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4—812)，字君卿，唐代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出身官僚家庭，早年以恩蔭入仕，其父之友韋元書為浙西觀察使和淮南節度使，杜佑隨之作從事，很得他的扶植和獎掖。其后歷任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司空、司徒、同平章事(宰相)等顯貴的官職，晚年“諸子咸居朝列，當時貴盛，莫與之比”，封岐國公。他所以能修成《通典》，與他個人努力是分不開的，史稱“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倦”；同時也與他所處的時代的經歷有關系，他生當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時期，他親見開元、天寶盛世，又經歷“安史之亂”的大動蕩，他想通過對歷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挽救唐帝國的危機，他本人久任水陸轉運、度支、鹽鐵等財經方面大官，對典章制度十分熟悉，正是在這種主觀客觀的條件下，杜佑在代宗大歷初年便著手了《通典》編寫工作，十余年間，初稿已成，后又經過二十年來的補充整理，共用了三十余年時間，編就了中國第一部典制體通史巨著。《通典》共二百卷，分為八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州郡、邊防。有人把兵從刑中分出，則為九門。每門之下再分子目。上起傳說中的唐虞，下迄唐天寶末年，“食貨”等門又述及肅、代、德宗時期的情況。在杜佑修《通典》之前，劉知幾的兒子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成《政典》三十五卷，大為時人所稱贊，但杜佑則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參考《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通典》。《通典》之體實際是由正史之“志”演化發展而來，材料來源，唐以前也主要是把正史“志”系統起來，魏晉以后的文集和其它材料，也被充分利用，唐朝的材料選自實錄、國史及政府檔案，內容更為豐富，凡引用材料都注明某人曰，可謂原原本本。內容順序與以前正史“志”的排列不同，以食貨為首，在食貨中又以田制為先。這樣排列的用意，杜佑自序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這充分反映了杜佑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禮典”雖然降到食貨、選舉、職官之后，但份量卻占全書一半，《樂典》減少，不及《禮典》的十分之一，這說明“禮”在唐代仍為統治階級所重視，也反映了杜佑“將施有政”的寫書目的性，而“樂”則失去了古代的地位，做為維護統治的工具，它的作用很小了。《兵典》的寫作方法例外，并非敘述古今兵制的沿革，而是以《孫子》十三篇為中心，取歷代有關的軍事成敗實例，分若干類進行敘述，如“料敵制勝”“察而后動”“以逸待勞”“攻其必救”“因機設權”“歸師勿遏”等，杜佑這種寫法可能與他“出師應變非所長”，自知其短，故取《孫子》而精讀，取歷代史例以闡述之，在編《通典》時，便寫進去了，所以與其它各門體例不合。以往正史的“志”從《漢書》始，大都有“五行志”，《通典》卻沒有其地位，這也反映了杜佑的卓越見解。《通典》每類都有序論，發表了許多有針對性的精辟見解，如論“選舉”云“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這是他對以詩賦取士的評論。論“職官”云“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疲吏煩眾。”主張裁減冗官。論“州郡”云“夫天生烝人，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功不廣。秦漢以后，以重斂為國富，卒眾為兵強，拓境為業大，遠貢為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小怨咨，群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杜佑認為“古今既異，形勢亦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承認歷史在變中前進。《通典》也有一些缺點，如《食貨典》載北齊租調之法，不載露田；《錢幣》不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榷》不載后周榷酒坊法；《州郡典》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詆毀《水經》和《水經注》等等。近年研究杜佑及《通典》的代表論文有李之勤《杜佑的歷史進化論》，陳光崇《杜佑在史學上的貢獻》等(均載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