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通常是指散文)中最能體現作者立意或作品主旨、意境的語句，猶如作品的眼目，最能傳一篇之精神，是作者藝術構思的焦點，是我國古代散文理論的概念之一。

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家的散文家都很重視文眼的設置與作用。陸機在《文賦》中說：“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說：“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后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后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散文的文眼與詩歌的詩眼、小說的焦點有共同之處，都是藝術構思的焦點或核心，但也有區別。詩眼多為“句中眼”，指一首詩中最精練傳神的一句或一個字；小說焦點又多以構思和結構而言，可以是貫穿全篇的中心人物，也可以是中心事件，還可以是關系全篇的典型細節；散文的文眼則是一篇中的警策之言，其主要作用是體現全篇的主旨和意境，又由于它講究設置的藝術，也關系到結構的安排。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設在篇末，照亮了全篇；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設在篇中，前注后顧，是全篇的核心。這些警策之言，已成為傳誦千古的名句。

文眼必須是經過錘煉的語句，應言簡意賅，飽含哲理，才能具有警策意味。文章主旨若未經過提煉，或不深刻集中，則不能產生文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