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驂錄》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吳趼人(我佛山人) 著。十回。1907年 (光緒33年)2月至4月《月月小說》第六號至第八號刊載。1908年 (光緒34年)7月，上海群學圖書社出版單行本，收入該社刊印之《說部叢書》。

僻處荒村之中的年輕書生辜望延，因指責官兵騷擾百姓，被誣為 “革命黨”。幸得仆人辜忠舍身營救，逃到上海，想投革命黨以報仇。在上海，他住在做生意的堂兄弟辜望廷家里，讀到了一些新書，又由此見到了一些革命黨人。然而，這些人徒事空談，實則過著抽鴉片煙、賭牌、喝酒、狎妓的腐化生活，甚至可以為了討得政府的幾個錢，不惜背棄宗旨，稱頌朝廷。辜望延深感失望，又得友人李若愚開導，“不覺把投入革命黨人的心思漸漸消滅下去。”小說結尾，辜望延接到家鄉來信，知官府正把他作為革命黨行文捕捉，乃決計東渡日本?！伴L點學問見識，將來回國，或者還可以干點事業。”

《上海游驂錄》是一部思想復雜但創作具有特色的政論小說。吳趼人在書末的《著者附識》中說：“以仆之眼觀今日之社會，誠岌岌可危，固非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維持之，非徒言輸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見所及，因以小說體一暢言之。雖然，此特仆一人之見解耳。一人之見，必不能免于偏，海內小說家，亦有關心社會而所見于仆不同者乎? 盍亦各出其見解，演為稗官，而相與討論社會之狀況歟?”這表明他的寫作目的，是借小說體暢言對社會改革的意見。這種“出其見解，演為稗官”的寫法，使小說的情節構思和形象塑造，具有強烈的表現功能，而不同于作者其他對現實生活進行具體的生動的描繪的再現式作品。

流亡尋求和政治啟悟是小說的兩大主題。主人公辜望延(諧“姑妄言”)既是流亡尋求的主體，又是政治啟悟的客體，成為唯一貫串全書情節聯系兩大主題的形象。作品一開始，就有意隱去具體時間地點，描寫官兵追殺 “亂民”的場面，用籠統的語言介紹辜望延的身世。辜望延反對騷擾百姓，竟被誣為 “革命黨”，這也正是官兵借人血以染紅頂子，升官發財的慣技。其結果，則是使辜望延猛然醒悟：“他既然誣我做革命黨，我何妨就投入革命黨里，將來就可望報仇了。” (第1回)從而拉開了全書流亡尋求主題的序幕，也初步展現出本書淡化個別 (個性)，突出一般 (共性、類型)的表現性特點。

縱觀小說流亡尋求主題的顯示過程，可以發現作者著意安排的兩種反諷。其一是，一方面，官府瘋狂追捕革命黨，以至迫害無辜百姓; 另一方面，則是無辜百姓為了反抗迫害而主動去尋找投奔革命黨。這種弄假成真的戲劇性變化，有力地暴露了反動統治者為淵驅魚的愚蠢行徑和官逼民反的黑暗現實。辜望延從山村逃往上海，最后不得不亡命日本，官兵的誣害和官府的追捕，成為這條流亡路線上貫串始終的外在壓迫力量。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但辜望延在不知革命為何物時被誣為 “革命黨”，而且當他后來經過 “啟悟”產生錯誤認識，“把投入革命黨的心思漸漸消滅下去” (第6回) 時，仍被官府當作革命黨行文捕捉，弄得他在國內幾無立身之地。這種壓迫的結果，是促使人民對現實徹底失望，和進一步認識反動統治者的本質。作者借辜忠的口說：“現在不是講道理的世界。”“你若要對大人先生講道理，還不如去對豺狼虎豹講呢?！?第1回)這是吳趼人小說中譴責批判主題的繼續和發展，也是蘊含在本書流亡尋求主題中反諷描寫的積極思想內容。

