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朝政府向受田丁男征派田租、力庸、戶調等三種賦役的制度，亦稱租庸調法。這是唐初統治者接受隋末賦役特重導致人民大起義的教訓，實行輕徭薄賦政策，參照隋初的租、調、力役制度，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制定的，武德七年又作詳明規定，正式頒行天下。此制，是以均田制為基礎，唐代婦女不受田，因此它只規定二十一至五十九歲的丁男，每人每年負擔租、庸、調的數量。租，交粟二石或稻三石。調，養蠶之鄉，交絹或綾、絁二丈，綿三兩；非蠶鄉，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服役二十日，有閏月之年加二日；如無役或不服役，每日折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頂役；若國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免調，加役三十日，免租調；正役連同加役，不得超過五十日。減免的規定，主要有：遇水、旱、蟲、霜災害，十分損四、五的免租，損六的免租調，損七以上的租庸調全免；桑、麻損盡者，免調；新歸附的人戶，夏附免租調，秋附租庸調全免。有了這些文明規定，各級官吏就難以橫征暴斂。唐初的租庸調，比隋初較輕的課役還要輕些，表現在：隋代五十歲以上才允許用布帛代力役，唐時輸庸代役則無年齡限制，農民可多二十天(加上服役往返的時間，必在二十天以上)蒔田；唐朝按災害情況減免賦役，成為定制，隋則不固定，此外唐還有一些臨時減免的詔令。這種輕稅入官的辦法，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租庸調的定額，是按均田法丁男給田一頃的標準計算的，但多數農民得不到足數土地，還要按定額交納，賦役負擔仍然不太輕，工匠不服役的也繳庸稅；而皇族貴戚、中外官員、僧尼道士都受田，且官越大受田越多，卻悉免課役。可見，唐代的租庸調法，主要是以勞動人民為征派對象的，沒觸動官僚地主階級利益。唐玄宗末年，均田制破壞，租庸調制漸不適用，到德宗初年，便為兩稅法所代替。關于租庸調的規定，見于《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和《資治通鑒》卷一八七唐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