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的一個周六，從清華大學東門步入校園。不到早上8時，這里已經是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還有一點兒烏煙瘴氣——當然是指汽車尾氣。清華法學院的大樓緊傍東門，這里正要舉行公司股東的國際研討會，由巨商出資贊助，巨幅廣告牌放到了大樓門外，唯恐路人不知。當天上午同時舉行的《漢語法學》一書的討論會則不能登大雅之堂，在清華園的偏僻一隅舉行。會場門外是朱自清寫過的荷塘，但不見明月，只有殘荷敗柳，有唐詩意境：“暮鐘寒鴉聚，秋雨病僧閑。”

《漢語法學論綱》封面

這就是當下中國法學界的真實寫照：商法是顯學，涉及金融的商法更是顯學，研究者趨之若鶩，為豪強涂脂抹粉，為豪強鳴鑼開道。孔子他老人家早就批評過這種現象，稱之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行小惠，難矣哉”！（《論語·衛靈公》）反觀憂思如織的學者，有如散兵游勇，有如漏網之魚，落荒而走，或破帽遮顏，或漏船載酒。

是的，寒士雅聚并無富商的贊助，一切因陋就簡，卻也有春歌暖意，為《漢語法學》成書而感到歡欣鼓舞。中國政法大學張中秋教授欣喜地說，章潤兄不僅是在著書而且是在立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高全喜教授則稱《漢語法學》是憂思之作，是有刺激性的。中國政法大學舒國瀅教授對《漢語法學》也有很高的評價，認為該書比較集中地代表了一代學人的思考，是學派的宣誓。就該書的背景而言，舒國瀅教授更有驚人之語：我們所遇到的挑戰不僅僅是知識上的，是不是我們的文明受到挑戰，包括我們的語言受到的挑戰？我們的語言受到了挑戰——這是很沉重的命題。若是我們的語言受到了挑戰，《漢語法學》便更顯重要。

我以為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們的語言受到了挑戰。

為故國招魂

確實，西方人對我們的否定，首先是從否定漢語開始的。英國作家喬·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斷言：

中國漢字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產生的教育制度，必然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戰勝的過濾器，有利于肯聽話的學究式的頭腦，而不利于不易于駕馭的和有創造力的類型，它摒除了后一種人于權勢之外。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

按照韋爾斯的邏輯，我們便永遠被釘死在漢語的十字架上。但事實似乎并不完全如此，甚至可以說韋爾斯先生是在妄斷。請聽李賀的詩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致酒行》）。試問，這樣的作者，可易于駕馭？這樣的作者，可有創造力？再請聽北島的詩句：“冰川紀過去了，為什么到處都是冰凌？好望角發現了，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競？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試問，這樣的作者，可易于駕馭？這樣的作者，可有創造力？

韋爾斯先生是一位知名作家和學者，確有真才實學，評論漢語并非信口開河，實在是其價值導向所致。韋爾斯先生對事實也并非完全視而不見。他承認，“公元7世紀的中國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文明化了的民族，就像他們在一千年后一樣”。

其實，所有正規教育都是旨在培養馴服工具，美國法學教學也在培養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申請美國常青藤盟校法學院，大學本科四年需要成績優異，而上大學申請美國名校，高中成績又需要出類拔萃。為了獲得高分，美國學生淪為分數的奴隸，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與他們的中國同齡人是難兄難弟。英國不像美國人那樣裝神弄鬼，但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也是分數第一，要求本科的申請者在高中的成績是全優，考法律還要加試。試想，為獲得高分必須精益求精，勢必謹小慎微，不敢離經叛道，不敢越雷池一步，哪里會不易于駕馭？哪里會有什么創造性呢？以《漢語法學》為例，這樣振聾發聵的扛鼎之作，西方法律學者是寫不出來的。

西方法律界的所謂名流學者，大多是畫地為牢，小爐匠似地修修補補，敲敲邊鼓，沒有對自己的法學提出破壞性的重構意見。也有朋友認為，美國的法律和法學早已長城萬里，銅墻鐵壁，固若金湯，所以當今美國無須法學大家。但事實恐怕并非如此。君不見，華爾街的金融強盜們為非作歹，魚肉民眾，卻興高采烈地奔走于殿堂之上。試問，美國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學何用？谷歌、臉譜等具有邪教性質的商業組織批發毒品一樣的網絡垃圾，危害美國青少年和全世界的青少年，但那些網絡毒梟們卻以先知自居，在全球各地亂跑，到處布道，誨盜誨淫，發展下線，將人類文明引入歧途。試問，美國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學何用？“9·11”之后，美國連續發動失敗的戰爭，生靈涂炭，而美國法院卻以“政治問題”理論為由，拒絕受理相關訴訟請求。試問，美國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學何用？美國的法學家們顧左右而言他，堅持研究馬尾巴的功能。不錯，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偉大的法官，但都離我們漸行漸遠。