反諷之二是，一方面，辜望延滿懷熱望去尋找革命黨，但另一方面，他在上海所見到的“革命黨人”卻使他大失所望?！陡锩姟返牟貢魅送跫霸?諧“忘其源”)是一個大煙鬼，留學生譚味新(諧“談維新”)整天沉溺于賭場酒館，另兩位高談革命的留學生屠牖民(諧“徒有名”)、屠辛高(諧“徒心高”)則是未進學堂先打算賴學和從家中騙取戲資酒資嫖資。這些人不但生活腐化，而且人格卑下。剛才痛罵政府腐敗，一見有利可圖，馬上歌頌“天恩高厚”，“圣眷獨隆”，甚至宣稱“什么宗旨不宗旨，只要有了錢，立憲我們也會講的”，“專制也使得，只要給我的錢夠我花?！?第7回) 這些描寫，雖然也反映了當時革命黨人成份不純魚龍混雜的現實狀況，但總的來說，作者是以偏概全，表現了對革命黨人的否定態度，和反對革命堅持改良的保守立場。其思想是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現實的。所以，這一層反諷是作品內容的消極方面。

第一層反諷的真實性與第二層反諷的悖謬性并存，給這部作品和作者自身帶來了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并由此產生了作者未曾料到的作品的第三層反諷意蘊。即是：一方面，作者把革命黨人描寫得如此不堪，腐化墮落，無所作為;但另一方面，作品卻顯示出清朝政府對革命黨人的極度仇恨和恐懼。“現在大帥，最恨的是革命黨。”(第1回)正因為革命黨人被官府視為大敵，深惡痛絕，必欲斬盡殺絕而后快，這才為官兵提供了亂誣平民，濫捕濫殺，以人血染紅頂子的機會，并使全書從始至終 (特別是開頭和結尾) 籠罩著官府全力追捕革命黨人的緊張恐怖氣氛。這種氣氛所反映的時代真實，形成了對作品否定革命和革命黨人的思想基調的強烈反諷。它促使人們反思作者描寫的革命黨人形象的藝術價值： 他們究竟是生活的真實再現，還是作者的觀念歪曲?這批只知吃喝嫖賭的享樂派和徒事空談的可憐蟲怎么可能成為令官府心驚膽戰的威脅其統治的敵對力量?他們究竟是革命黨人的代表還是革命黨人中的敗類?正是這層反諷，既暴露了作者自身思想認識的錯誤和局限，又從反面啟發人們去尋找真正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力量。它構成了對作者的否定 (否定革命和革命黨人) 的否定。這種反諷效果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吳趼人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這一矛盾。小說結尾，辜望延不滿足于李若愚 “改良社會，是要首先提倡道德”的啟悟結論(這正是作者企圖通過小說宣揚的基本主張，見前引《著者附識》)，而要東渡日本，并不單純是由于官府壓迫的被動行動，也包含著主動尋求的努力目標：“學了本事回來，要設法聯絡了大眾百姓，把那好的官留下，那不好的趕了，硬要那做官的好好兒保護百姓?！辈辉偌南Ｍ谡?，而寄希望于百姓，寄希望于通過斗爭改變現狀，很難說這種認識與作者反對的革命沒有相通之處。正是從這里人們可以感受到這位雖未擺脫改良思想局限卻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作家的可貴探索精神，它使小說的流亡尋求主題得以繼續發展，并獲得新的內容。

