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包身工》原文、賞析、鑒賞

夏衍

已經是舊歷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一刻，曉星才從慢慢地推移著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人們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著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①的男子，像生氣似地叫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玀”。跟著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在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她們很快地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叫喊，找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地踏在別人身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那種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玀”的人們中間似乎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著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點的女人們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向樓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著鈕扣，幾個睡眼惺忪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著急地要將大鍋子里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歲，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腳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上海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墻嚴密地封鎖著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弄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三十三個被老板們所指罵的“懶蟲”和“豬玀”，所以，除了“帶工”老板^①、老板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職務的打雜、請愿警^②……之外，這工房區域的墻圈里面還住著二千個左右衣服破爛而專替別人制造衣料的“豬玀”。

但是，她們正式的名稱卻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③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著到馬路上去玩玩，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她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后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么三差兩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著，咬著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訖，“恐后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①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一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造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發鋪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紅磚墻圍著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里面裝進三十幾部沒有固定車腳的活動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地釘著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著“陳永田泰州”“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名字和籍貫。門上，大大小小地貼著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封，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后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后，沒有線條和影子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這些赤腳的鄉下姑娘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晨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里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頭發里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擔抬著平滿的馬桶，吆喝著從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板”或者打雜的拿著一迭迭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軋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類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掛在墻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飯和晚上的粥，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里面是較少的秈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菜的葉瓣，用鹽鹵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只有兩條板凳，——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凳，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舐著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著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著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一下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冷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著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①，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后，東洋廠家對于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濟原理和經營原則的方法。有引號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到超過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地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體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級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拼著餓死不干。此外，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經營者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自稱是“溫情主作者”的日本人，在一個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斗爭(‘五卅’)中，警察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眾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采用的辦法，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于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板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扎著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成一團，盡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里面，生病躺著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干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①，所以在這種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著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發，狠命地舉起往地上一摔，蘆柴棒手腳著地，打雜的跟上去就是一腳，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地就停止了。后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似地跳起來，于是在門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地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了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墻，門房里置一個請愿警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將管理權完全交給了帶工的老板。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板自己送進工廠，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里，于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或者“養成工”。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為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及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類。幾個禮拜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上海，他們就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纏”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擔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的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次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好像雞鴨一般地無秩序地沖出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隸。每人手里都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么生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對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潔一點，有人穿著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一點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發。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著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臟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發，很多還梳著辮子，破臟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很少有談話的機會。臟，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這種在“外頭工人”的心理也是下意識地存在著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愿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著嘴巴在等待著它的滋養物了。經過印度門警把守著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證。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著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后，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里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廠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了。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地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里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這當然是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制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痹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轢……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地緊裝在這紅磚墻的廠房里面，分辨不出這是什么聲音，也決沒有使你的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余裕。紡紗間里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日本叫做“見回”)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銜在嘴里的口哨，因為只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

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以看出飛揚著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地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地推著，一個人在一條“弄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復地走著，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可以看出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松揀去里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種車間里面，不論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兒就會一律變成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地在室中飛舞著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著她們的五官鉆進，頭發、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花絮寄托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一五克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她們每天過著黃梅，每天接觸著一種飽和著水分的熱氣。依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里面必須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氣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地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頭人所能想象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勞。但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嗑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么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地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地少了，可是這種“幸福”只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后往往會有“喊朋友評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們，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三種。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板的立場來看，后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于是帶工頭不加思索地就歡喜他們毆打這一種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給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諂媚的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盡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為著要在洋東家面前顯出他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他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平常格外著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歡喜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著墻壁立著;拿莫溫跟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不懷好意地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迭個(這個)小姑娘壞來些!懶惰!”

拿莫溫學著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在頭上，就不會打瞌!”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么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板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并不怎樣客氣，因為除了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所以，外頭有些工人就被迫用送節禮的辦法來巴結拿莫溫，希望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卻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地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吸收著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臨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買收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后，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布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元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著一個愛爾蘭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后，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征就是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工人人數的減少。在這漸減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卻在激烈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人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弄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價的增大，但是事實并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少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亨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亨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亨司”，而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么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賬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義務勞動，豬玀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究和鋼鐵造成的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壓迫著在做工。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人)也不愿意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惡夢!”

但是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惡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板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瞪了她一眼。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愿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做了兩年，帶工老板在她身上實際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么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里面，偷偷地托一個在補習學校念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板的手里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板和兩個打雜的站在門口。滿臉橫肉的老板趕上一步，一把扭住她的頭發，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婊子!你倒有本事，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玀，一天三餐將你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樣子!

“誰給你寫的信?講，講!”

