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是中國現代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于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赴美國，先后就學于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提倡文學改革，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1919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1922年鼓吹“好人政府”主義，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1925年參加段祺瑞策劃的善后會議，與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相對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創辦《獨立評論》，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并發表“全盤西化”的主張。1938年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1942年任偽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去美國，后又回到臺灣。1962年病死。

胡適實用主義把“經驗”看作是自我的主觀世界，而且這個自我的主觀世界又具有“變換”事物的能力，于是主觀是第一性的，客觀是第二性的；“經驗”是第一性，存在是第二性的。甚至完全取消了“物”與“我”的對立，取消了主觀認識與客觀事物的對立，認為任何事物離開了人的“反動”就不可能存在，不僅否認了獨立于經驗以外的客觀世界。而且也把客觀世界吞并到所謂經驗中，這與直接否認客觀世界的存在并沒有本質的不同。

實用主義的實在論也是主觀唯心論，他們認為所謂“實在”，就是感覺，就是感覺與感覺之間、意象與意象之間的種種關系，就是舊有的真理。認為“實在”作為客體的存在，只有在其與人們發生關系時它才存在，客觀物質世界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胡適極力鼓吹不可知論，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因為他既然不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從而也就否認了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可能性。胡適不了解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辯證關系，主張一時一個真理，一地一個真理，一人一個真理，這就夸大了認識的相對性、主觀性與條件性，否認了客觀真理，從而走進了相對主義的泥坑。

胡適在方法論上。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學方法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繼承了乾嘉學派注重考據的傳統，他把二者結合起來，并運用于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他根據赫胥黎的“存疑主義”，提出“拿證據來”的口號。認為“只有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凡是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胡適還把杜威的五步思想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提出所謂“科學試驗室的態度”。認為“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作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胡適還提出“歷史的態度”或歷史的方法，“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都要經過發生、演變，以至于今天的若干歷史階段，需要歷史的加以考察。胡適的方法論具有許多合理的因素，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對待古圣先賢的教訓與封建傳統習俗的，這種評判的態度，具有反封建的意義。然而，他的方法論是與其實用主義，相對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他也正是用這種相對主義方法論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在歷史觀方面，胡適極力鼓吹庸俗進化論觀點，只是“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否認社會歷史領域中的發展與質變，否認對立斗爭與社會革命的必要性。用實用主義解釋歷史時，又得出了唯心主義多元歷史觀，把社會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各種原因，例如經濟、政治、知識、思想等因素，都是同等重要的，其中沒有一個是決定的支配的因素。

實用主義哲學作為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哲學斗爭中，不失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胡適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力圖運用新的資產階級的觀點與方法清理中國哲學遺產，從而一新人們的耳目，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他的實用主義方法論注重實驗，強調效益，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命題，這在人們認識真理的具體過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但是，就整個實用主義哲學體系說來，它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其政治上的改良主義作哲學論證，這是不應否認的。

胡適的主要哲學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實驗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杜威先生與中國》、《演化論與存疑主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我們走那條路》、《我的歧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