與流亡尋求主題交織的，是啟悟主題。作品的啟悟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自我啟悟，即在現實教育中的自我思考與認識，其表現為辜望延的思想歷程; 二是他人啟悟，是對自我啟悟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導引，其代表為作為啟悟者形象的李若愚(寓“大智若愚”意)。小說前五回，主要寫辜望延的自我啟悟(也有他人啟悟，如辜忠力勸望延不可對官府存幻想)。望延因身受官兵迫害醒悟到可投革命黨以報仇，來上海尋找革命黨后，閱讀新書，接觸人物，熱情受到挫折，思想陷入矛盾之中：“想到革命未嘗無理;只是遇了兩個談革命的，其行為言語，又絕不像是個有志之士，若是革命黨當中，全是這一般人，只怕一萬年也是空談! 怎能夠訪著一個有學問的人，開開見識方好。”(第5回) 李若愚的形象就是在這種對啟悟者的期待中出現的，他是本書啟悟描寫的重點。李若愚的“啟悟”方式，包括“現形” (事實啟悟)與“論辯” (事理啟悟) 兩種。后者又包括同“革命黨人”的辯論和與辜望延的交談，在后5回中占絕大多部分篇幅，使全書帶著濃厚的政論色彩。李若愚的主張主要是： 從時勢和 (革命黨人的) 人格兩方面說明革命不可為; 改良社會，首先是提倡道德，務使德育普及 (中國固有之道德);不可一切都事外人，應在道德昌明之后，不為外界搖動，然后輸入文明; 不贊成反清復仇，滿漢自相離異; 主張保護僑民，開發民智，消彌革命風潮; 認為立憲雖為善法，但在中國也不能行; 批評宋儒謬妄，導致士大夫道德喪盡等。這些觀點中未嘗沒有某些合理因素，但其共同指向都是否定革命，由于作者對革命黨人及其主張作了歪曲描寫，因而在論辯中，總是李若愚侃侃而談，對手連連敗北，而辜望延則暗自欽佩，直到“把投入革命黨的心思漸漸消滅下去”。這便是作者設計的“啟悟”。然而“啟悟”本應以求真為目標，結果卻導致新的謬誤。改良主義已經在中國宣告破產，李若愚卻還在大發“制造四萬萬個道德心”的不切實際的空洞議論，這就注定了他的啟悟的失敗。難怪辜望延“聽了若愚前后的議論，革命又不好，立憲又不好，不覺把一片熱心，冷到冰點度上去。”(第10回)辜望延最后東走日本，并非聽從李若愚的勸告和啟悟，而是自我思考后的抉擇。他沒有走李若愚的“醇酒婦人主義”(在這一點上，李若愚并不比他蔑視其人格的“革命黨人”高明) 的“厭世”之路 (第6回)，也沒有按照李若愚設計的方子，去做“普及德育”的工作，而是抱著“長點學問見識，將來回國，或者還可以干點事業”的決心和希望踏上了新的征途。這種態度，也可以說，乃是對啟悟者李若愚的某種否定，也是辜望延新的尋求即新的自我啟悟的開端。它使全書的兩大主題融合為一體，并完成了小說的螺旋式交叉結構：

流亡尋求→啟悟 (自我啟悟→啟悟者啟悟)→新的流亡尋求 (新的自我啟悟)

由此看來，單純把李若愚當作作者思想和觀念的化身，或單純根據作者的某些議論 (包括《著者附識》這樣的宣言) 和部分情節，就斷定吳趼人是一個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厭世主義者，對本書內容采取輕率否定態度，是未必正確的。準確地說，這部小說并非如作者所云，在借小說體進行“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的迂腐說教，而是真實地顯示著一位認識落后于現實的愛國知識分子的矛盾苦悶和探索進取精神。尋求者辜望延和啟悟者李若愚這一對形象，乃是作者內心矛盾的外化，前者表現作者積極探求的人生態度，后者表現其否定革命的改良立場; 前者由憤世而欲濟世，后者由濟世不成而厭世。這種冷和熱的統一，保守和進取的統一，就是作者的復雜世界觀。正是這種矛盾的外化，才使作品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表現意義。其意義不在于作品中已經完成的尋求和啟悟，而在于通過螺旋式結構的否定之否定的動態過程所開始的新的尋求和啟悟。從那里，人們將看到未來的希望之光。