當然，我質疑英美教育制度，并非全盤肯定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只是要指出，英美對我們的文化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甚至我們自己也經常自慚形穢，妄自菲薄，但其實西方教育與我們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或許，從根本上說，西方的法學與我們的法學也是百步與五十步的關系。西方文明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法律、法學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嚴重的挑戰。遙想2002年，羅納德·德沃金教授到中國巡回講演，意氣風發，斗志昂揚，要“認真對待人權”，要尋找“唯一正確的答案”。但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之后，德沃金再次訪問中國時，卻方寸已亂，表示法律不能妄稱帝國，只能是道德的一個分部門。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是織繭自縛，但我們的漢語文明離漢唐的輝煌也相去甚遠。不錯，當下國學正在悄悄地復活，但也是泥沙俱下，人或為魚鱉。君不見，各種國學大師粉墨登場，紅男綠女，招搖過市。個別人終日穿件對襟中國古裝，裝神弄鬼，以中華正宗傳人自居，到處亂跑，拋頭露面，出席各種報告講用會，擠眉弄眼，搔首弄姿，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還閹割《論語》，將其烹制成為“心靈雞湯”，甚至將其標榜為“精神速效救心丸”，到處兜售，牟取暴利，還非說自己能夠治病救人，普度眾生。其實，這些國學大師我們似曾相識，他們與古代的道士和術士何其相似。魯迅先生生前痛恨“假洋鬼子”，如先生有在天之靈，相信他也會無比憎恨今天的“假國學鬼子”。

值此緊要關頭，我們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學者登高一呼，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為故國招魂。是的，為故國招魂。章潤的《漢語法學》有這個功用。西方人的思想源泉是《圣經》，我們的思想源泉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圣經》。我們的思想源泉是什么呢？而這正是章潤教授在《漢語法學》中所闡述的。

從功用的角度看，《漢語法學》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利器。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在與洋人交鋒和過招時，經常苦于沒有雄文在手，即便沒有理屈，但卻經常是詞窮。《漢語法學》可以是件有力的武器。在國際上與洋人對弈、對峙、對陣的時候，《漢語法學》是一部很體面的作品，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法律首先是一種語言

在肯定《漢語法學》一書的同時，學者朋友們有許多中肯的意見。比如，有的學者指出，國際上有各類法學，但尚沒有冠以一種語言的法學。確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難度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這里有一個中、西文化對接的問題，若是各抒己見、各執一詞，雙方就難以溝通。有的學者還提出，“中華法學”一詞已經使用多年，繼續使用豈不更好？高全喜教授的理解是，“中華法學”或“中華法系”用得過多，章潤教授不愿自投羅網，因為“這個大籃子裝出的東西，不能夠展現自己想要的那個東西”。

我以為，漢語法學中的“漢語”一詞不是差強人意，而是恰到好處。普通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使用英語。香港回歸偉大祖國懷抱之后，我曾經請教過一位香港律師，香港法院可使用中文。這位律師先是略顯驚訝，繼而驕傲地反問：“難道普通法是可以使用中文的嗎？”我一時語塞，心中暗說：好你個爛仔，香港已經回歸偉大祖國多年，你們居然還是抱殘守缺，抱住英語死死不放，對英語如此卑躬屈膝，以英語壓漢語，以夷人的語言壓母語。但再想便也釋然，香港律師只是陳述了一個事實：普通法國家或司法轄區無一不以英語為官方語言。

英語中表達觀點的一句話常有限制性條件，由下列詞語引導：“如果”（if）、“假定”（assuming）、“只要是”（provided）、“條件是”（on the condition that）、“倘若不是”（but for）以及“除非”（unless）等。英語中限定性詞語如此之多，遠非漢語或其他語言可比。這也反映出英國人或使用英語者的一種態度：愿意承認并討論自己的對立面——當然，最后還是要說服對立面而不被對立面所說服。而文字上的這種懷疑性在英美法系中也有體現，那就是判決書中所載持反對意見的法官的論述，還有訴訟中由雙方律師主打的對抗制度。

