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為先秦時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文學思想，在我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文學見解，主要見于《論語》。但是，孔子并不是一個專門從事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實際上當時也不可能出現這樣專門的學者)。他只是作為一個思想家，在談及某些歷史問題和從事文化教育的過程中，才有機會談到一些文學問題的。他提到過“文學”和“文章”這樣的概念。但是他所謂的“文學”和“文童”，都是指文獻典籍方面的學問而言，同今天通常所說的文學藝術的文學概念不同。他還經常提到“文”這個概念。它所說的“文”，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既包括文化、文獻、文采、文辭，也包括音樂和典章制度在內。如果就其包括的文獻方面的內容來說，則是既包括文學作品(如《詩經》)，又包括非文學作品在內的。

關于孔子對“文”的意見。他很重視文獻和文化學術的社會功用，把文獻學問作為他的教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德行修養是為人的根本。“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而學習文獻反過來不獨能增長知識，又能促進人的修養的提高，從而符合貴族統治者的要求。基于這樣的看法，他認為人的修養與言辭的運用具有密切的關系，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強調德行修養對于言辭運用的決定作用；但是他并不否定對言辭進行必要的修飾。如他贊美鄭國子產對于外交辭令的加工潤色，就是最好的說明。當然，他也反對過分的修飾和偽巧的言辭，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又說：“辭達而已。”認為言辭的表達只要做到恰當就可以了。從中也反映出他對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看法。他又明確提出：“質(質樸)勝文(文采)則野(粗鄙)，文勝質則史(虛浮)，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認為內容與形式應當統一，配合得當。這一看法，固然是針對人的文化修養而論，但是，實際上卻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美學意義的批評原則。

關于孔子對詩的意見。他強調學詩的重要性。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認為學詩還要會用，才能夠有助于完成政事。他指出詩的社會功用就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所謂興，就是指詩對人有感發和陶冶的作用；觀，指可以觀察社會風俗盛衰和政治得失；群，指可以使人和諧相處；怨，指可以用來諷刺、批評不良的政治。這是孔子對春秋末年以前人們對詩的社會功用認識的一個系統總結，它對后世詩論很有影響。孔子還有對詩和樂的一些評論。他評論《詩經》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可以看出他對反映多方面社會生活的詩歌的認識，比漢代以后儒家學者以禮教觀點苛求詩的內容，思想要開闊得多。他評論《關雎》樂曲，肯定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表明他很重視詩樂的中和之美。但是他對有些地方樂曲，如鄭聲，則斥責為“淫聲”，認為它擾亂中和的雅樂，主張排斥它。這里面也反映出他的藝術觀點上的保守傾向。孔子不少的文學主張，都對后代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產生不小的影響，值得重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