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觀行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①。故鏡無見疵之罪^②，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須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③。西門豹之性急^④，故佩韋以緩己^⑤;董安于之心緩^⑥，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注釋〕① 道： 客觀規則。這里指法術。② 見： 同“現”，現出。③ 無以知迷惑： 指無法分清是非。④ 西門豹： 戰國初期魏國人，魏文侯時曾任魏國的鄴(位于今河北臨漳西南)令。⑤ 韋： 熟牛皮。這里指柔韌的皮帶。⑥ 董安于： 一作董閼于，春秋末期晉國人，趙簡子的家臣。

天下有信數三： 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①，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②，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法術^③，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④，非其身重于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⑤，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⑥，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⑦。圣賢之樸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于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注釋〕① 堯： 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首領。② 烏獲： 人名，戰國時秦國著名的大力士。③ 賁、育： 孟賁、夏育，兩個人都是衛國人，戰國時期的大力士。 ④ 鈞： 古代的計量單位，三十斤為一鈞。⑤ 離朱： 即離婁，傳說為黃帝時人，視力極強，能看到百步以外的毫毛。⑥ 時有滿虛： 指月亮有盈有虧。這里是說自然條件的變化。⑦ 金石之士： 指心堅如金石的忠貞之士。

【鑒賞】“觀行”，即觀察人的行為。韓非子認為，人的智慧和才能是有局限的，即使是君主也是如此，故英明的君主應明白這一道理，以法術“觀行”。

觀察人的行為不僅是君主的專利，其實也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相關。因為我們只有經常觀察別人的行為，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我們的言行才能與整個社會相協調，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那種完全不考慮周圍人的言行、我行我素，像一只無頭蒼蠅似的瞎撞的人，是沒有成功的可能的。

既要“觀行”，就得考慮“觀行”的要點。《觀行》認為，“觀行”包括兩個基本的方面： 一個是“觀”，另一個是“行”。“行”是人的行為，顯示為客觀的事物，它具有三條客觀法則：“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這就說明人的行為能力都有其局限性。智慧再超群，也不能把什么都考慮周全，就連唐堯這樣的“圣人”也有辦不成的事情;力氣再大，也有舉不起來的東西;勇氣再足，視力再強，也都有其軟肋和死角。所以每個人對他人都不應求全責備，領導者對下屬只能使各人發揮其所長，互相協作才能成功。

當然，也有些哲學家比較悲觀，他們把人的行為中這種局限放大乃至絕對化，稱人類無法把握的偶然性為“命”或“命運”。比如孔子有個叫伯牛的學生得了惡疾，將死，孔子從窗戶里伸手進去握著他的手說：“亡之，命矣夫!”可見，孔子就把人生無法把握的事情稱為“命”。莊子更是如此，他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矣。”即認為最高的道德就是把人無可奈何的事情看成是“命”。韓非也看到了人類社會和自然中都有人無可奈何的事情，都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象。但不同的是，孔子、莊子把這些事情或現象稱為“命”，而韓非認為這些乃是天下的“信數”，即是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必然道理，人不必一味地哀嘆，而應遵循客觀規律，積極應對。主要的是順應而不是違背必然的道理行事，否則，有可能如西楚霸王項羽，力能扛鼎，率領八千子弟過江東，縱橫中國，直搗強秦的首都——咸陽，最后卻四面楚歌，只能在感傷時命不濟的哀嘆聲中自刎。

“觀行”的另一重要方面當然是“觀”。“觀”是觀察、考察，這就有一個方法的問題。《孟子·盡心上》說：“故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這里強調了觀賞美景時的大視野，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氣勢。莊子的取向更大，胸懷更宏闊。《莊子·知北游》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如果說孟子“觀”的是大江、大河乃至大海，那么莊子“觀”的就是整個大地，是周而復始的四時，是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宇宙。因此，他的“觀”同時也是效法。《莊子·知北游》郭象注說，莊子的“觀”，乃是“與天地同觀”。“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唐人成玄英的“疏”也說：“夫大圣至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這種“觀”，顯然既不同于孟子，也與宋明理學家的“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不大一樣。他不居高臨下，但卻站得更高;他不自大而小物，但卻顯得更大。因為他已和宇宙萬物融為一體了。法國著名詩人雅克·普列維爾有一首愛情小詩《公園里》寫道：“一千年一萬年/也難以/訴說盡/這瞬間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朦朧的清晨/清晨在蒙蘇利公園/公園在巴黎/巴黎是地球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顆星。”詩人的本意是為了歌詠天地間愛情的永恒。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觀察，這正說明了這愛情、這人生、這世界的渺小，它在浩渺的宇宙中根本占不到什么位置。莊子的偉大，正在于他看到了人的局限和自己的渺小。韓非在這一方面，也與莊子相同，他也看到了“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因此，他能“明于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他是明智的，他為新興的封建君主提出的“以有余補不足、以長續短”的“觀行術”。直到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似乎仍可為人們克服認識的片面和局限提供借鑒。只是令人不能接受的，韓非在讀“觀行”時居然提出：“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這就實在太專制、太霸道了!當年周厲王使衛巫監謗，也只是不叫人開口講話，但還允許人“道路以目”。王公貴戚的威儀、國王邦君的圣容，如果能看到，就都可以“目”。韓非的主張如此霸道，難怪歷史上只有一個留有千古罵名的暴君——秦始皇喜歡他的學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