尋求和啟悟主題的確立和表現，對作品的敘述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使這篇小說顯示出自己的手法，成為“幾乎是新小說中唯一真正從頭到尾采用第三人稱限制敘事的長篇小說”。它在借鑒西方小說“以一人一事貫串始終的布局技巧的同時，摻和中國游記 ‘錄見聞’ 的方法，力圖把整個故事納入貫串始終的主人公視野以內。”(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這是對古代小說全知敘事和任意變換角度敘事的傳統技法的突破和革新。當辜望延被迫逃離自己熟悉的山村，孤身一人，走向陌生的世界時，他的感受和認識都是新鮮而富于變化的。在這種情況下，辜望延的生活歷程，就必然同時是他的心靈歷程，他對周圍世界各種人物的認識過程，也就是這些人物的面貌、思想、性格逐步呈現的過程，作者就可以一聲兩歌，一筆多用，取得較好的藝術效果。在這篇小說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兩點：

一是集中敘事線索。通過限制敘事，把情節集中到主人公的見聞和活動范圍內，使流亡尋求和政治啟悟兩大主題得到突出表現。如辜望延從被迫逃亡到主動尋找革命黨，這一重要轉折，作者是安排在古廟聞訊這個情境中完成的。辜望延躲在廟中神案下睡醒，偶然聽到鄰居陸子忠和鄉人的議論，方得知他逃走后辜忠被殺，房屋被燒，官府還進一步迫害鄉民，揚言洗村，“由不得悲憤交集，越想越痛?！笔级媸∩煸?，但“凡做官之人，都不講理的”，伸冤不成便想報仇，卻總想不出一個報仇的法子?！懊腿幌氲剑?‘他既然誣我做革命黨，我何妨就投入革命黨里，將來就可望報仇了。’”又因想到上海租界上，革命黨最多，遂決計赴上海。這一段自我啟悟過程，是作者描寫的重點。作者不采用全知敘事的方法敘述望延逃走后家里的遭遇，改由望延耳中聽說，這就刪除了枝蔓，突出了主線，但又保持了情節，反映出廣大人民對官府的痛恨，和對不幸者或同情或加害的復雜世態人心，擴展了作品的社會容量和批判內涵，也具有多重表現功能。這正顯示出本書限制敘事手法的巧妙和優長。

二是加強敘事效果。作者把限制敘事的主人公設計為一位流亡異地的陌生人，對于他所接觸的人物事件本無任何成見和偏見，這就使其感受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真實性; 這位主人公又被設計為尋求者，對于其尋求對象有著充分的熱情和容受能力，然而以后的所見所聞卻使他得出了與初衷相反的結論，這種感覺和認識的逆轉，也就顯得更為真實可信。我們可以不同意甚至批評作者的思想，但卻不能不承認這種限制敘事構思的表達效果。它還增加了情節的懸念和描寫的曲折。如辜望延對屠牖民的印象一共寫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去上海的輪船上，從見他們沒有辮子以為是外國人，到聽其談論，方知是未進學堂先打算賴學和騙戲資酒資嫖資的留學生，然而大談“不能不革命”，又令望延歆慕，這是人物面貌的初步顯露; 第二次是在望延訪李若愚時，見他和女友調笑，被扭耳朵，又罵若愚為守舊鬼;第三次是在妓院，為李若愚所邀，與王及源等一道原形畢露;第四次是在與若愚交談時，聽到他被程小姐扭打，緣因狎妓事發，卻反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干預其文明“自由”，隨后引起了李若愚同他的一場辯論。第五次是他在同王及源等一起與若愚辯論后留下，又向望延等揭露王及源的淺薄無賴劣行，借以炫耀自己家里有錢，同第一回中自敘騙“三資”之事暗中呼應。這五次描寫，都從辜望延眼中見到，耳中聽到，人物形象逐步完整清晰，成為作者所諷刺的假“革命黨人”中的一個類型。其中如寫船上同屠味辛附耳，程小姐與其低言，都只能隱約聽到數字，的確是望延的真實感覺。這樣寫，看似不夠清晰，卻反而加強了敘事的可信性。作者既繼承了古代小說描寫人物“都作數層出落”(毛宗崗 《三國演義》第三回回批)，化靜為動，層層渲染的藝術傳統，又吸收了西方小說和古代游記散文的敘事技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