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備內(nèi)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①。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②。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yōu)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③。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

〔注釋〕① 縛： 通“薄”，迫。② 李兌： 戰(zhàn)國時期趙國人，曾任趙國司寇。趙王： 指趙惠文王，名何，戰(zhàn)國時趙國君主，趙武靈王的小兒子。主父： 指趙武靈王，前299年他傳位給自己的小兒子何，自稱主父。③ 殺申生而立奚齊： 前655年，驪姬在優(yōu)施的教唆下，向晉獻(xiàn)公進(jìn)讒，逼走晉獻(xiàn)公的幾個兒子，改立奚齊為太子。

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①，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②。何以知其然?夫妻者^③，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④，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于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⑤。故《桃左春秋》曰^⑥：“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 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⑦，越王勾踐愛人^⑧，為戰(zhàn)與馳。醫(y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于外^⑨，其賊在內(nèi)，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yuǎn)聽而近視以審內(nèi)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zé)陳言之實;執(zhí)后以應(yīng)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士無幸賞，無逾行;殺必當(dāng)，罪不赦： 則奸邪無所容其私。

〔注釋〕① 適： 通“嫡”。② 蚤： 通“早”。③ 夫： 發(fā)語詞，無實際意義。④ 解： 通“懈”，松懈，減弱。⑤ 鴆(zhèn)： 一種毒鳥，用它的羽毛泡的酒能毒死人。 ⑥ 《桃左春秋》： 先秦時流行的一部史書，作者不詳，已失傳。⑦ 王良： 春秋末年晉國人，以善于駕馭車馬而著名。⑧ 越王勾踐： 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初期越國的國君，曾被吳王夫差戰(zhàn)敗，他臥薪嘗膽，終于戰(zhàn)勝吳國。⑨ 暈： 圍繞日月的白色光圈。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quán)勢起，權(quán)勢起則復(fù)除重，復(fù)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 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quán)，下無重權(quán)則權(quán)勢滅，權(quán)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①，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②，犯法為逆以成大奸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于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③。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④，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⑤，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quán)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quán)勢也。

〔注釋〕① 釜： 大鍋。鬵(qín)： 釜類的烹煮器。② 《春秋》： 春秋時魯國的一部編年史書。此處泛指史書。③ 愬： 通“訴”，申訴。④ 陰： 暗處，暗地里。陽： 明處，明地里。⑤ 道： 由，從。

【鑒賞】“備內(nèi)”，即防備宮內(nèi)的后妃、公子等人弒君篡位。韓非是“性惡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認(rèn)為人的本性是好利惡害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利害關(guān)系，即使是父子、夫妻也是如此。故韓非在這篇《備內(nèi)》中，提出君主應(yīng)該時時防備自己的妻子和兒子。這和他在《八奸》中視“同床”、“在旁”、“父兄”為奸臣的成奸之道，有其連續(xù)性和一致性。不同之處是，《八奸》中防備的重點是奸臣，而此篇中要防備的重點則是君主的后妃與兒子。如果說在以前的各篇中，韓非還只是提醒君主不要相信自己的臣妾和叔伯、兄弟的話，那么，韓非在這篇《備內(nèi)》中則將留在君主身邊的最后兩個人——妻子和兒子也趕跑了，讓君主真的只剩下孤家寡人了。

韓非之所以要將妻子和兒子列為君主重點防范的對象，固然一方面是鑒于歷史上“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優(yōu)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的慘痛教訓(xùn);另一方面則更主要是依據(jù)其對人的自私自利本性的認(rèn)識而推導(dǎo)出的必然結(jié)論。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醫(yī)生為了給人治病，有時需要吮吸病人傷口的膿血，但這并非出于對病人的憐愛，而只是為了從中謀利。造車的人希望別人富貴，制棺材的人希望別人夭死，都只是出于實際利益的考慮。同樣，夫妻之間并非天生的骨肉，也只是受愛欲驅(qū)使而結(jié)合在一起，愛則親，不愛則疏。愛欲會隨著女人年老色衰而去，由恩愛斷絕而帶來的利益損失也將不可避免，所以夫妻間必然會有一場為保衛(wèi)既得利益的生死之戰(zhàn)。

夫妻如此，父母于子亦然。故《后漢書·孔融傳》記孔融與禰衡的對話曰：“父之于子，當(dāng)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fā)耳。子之于母，亦復(fù)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可見，韓非“備內(nèi)”自有其理論上的邏輯依據(jù)。

韓非的這一理論與近代西方被稱為“罪惡的導(dǎo)師”的意大利人馬基雅維里的觀點十分相似，雖然這種“性惡論”與“性善論”、“性有善有不善”等人性論觀點一樣，也是以一種機械的、先驗的立場來討論人性問題，但卻有其片面的深刻性，即它看到了物質(zhì)利益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決定意義。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曾稱“惡”是人類社會前進(jìn)的“杠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認(rèn)為，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動力： 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韓非撕開了封建時代溫情脈脈面紗下血淋淋的事實，這雖是人們所不愿意直面的，但卻具有其歷史的真實性和尖銳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