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閱讀人文經典是一件頗為自由的事情。每個人有著自己不同的“裁量權”，但是，如果從閱讀史的角度來說，則自由背后有理性。討論閱讀史上一些經典閱讀案例或許對深入理解我們的知識史形成有所裨益。20世紀詞學史上關于南宋詞人姜夔《暗香》《疏影》的閱讀史就是這樣一個可不斷品味的閱讀事件。

《暗香》與《疏影》兩首詞向被推為杰構，然而歷代詳解甚少，至清代張惠言《詞選》對這兩首詞的用意加以闡發，對后世影響甚巨。晚清鄭文焯等人在張惠言的基礎之上，又加以發揮。至此，對《暗香》《疏影》的闡釋可謂流傳有序，也使得對兩首詞文本的理解越來越透徹。但是，新文化運動之后對這兩首詞的閱讀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隨著俞平伯《人間詞話》整理本的廣泛傳播，使得一本不為人所知的小冊子頗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并且借助于白話文運動逐漸“聲勢浩蕩”起來。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人間詞話》里面的意見成了某種現代“思想正確”的試金石，無論是否同意其中的觀點都不得不在王國維的陰影下前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作何如耶？”黃濬曾評論道：“晚近王靜安《人間詞話》陳義絕高，宋詞自白石以下，皆致不滿。二十余年前，刊于《國粹學報》，余讀之覺極精辟，而隘處疑必有流弊。及適之為文學史，旨在推行國語，排斥用典，理所固然，而于《暗香》《疏影》二詞，詆為‘不成東西’。”但是，無論如何，那些贊成張惠言、鄭文焯閱讀思路的后輩們都不得不對王國維《人間詞話》的觀點有所回應。例如，唐圭璋認為王國維“提出境界說，強調景語，頗多卓見”，吳徵鑄也認為王國維的境界說為“不刊之論”，但是他們都對王國維的隔與不隔說表示不滿。王國維在論及隔與不隔說時舉例頗多但引起極大爭議的就是《暗香》《疏影》兩詞。唐圭璋在《評〈人間詞話〉》中說：“余謂王氏之論列白石，實無一語道著”，“《暗香》《疏影》兩詞藉梅寄意，懷念君國，尤為后世所傳誦。或謂‘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與梅無關，不知唐王建詩云：‘天山路邊一枝梅，年年花發黃云下。昭君已沒漢使回，前后征人誰系馬。’白石正用王建詩，并非無關。且江南是偏安王朝，江北是淪陷區，白石‘但暗憶，江南江北’，亦豈無因？宋于庭謂‘白石念念君國，似杜陵之詩’，譚復堂亦以為‘有騷辨之余’，皆非虛言。”唐圭璋的觀點完全是對鄭文焯觀點的直接引用。還有，龍榆生在評論《疏影》一詞的時候說：“姜夔運用這種哀怨無端的比興手法，乍看雖似過于隱晦，而細加探索，自有它的脈絡可尋。如果單拿浮光掠影的眼光來否定前賢的名作，是難免要‘厚誣古人’的。”這就是暗地批評王國維等人的觀點了。這些在鄭文焯與王國維之間尋找平衡的現代詞學研究者的觀點，唐圭璋的一段晚年自述頗能概括他和他同輩的取與舍：“余謂此書精義固多，但亦有片面性，如強調五代、北宋，忽視南宋，強調小令，忽視慢詞，強調自然景色，忽視真情吐露，皆其偏見。”也就是說他們對王國維關于五代、北宋詞，關于令詞的看法基本接受，但是對他關于南宋詞和慢詞的觀點則要鑒別。

吳梅的弟子萬云駿在《王國維〈人間詞話〉“境界說”獻疑》等文章中對王國維的觀點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批駁。不僅對王國維，他還對劉大杰和胡云翼對南宋詞的批評極為不滿，他說劉大杰和胡云翼：“只相信自己對詞的閱讀、欣賞能力，而不相信千年來無數讀者對詞的欣賞能力。難道作品的好壞，可以無視千年來廣大讀者對它的鑒別、欣賞的藝術實踐嗎？”這是一個有趣的為姜夔、吳文英等南宋詞人的辯護。萬云駿這樣的話也只有在強勢的白話文運動時過境遷的語境中才能說出來，這時候胡適早已不是對手，而對于傳統的尊重似乎不再需要什么特別的辯護，所以他將劉大杰和胡云翼這樣做的原因歸結為“文藝上‘左’的傾向上”，他將比興寄托解釋成為：“通過自然形象或愛情形象來寄寓身世之感、君國之憂，用美麗動人的藝術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社會生活。”可是如果用形象思維來說的話，姜夔的《暗香》《疏影》里面并沒有一處提到梅花的形象，那么又何以用形象思維來對等呢？在萬云駿的世界里面“文學藝術是通過美來反映生活的”，這和王國維將文學與政治分離開來的思路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

在現代學者中，劉永濟無疑是最為用心于姜夔《疏影》詞的解讀的，而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繆鉞晚年在談到《疏影》一詞的時候說：“張惠言謂《疏影》詞，‘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句’。（《詞選》）鄭文焯謂，‘此蓋傷心二帝蒙塵，諸后妃相從北轅，淪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發言哀斷’。（鄭校《白石道人歌曲》，轉引自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兩家之說雖中肯綮，但語焉不詳。近人劉永濟先生所著《微睇室說詞》對此二詞有更詳密的闡釋。”接下來繆鉞完全根據劉永濟之說來理解姜夔的這首詞。除了繆鉞，沈祖棻也對劉永濟的解讀深表認同，最早見于她在1940年代發表的《白石詞〈暗香〉〈疏影〉說》。后來，她在手批的四印齋刻本的《雙白詞》中也寫道：“劉弘度丈則舉徽宗北行道中聞番人吹笳笛聲口占[眼兒媚]詞中‘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諸句，其中分明有‘胡沙’、‘梅花’之語，以為即姜詞所指，其說尤為可信。”劉永濟對《疏影》詞的理解在鄭文焯的基礎上又往前推進了一步。這是唐圭璋以及萬云駿兩位先生都未曾注意的。