鮮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樓里吊了一晚。這一晚，整屋子除了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音。屏著氣，睜著眼，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枝麻梗一般很快地死去，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卻偏能一天天地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噪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著，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著這種飼養小姑娘謀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地停在舷上，它們的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它的頸子上輕輕地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地捕魚，賣魚得錢的卻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里看來，船戶對墨鴨并沒有怎樣的虐待，因為船戶總還得養活它們，喂飽它們，而現在，將這種關系轉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被飼養者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制度和對這種制度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表面上，這兒似乎還沒有自覺，還沒有團結，還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里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被強壓強榨著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海

夏衍的《包身工》，顯示了我國報告文學的走向成熟。發表《包身工》的《光明》半月刊創刊號，在《社語》中介紹說：“夏衍的《包身工》一篇，可算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記錄。”

《包身工》的藝術感染力量，首先在于它用十分生動的形象，充滿激情地反映了真實的生活。那“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勻”的狹小的宿舍中，擁擠得像“蜂房般的格子鋪里”，“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里”，住著包身工。作者對包身工生活環境的勾勒，是跟各種人物急劇的動作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作品剛開始，就寫出了帶工老板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命令包身工趕快起身，顯現出一種壓抑和緊張的氣象。作品接著描寫包身工如何被騙來，以及她們像奴隸似的生活，饑餓、辱罵、毆打、禁閉和吊刑，時刻在折磨著她們，正當青春的歲月，卻被蹂躪得異常衰老，離著死亡和墳墓已經不遠了。

包身工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畸形產物。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開設工廠，因為害怕正式工人團結起來的力量，就跟封建的地痞流氓勢力結合起來，雇傭像奴隸一樣沒有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他們以這種最殘暴和無恥的手段，來對付工人的反抗。作者揭露了包身工的血跡斑斑的悲慘遭遇，就是對帝國主義強盜和封建勢力最深刻的鞭撻和控訴。

《包身工》善于對真人真事進行藝術概括。作品所寫的蘆柴棒，是一個貫串作品始終的人物，她典型地體現了包身工的命運。蘆柴棒像其他包身工一樣，沒有一點人身自由，有一次，她在一個嚴寒的日子里患了重傷風，實在無法掙扎著去上班了，竟遭到一頓踢打，最后是一盆冷水澆在頭上，凍得她彈跳起來，老板娘卻惡狠狠地說是治好了她的“假病”。吃人的包身工制度，將這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摧殘得奄奄一息，以至于搜身婆都不肯觸摸她的身體，說是“骷髏一樣，摸著她的骨頭會做惡夢”!而殘酷的帶工老板是不怕做惡夢的，“直到擠完了殘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為止”。通過對蘆柴棒的突出的描寫，無情地揭露了這個罪惡的包身工制度。報告文學的藝術概括，應該不同于小說創作的虛構，因為它的對象是真人真事，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它就不必進行藝術上的加工，相反，它也需要經過作者深思熟慮，決定突出和強調什么，省略和刪削什么。

《包身工》里的議論和抒情，也處理得異常成功。作者用一連串的數目字，控訴帝國主義分子殘酷地剝削和壓榨包身工以牟取暴利的罪惡。他這樣憤慨地說道：“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托著一個中國奴隸的冤魂。”在作品的末尾，他又用一種激越的聲調呼喊：“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托的”，“我也想警告這些殖民主義者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有了像蘆柴棒那樣鮮明的形象，作者所開列的數字，就一點也不顯得枯燥，作者所抒發的議論，也具有了生動的感染力量，因為讀者可以從這些數字和抒情性的議論中，看到包身工的血淚生活，看到帝國主義分子和帶工老板猙獰面目。

《包身工》可以說是形象、議論和抒情詩的結合，這正完滿地體現了報告文學的特長。高爾基說：“特寫是介于研究性論著與短篇小說之間的一種作品”^①，夏衍的《包身工》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將形象思維所產生的感染力量與邏輯思維的說服力量結合起來，因此它能深深地打動讀者的心靈，產生強烈的效果。

注釋

① 拷皮衫褲:拷綢褲褂。① “帶工”老板:管理包身工的工頭。② 請愿警:舊社會有錢的人為了安全,出錢向反動政府雇用的警察,也就是“保鏢的”。③ “腳路”:就是門路。① 手面:排場的意思。① “白相人”:上海人對流氓(游手好閑的人)的稱呼。①這是高爾基為特寫集《我們的生活》寫的書評的片斷,曾發表于1929年蘇聯出版的《大眾生活》雜志第十二期。此處引文請求戈寶權同志特為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