漢語與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差異。孔子有句名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段語錄近于禪語，雖循環細讀，但仍然讓人不得要領。英國詩人T. S.艾略特（T. S. Eliot）有詩句為：“我用咖啡勺丈量人生。”啊，更加精準，而且富有詩意。普通法和英語的精準是在具體問題上的精準性和邏輯性——當然，在宏觀問題上普通法仍然具有模糊性，很多時候無法自圓其說。

不過，就法律和法學而言，漢語與英語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強調內在邏輯，后者強調形式邏輯。漢語形式上不講邏輯關系。漢語中“有奶便是娘”是貶義，但譯成英語后西方讀者無法了然：有奶便是娘何錯之有？難道邏輯上有什么不對的地方嗎？西方讀者陷入了其形式邏輯的定式，不知道“有奶便是娘”還有另一句潛臺詞：“認賊作父。”再有，現代漢語有一種現象，“因為”“所以”經常出現，但上、下文之間并無因果關系。注意一下就可以發現，漢語中有時“所以”用得越多，上、下文之間就越沒有邏輯關系——這種現象在口語中更為常見。“因為”“所以”是漢語中的外來詞，古漢語主要靠上、下文顯示因果關系，無須出現“因為”“所以”。

形式邏輯與內在邏輯各有利弊，并無高低之分。比如，古代中國畫是散點透視，與西洋畫有根本的區別，也反映出漢語思維的內在邏輯。散點透視似乎是隨心所欲，不符合自然規律，為西洋畫所不容。但現實中我們就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現實中我們就是東張西望，現實中我們就是散點透視，為什么非要裝作看不見呢？跳出定向思維有什么不好呢？或許，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道出了隱情：“如果你視角恰當，哪兒的事情都不好。”

是的，吾人與西方人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語言，法律、法學的區別也在于此。法律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存在方式，而語言則是思維的最主要方式。推而廣之，漢語文明與英語文明之間的同異，也類似于漢語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同異，漢語法學與英美法學之間的同異，也類似于漢語法學與其他西方法學之間的同異。西方的語言和文化雖有差異，但都由古羅馬演變而來。古羅馬使用的是拉丁語，羅馬帝國消亡之后，拉丁語仍然是重要的學術語言，而且梵蒂岡一直將拉丁語作為其官方語言，直到1960年年底，拉丁語才演變為一系列羅曼語言，也稱拉丁語系語言，其中包括：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羅馬尼亞語。英語并不屬于羅曼語言，但英語半數以上的詞匯來自拉丁語。比如，美國《獨立宣言》卷首的“在人類事件的進程中”一句中，“進程”（course）、“人類”（human）和“事件”（events）等詞都來自拉丁語。“宣言”（declaration）和“獨立”（independence）兩詞也來自拉丁語。而德語與英語又是近親，可謂姑表兄弟。

我以為，漢語法學的復興或再鑄，主要是針對西方法學而言。迄今為止，漢語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碰撞，漢語法學與其他法學之間的碰撞，也主要限于與英美法學之間的碰撞。

那么附魂于漢語的精神和法律思想是什么呢？漢語的優點和優勢是什么呢？這是章潤教授在《漢語法學》中所奮力闡述的。《漢語法學》第三章第（七）節專門論述了“漢語思維及其風格美學”，而《漢語法學》全書則從比較法的視角，從哲學、歷史學、知識論、價值論和風格美學闡述了中國法律智慧文明。《漢語法學》是18萬字的論著，此前還多年著述作為鋪墊，包括論文和隨筆。章潤教授的兩篇隨筆集《六事集》和《坐待明天》也是《漢語法學》的前驅。如果說章潤教授的隨筆是獨奏或弦樂四重奏，那么《漢語法學》就是交響樂；如果說章潤教授的隨筆是速寫和漫畫，那么《漢語法學》則是油畫和組畫。