劉永濟還對夏承燾的解讀進行了批評。劉永濟在《默示錄》里面認為夏承燾對《暗香》《疏影》的解讀有點節外生枝，他說：“近人夏承燾復侈一說，謂：‘白石此詞亦與合肥別情有關，如“嘆寄與路遙”、“紅萼無言耿相憶”、“早與安排金屋”等句，皆可作懷人體會。’又二詞作于辛亥之冬，正其最后別合肥之年。（自注：時所眷者已離合肥他去，參前秋宵）范成大贈以小紅，似亦為慰其合肥別情。”夏承燾的好朋友龍榆生晚年在給學生授課，講到詞之比興的時候也提到了夏承燾對《暗香》《疏影》的考證和解釋，他說：“我們試把張惠言、鄧廷楨、鄭文焯、夏承燾諸人的說法參互比較一下。我覺得《暗香》‘言己嘗有用世之志’，這一點是對的。”他接著又說：“至于《疏影》一闋，為‘傷心二帝蒙塵，諸后妃相從北轅，淪落胡地’（鄭文焯語）而發，我認為是無可懷疑的。”可見龍榆生對夏承燾最為得意的白石詞考證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所批評的。不過，在這兩首詞上和夏承燾發生直接對立的還是劉永濟，因為夏承燾在考證中對劉永濟的說法是提出了直接批評的。劉永濟對夏承燾的批評回應說：“夏君謂靖康之亂去白石作詞時已六七十年，不應涉及，而以今人詠物，忽入光緒庚子八國聯軍之事為可詫，則甚不可解。白石《揚州慢》詞，亦不忘舊事而作。靖康之亂，在當時士大夫稍有心者，無不引以為深恥。六七十年便可忘之邪？即如今人游頤和園，詠園中花木亭臺，而涉及英法聯軍焚圓明園事（1860年），亦極自然，原無可詫。”這是劉永濟晚年的一段筆記，在他生前并沒有公開發表。

但就是這樣一位被唐圭璋認作為彊村詞學傳人的學者，也算是現代最深入理解《暗香》《疏影》的人，居然沒有像唐圭璋、萬云駿等人一樣看出王國維《人間詞話》里面的問題，也沒有感受到王國維的壓力。

王國維對姜夔的批評和他的“境界說”有極為緊密的關系，羅鋼在《傳統的幻象》一書中認為：“王國維的批評并非無的放矢，姜夔的《暗香》《疏影》均以梅花為歌詠的對象，但詞中無一語直接及于梅花，也沒有對梅花形態的任何具體描寫，只是一連串關于梅花典故的連綴，因此王國維批評它們‘無一語道著’。尤其使王國維不滿的是，兩首詞竟然沒有提供一幅梅花的形象畫面，難怪王國維要舉出杜甫詠梅的詩句‘江邊一樹垂垂發’來加以對比，因為后者才真正做到了‘語語都在目前’。”劉永濟不僅沒有對《人間詞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批評，而且還居然對王國維的“境界說”大為推崇。在提到王國維不能理解《暗香》《疏影》的“題外之致”的時候，劉永濟只是淡淡地說，王國維不過是犯了一個像劉公勇一樣的錯誤而已。如果按照王水照的看法，況周頤和王國維屬于兩種不同的審美范式，那么在劉永濟這里他們之間不僅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為通融。他說：“所謂詞境、意境、境界者，況君之言最微妙，王君之言最明晰，合參自見。”通過這個問題我們或許可以重新理解究竟在什么意義上劉永濟能夠說是彊村詞學的一個繼承者。我們總不能憑借經驗的判斷，說哪一部分是傳統，哪一部分是現代的。恐怕諸如此類的一個外在性的區分，在對于他們的文本沒有精細研讀的前提下可能是站不住的。劉永濟的例子就已經給我們所習慣的劃分提出了挑戰。

《暗香》《疏影》在20世紀的閱讀史告訴我們，一個源自于張惠言的簡約判斷，如何被不斷地修正，變成一個更為正確的結論，而在《人間詞話》成為一種思想力量的時候，對這兩首詞的閱讀又如何處在了新的壓力之中。龍榆生、劉永濟、唐圭璋、沈祖棻、繆鉞、萬云駿等人對《暗香》《疏影》的閱讀隱隱然成為他們面對王國維《人間詞話》時的“最后的堅持”。但是，盡管如此，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處理鄭文焯與王國維兩種不同讀法的方法立場，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這背后涉及復雜的現代知識生產。而那些“最后的堅持”的閱讀背后又有著不盡一致的理路。

程千帆曾說：“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多數著作，具有省略過程，直抒結論，因而顯得短小精悍的特色。它們遠源于先秦諸子論道講學，晉世清談和唐宋儒家佛徒的語錄。流風及于后世，產生了評點之學。其中不乏精論。但由于措辭過簡，往往有使人難以了悟之處。將這些恍惚依稀的話作出平正通達的解釋，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論的任務之一。”這段話平實準確，現在仍不失為閱讀古代文學作品及評論的不二法門。但是，怎樣“解釋”，又如何穿越紛繁的解釋傳統的叢林，找到一個深具“了解之同情”立場，至少從這兩首小詞的閱讀史看來還不是那么容易達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