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說·西京雜記·相如死渴》原文、賞析、鑒賞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 “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 ”遂相與謀，于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裈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嬌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fā)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于世。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相愛的故事，最早見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本篇的故事梗概全同《史記》。兩相比較，《史記》敘事嚴整有法，琴挑、當壚的情節(jié)亦很生動，以大端言之，勝于本篇。但本篇后起，其中摻雜了民間傳聞，經作者加工整理，頗有自家特色，所長之處又非《史記》所能掩者。

本篇細節(jié)描寫很生動。司馬相如因與卓文君回成都后“居貧愁懣”，經濟上的困窘給蜜月罩上了陰影。但是二人畢竟情愛至篤，于是“以所著鹔鹴裘”作抵押，賒酒為歡。這是《史記》沒有的一筆，人情味很濃。苦中作樂，反映出二人的歡愛及同命運斗爭的精神。而脫裘換酒，則展現(xiàn)了二人特別是司馬相如疏狂豪放的精神面貌，使人想到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名句。后世陶潛、李白、蘇東坡、金圣嘆不都有過類似的豪舉嗎?可以說，本篇這一筆在一定程度上沾溉了民族精神的疏狂一面。但作者并沒有就此住筆，而是寫二人酒入愁腸，求歡反悲，“文君抱頸而泣曰： ‘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裘貰酒!’”有了這一轉，二人心理層次復雜了，文君的形象更為豐滿，文章的小說味道也隨之濃厚了。

本來是“貧賤夫妻百事哀”，但二人卻是剛剛沖破禮法牢籠飛向自由天地的比翼鳥，故有脫裘換酒的豪舉。然而瞻前顧后，父女情薄、世人冷眼、前景維艱，又怎不令人悲從中來?于是豪情消退，哀傷頓生。寥寥數(shù)語把相如、文君的心理變化寫得層次分明、動人心扉。“抱頸而泣”描畫出卓文君在所愛面前的驕態(tài)，而“平生富足”的慨嘆又表現(xiàn)了富室千金特有的心境。一般來說，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是小說筆法，而與史家有異。《左傳》中有類似寫法，故韓愈譏為“紀昀質疑“誰聞之歟?”所以， 就這一點論，本篇的文學色彩要比《史記》本傳濃厚些。

本篇的敘事時序也有特點。先從相如、文君還成都寫起，再寫相如賣酒，卓王孫不得已厚給文君，夫妻成為富人。然后插入一段補敘，描寫文君嬌好的容貌，交代其青年寡居的遭遇，以及不顧禮法和司馬相如結合的過程。這種倒時序敘述使文章開端突兀，吸引讀者，并突出了脫裘換酒的主要情節(jié)。又通過補敘介紹卓文君，筆墨集中，人物形象更為鮮明。補敘之后，敘述線索重接前文，完成了相如與文君的愛情悲劇。

從故事情節(jié)看，本文與《史記》有兩點差異： 一是賣酒辱卓王孫的地點。《史記》寫二人專程回臨邛，到家門口羞辱之;而本篇則為成都本地。既然是有心與無情老父斗爭，那么回臨邛更有力量一些。這一點當以《史記》為優(yōu)。一是相如之死。《史記》雖提到司馬相如有消渴之疾，但沒有明言即是死因。而且相如、文君結婚后，相如才開始在武帝朝的仕宦生涯，主要文學作品都是此后寫成，并非如本文所寫婚后消渴疾病嚴重起來，而又無自制力，以至喪生。本文的寫法自有其道理。作為司馬相如的生活軼事，以情愛始，以情愛終，構成緊湊、完整的故事。前文相如與文君的性格基調可謂放誕風流，如此結局，性格上也是為其才華風騷所動。相形之下，本文這方面顯得薄弱，但就整個形象看，《史記》著意表現(xiàn)司馬相如的文才、故寫文君私奔也是事所必至，而強調了相如的好色、放誕。這樣處理，未免使卓文君追求幸福的美好行為略有減色了。

作為一則軼事，本文確實當?shù)玫健耙饩w秀異，文筆可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評語。若以現(xiàn)代小說標準衡量，則尚未臻成熟境界。不過，這畢竟是我國小說史上最早表現(xiàn)婚戀自主的作品之一。這一主題延至后世，有明清之際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說，更有千古絕唱的《紅樓夢》，旁及戲曲則有《西廂記》，雖然早已出藍勝藍，但細心的讀者還是時而會依稀從中看到相如和文君的風流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