侵凌中國之列強)、菲律賓大統領及夫人、匈牙利大統領及夫人 (此二國與中國皆為弱小之國)，皆親臨致祝，標志著中國國際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開設大博覽會，陳設商務工藝物品，連江北、吳淞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標志著中國經濟的空前繁榮; 各種學問、宗教聯合大會皆在此時召開，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標志著中國學術的空前昌明。梁啟超確信，“新舊相爭，舊的必先勝而后敗，新的必先敗而后勝”，在 “黯黯沉沉的景象”下，他看到了“未來”，對“未來”無限憧憬，充滿信心，表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博大胸襟和遠見卓識。中國古代小說，雖然不能說沒有 “未來”的因素，但總的說來是傷感的、悲涼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寫的都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的毀滅，《西游記》固然表現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但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功德圓滿而己，“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它們所有的只是痛悼已逝和迎接回環往復。唯有二十世紀初的新小說的開山之作《新中國未來記》，才第一次大膽地、鼓舞人心地展望了未來。“少年中國”的朝氣與沉郁練達的沉思凝結在一起，產生了新的氣勢和力量。而后出現的 《未來世界》、《新紀元》、《新中國》，都是這種展望體的積極繼承者。

二、講演體： 《新中國未來記》以“孔覺民演說近世史”的形式展開，便于追述往事，發表評論，抒發情感。孔覺民說： “我這部講義，雖是堂堂正正的國史，卻不能照足那著述家的體例，并不能象在學校講堂上所講的規矩，因有許多零零碎碎瑣聞逸事，可喜可悲可驚可笑的都要將他寫在里頭。還有那緊要的章程、壯快的演說，亦每每全篇錄出。明知不是史家正格，但一則因志士所經歷的，最能感動人心，將他寫來，令人知道維新事業有這樣許多的波折，志氣自然奮發; 二則因橫濱《新小說》報社主人要將我這篇講義充他的篇幅，再三諄囑演成小說體裁，我若將這書做成龍門《史記》、涑水《通鑒》一般，豈不令看小說報的人懨懨欲睡，不能終卷嗎?”《新中國未來記》寫的是“未來”，然而是站在假定的 “未來”，再回過頭來寫這六十年的 “歷史”，那么，又當歸于“講史”的范疇了。寫史而不遵史家正格，運用揮灑自如的講演體，實在是最好的創造。后來的《閨中劍》等，明顯受了此書的影響。

三、論辯體： 為“以表政見，商榷國計”，論辯體是最好的方式。小說中憲政黨治事條例子目五為 “練習政務”，提出黨內議事之法，可依議院，“不妨假設為兩政黨;互持一主義以相辯爭，則真理自出”，可知作者深諳論辯之道。第三回 “論時局兩名士舌戰”，寫黃克強、李去病二人，“拿著一個問題，引著一條直線，駁來駁去，彼此往復到四十四次，合成一萬六千余言”，“無一句陳言，無一字強詞，壁壘精嚴，筆墨酣舞”，令人嘆為觀止。總批謂：“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筆力;然僅恃文才，亦斷不能得此也，蓋由字字根于學理，據于時局，胸中萬千海岳，磅礴郁積，奔赴筆下故也”，實為的評。如李去病基于排滿的民族主義，詰問 “我們中國現在的主權，是自己的民族，還是在別二個民族呢?”(駁論第九) 黃克強答以 “現在朝廷，雖然三百年前和我們不同國，到了今日，也差不多變成了雙生的桃兒，分擘不開了”。他立足于民族的融洽和團結，更歷史地說：“至于說到專制政治，這是中國數千年來的積痼，卻不能把這些怨毒盡歸在一姓一人” (駁論第十)。李去病又據政治學的公理，駁以 “政權總是歸在多數人手里，那國家才能安寧”，然后推開一步，提出了政治上的責任問題，說：“橫豎我認定這責任的所在，只要是居著這地位不盡這責任的人，莫說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就使按著族譜，算他是老祖黃帝軒轅氏正傳嫡派的冢孫，我李去病還是要和他過不去的哩。” (駁論第十一) 黃克強一方面贊同這段議論，但又指出，這“總是理想上頭的，不是實際上頭的”，比如 “多數政治”，他認為“在將來或有做得到的日子，但現在卻是有名無實的”，如現在的各立憲國的議院政治，“認真算來那里真是多數?還不是聽著這政黨首領幾個人的意思嗎?”關于政治責任，黃克強說：“中國現在的人民，那里自己夠得上盡這個責任?就是叫現在號稱民間志士的來組織一個新政府，恐怕他不盡責任，還是和現在的政府一樣，這國勢就能夠有多少進步嗎?”因而他歸結到“政治進化，是有了一定的階級，萬不能躐等而行”，并且一針見血地批評道： “兄弟，你是住在歐洲多年，看慣了別人文明的樣子，把自己本國身份都忘記了，巴不得一天就要把人家的好處拿輪船拿火車搬進來，你想想這是做得到的嗎?” (駁論第十二) 小說的最大長處，在于對作者非議的一方，并不加以丑化、弱化，從而讓贊同的一方輕易取勝，而是“每讀一段，輒覺其議論已圓滿精確，顛撲不破，萬無可以再駁之者，及再看下一段，忽又覺得別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顛撲不破，萬難再駁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 (總批) 阿英認為 “這只能說是政論，以此估定其藝術價值是不夠的”，但從這精彩的論辯之中，我們不是同樣感受到兩位主人公“異形同魂”的交誼和堅持真理的豪爽性格了嗎?《新中國未來記》所開創的論辯體，為后來的 《孽海花》《癡人說夢記》等所效法。

