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勵二首(其二)·梁啟超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自勵》二首作于清光緒27年(1901年)，時梁啟超已亡命他國三載，方自印度、澳洲返日本。此詩“天骨開張，精力彌滿”(陳衍《石遺室詩話》)，盡情抒發了作者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滿腔憂憤，對社會改革理想的熱烈追求和誓死變法圖強的慷慨抱負，具有強烈的精神感染力。

梁氏論詩，曾稱一瀉無遺式的抒情為“奔迸的表情法”，謂此時詩人“一燒燒到白熱度，便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進裂到字句上”(《論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這首《自勵》便可稱為是以“奔進的表情法”寫就。

詩中洋溢的，是作者獻身之激情。梁氏為一感情激越、意氣昂揚之詩人。戊戌變法失敗，他遠遁東走海外，卻未消極頹唐，仍執著地要為實現其理想而奮斗，對其時種種“舊俗”，他必欲移之而后快。此時他深受進化論思想之影響，重視進取，以“新民”為維新政治之首要任務(為此改《清議報》為《新民叢報》)，尤注重倡揚“民權”，并不惜為之而冒成“萬矢的”之險，甚至愿為此而“獻身”，足可見其救國救民之一腔熱誠。

作者在詩中也表達了他求新知之熱情。作為一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家，雖然他終其一生都未能前進到突變的革命道路，然他畢生追求新知，尤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用力甚勤。作此詩前后，梁氏言論漸趨激烈，不僅鼓吹“斥后(慈禧)?；?光緒)”，還致力于思想啟蒙宣傳，表現出他探索救國真理的可貴熱情。作者在當時尚未與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生重大沖突，其“著論”、“研哲理”和對新知之追求更具相當積極意義。詩中“著論”即指他自《時務報》至《清議報》、《新民叢報》時期所寫一大批新體政論和文藝短評，以《變法通議》、《自由書》、《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為代表，議論風發，情感充沛，條理清晰，語言流暢，別具一格，沖破了傳統舊文體束縛，“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為之一新”(鄭振鐸《梁任公先生傳》)。在本世紀初的革命大潮中，梁氏的“著論”在宣傳革命，激勵人心方面影響甚巨，作者自稱“求為百世師”，確未為過。

同時，此詩中也隱隱透出作者孤獨之凄情。梁氏離鄉去國，客居異邦，昔日變法戰友，或亡或逃，一時星散，年前，八國聯軍入京，京師蒙難，同時維新派漢口自立軍也失敗，義士唐才常、林圭等犧牲，祖國陰霾密布，故作者雖議論縱橫，放言無忌，鼓吹變法，不遺余力，然于此“海天寥廓”之時，孑然一人遙望神州，終心潮難平，慮及“十年以后”之變故，更難忖測，難免生幾許凄涼，幾許惆悵。也可稱是歷史的巧合，1911年，正好十年以后，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壽終正寢，詩人的預感看來是有其道理的。對于梁啟超這樣一位對清王朝既恨又戀，懷有復雜感情的改良派人士而言，他此時的想法，也是不難理解的。

這首詩乃作者自我勉勵之詞，前半可視為他自誓，后半則為其自況。梁氏嘗謂其為詩“本為陶寫吾心”(《飲冰室詩話》)，此詩即為其心靈之寫照，不獨有自勉之意，亦兼具勸勉他人之用心。雖篇末略含凄清，主調卻是慷慨激昂，大聲鏜的；其中坦露的，正是一位志士的胸懷，流露的，亦為這位詩人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