西方人應當移船就岸

普通法是英美人的驕傲，所以也稱其為英美法。而英語則更是他們的驕傲，是他們堅守不退的要地。他們是這樣夸耀英語的。

英語從本質上就是一種中性的語言：英語不像羅曼語那樣有性別之分，這種語言沒有融入階層或代際上的明顯差別，不像許多語言中不同的“你”——有表示恭敬的“你”（老板、長者或者陌生人）和態度隨意的“你”（平級、下屬或者孩子）——會出現不同的動詞變形。我們的英語是一種極其平等和現代的語言，因此它也更簡單、更直接。英語也沒有一些亞洲語言中音調的細微變化，這些音調變化可能改變一個詞或短語的意思，而且英語也沒有拉丁語、希臘語、德語或俄語那樣復雜的語法變格，學習英語的學生不會因語法變格之難而灰心喪氣。

注意，英美人已經給其語言賦予了“平等和現代”的固有元素。同時，英美人也不忘貶低漢語，過去貶低漢語，今天仍然繼續貶低漢語，說是：

由于語言學、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一種漢語方言要想爭奇斗艷，成為國際語言，難度非常之大。首先，這種語言如此之難，外人很難說到流利，至少對于那些不能全天學習漢語數年，記住數千漢字的人來說，很難能說流利的漢語。此外，普通話在中國也并非一統天下，這就又增加了難度。

但看得出來，英美人已經不是理直氣壯了，而是頗有些強詞奪理了。當初韋爾斯批判漢語時，勁頭十足，對漢語是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但無論如何，英美人念念不忘詆毀漢語，就是因為漢語的復興會威脅到英語的霸權，而英美法的霸權正是建筑在英語的基礎上的。

當然，學習漢語的確有困難。基辛格就驚嘆，“今天的中國人，還可以看懂孔子時代的碑文。當代中國，無論書籍還是會話中，依然包含從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養分，例如關于戰爭策略和宮廷權謀的警句格言”。我以為，西方人了解漢語和漢語法律，可能還需要移船就岸，他們需要學習漢語和漢語法律，也需要學習漢語法學。吾人學習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學時也是移船就岸，刻苦學習外語。許多學子還負笈遠行，到異國學習異國的語言和法律。不錯，很多時候人們是通過漢語譯作了解英美法律和英美法學。但是翻譯這些英文原作的還是中國人，所以說還是移船就岸。在語言交流和法學交流中，西方人為什么就不能夠移船就岸呢？

“痛苦就是一種批評”

章潤教授有志學術研究，潛心研究學術，書海行舟，書山修行，日積月累，學養甚高，已經進入自由王國，不僅能夠隨心所欲，而且還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比如，注釋自西方傳入中國以來，國內學者苦不堪言，窮經皓首，在馬尾巴的功能上狠下功夫。但注釋與注釋是不同的，《漢語法學》就妙用注釋，化腐朽為神奇。在《漢語法學》中，注釋不僅僅是引文，還表達了作者的觀點，甚至是畫龍點睛之筆。有些不便在正文中直白的內容也放入注釋中，為了避免影響正文的節奏，也將一些內容納入注釋之中。如果華章雄文是樂曲，那么正文可以是主旋律，而注釋則可以是變奏曲。中國政法大學的楊玉圣教授便提醒讀者關注《漢語法學》的注釋。

但就法學建樹而言，比學養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或是說情懷。法學本質上屬于人文科學，而人文科學不是靠發現客觀真理取勝；人文學科首先需要一種情懷，需要悲天憫人的憂思。法學家本質上是嚴肅作家——不是諾貝爾獎表彰的某些準色情作家，而嚴肅作家就是為民族背負十字架，思考一些大多數人不愿意思考的痛苦問題。人文學科學需要批評，而“痛苦就是一種批評”。我以為，章潤教授的痛苦不是自怨自艾的愁苦，在國內外盲流多年之后，肯定是世路已慣，此心猶然。章潤教授的痛苦應當是急公好義的焦慮，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是這樣說的：“已經不再感受自己的痛苦，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在對待中西方法律和法學方面，有兩種對立的態度：揚西抑中或揚中抑西。兩者中間還有一種態度，就是中西方法律和法學都持批判的態度。以批評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化，也以批評的視角觀察西方文化。我還以為，即便揭示了漢語和漢譯法學的弊端，如果是用漢語評述漢語法學，那么就已經是在肯定漢語和漢語法學；如果是用優美流暢的漢語來評述漢語法學，那就是在捍衛和發展漢語和漢語法學了。章潤教授捍衛和發展了漢語和漢語法學。《漢語法學》：為故國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