四、游歷體： 《新中國未來記》于“調查國情”一項，尤為看重，以為“今日維新改革之當急，人人皆知，雖然，改革之條理細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興，某地方某弊宜革，無論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詳盡也。其故由我國幅員太廣，交通不便，動如異域，而政府亦向無統計報告之事，故國民于一國實情，始終懵焉，雖有賢智，無如何也。”有志改革者應遍游各地，上自都會，下至村落，無不周歷。小說寫黃、李二人到歸了俄國管理的旅順口大連灣游歷，以便“懂得俄羅斯的內情”，傾聽 “廣裕盛”店中老頭兒 “到了今日，卻是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屋里頭，做了個孤魂無主的客人” 的泣訴。眉批道： “將瑣碎事情敘來，乃覺咄咄逼人，他日中國若被瓜分，到處便皆如此，此猶不自懼、不自謀，其無人心矣。”借主人公之游歷，以貫串對于洋人橫行、官場腐敗、人民痛苦的揭露，這種藝術手法，更為后來之《老殘游記》、《醒游地獄記》、《小學生旅行》所承繼。

五、現形體：《新中國未來記》對于官場的腐敗，無情地給予抨擊。第三回寫李去病之駁論十九道：“……至講到中國官場，豈是拿至誠可以感動得他來的嗎? 只要是升官發財門路，你便叫他做烏龜王八蛋幾十代婊子養的，他都可以連聲喝十來個肥喏。他們把那瓣香祖傳來奴顏婢膝的面孔，吮癰噬痔的長技，向來在本國有權力的人里頭用熟的，近來都用在外國人身上了，今日請公使吃酒，明日請公使夫人看戲，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于影響，現在不單不以做外人奴隸為恥辱，又以為分所當然了，不但以為分所當然，兼且以為榮以為闊了，但得外國人一顧一盼，便好象登了龍門，聲價十倍，那些送條子、坐門房、使黑錢、拍馬屁種種把戲，都擁到各國欽差軍事衙門去了。你不聽見德國總帥華德西的話嗎，他說“在京城里頭沒甚開心的事情，就是到滿州某侍郎家里，會他幾位小姐，算是最爽快的。”眉批曰：“這段惡罵雖覺有傷忠厚，但看著那為鬼為蜮的情形，由不得人三千丈無名業火涌將起來，一棒一喝，正是普渡罪惡眾生法門哩。”如果說這還是從人物口中罵出，那么第五回寫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楊子蘆，就是具體形象的刻畫了。楊子蘆講巴結上進的 “洋園榮”的路子道：“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結得上榮中堂;高一等的呢，巴結上園子里的李大叔，若是再高等的呢，結識得幾位有體面的洋大人，那就憑老佛爺見著你，也只好菩薩低眉了，這便叫做洋園榮。”這豈不是地地道道“官場現形記”的濫觴么?此外，“新黨現形記”、“商界現形記”、“女界現形記”等等，也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雛形。

六、近事體： 以新聞近事入書，是晚清小說極為普遍的現象，而《新中國未來記》也有很成功的嘗試。第四回寫黃、李二人在旅順大連調查，鋪中老頭告以民眾之苦痛，夾注曰： “著者案： 以上所記各近事，皆從日本各報紙搜來，無一字杜撰，讀者鑒之。” 又寫俄國在東北駐兵情況，甚為詳盡，夾注曰： “著者案： 此乃最近事實，據本月十四日路透電報所報。”又引美國 《益三文拿報》載《滿州歸客談》文，披露哥薩克兵糟蹋中國人實情，夾注曰： “著者案：此段據明治卅六年一月十九日東京《日本》新聞所譯，原本并無一字增減。”眉批又曰：“此種近事，隨處補敘，故讀一書便勝如讀數十種書，處處拿些常識教給我們，小說報之擅長正在此點。”以時事入小說，自明末即有端倪，然唯有到梁啟超的時代，才有了能如此迅速而又出處分明地將近事采入小說之中的范本。

總之，《新中國未來記》是一部開一代風氣的劃時代杰作，它影響了整整一代小說創作的發展進程，為晚清小說的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