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期，是唐代邊塞詩創作的高潮期。其標志是，幾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盛唐詩人，都寫有邊塞題材的詩歌，這個時期的邊塞詩，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豐富多彩，藝術上高度成熟，名家、名作集中涌現，還出現了像高適、岑參那樣在邊塞詩的創作上集中用力的杰出作家。

下面，先談談盛唐邊塞詩創作形成高潮的背景和原因。首先，這與唐詩高潮期的到來有密切關系。我們知道，盛唐時期是唐詩發展的高潮期，或者說最繁榮的階段，一方面，如果沒有唐詩發展高潮期的到來，邊塞詩的創作高潮恐怕也難以到來；另一方面，邊塞詩的創作高潮又是唐詩發展高潮的一個標志，一個組成部分，假如沒有邊塞詩的創作高潮，唐詩的發展高潮一定減色不少。

其次，盛唐邊塞詩創作高潮的出現，還有它的社會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盛唐時代文人出塞的現象相當普遍。應該說，盛唐時代是一個邊患并不嚴重，邊地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那么，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時期，出塞的文人反而多了起來呢？我們知道，初唐時期，遇有征戰，皆派大將臨時組建幕府、調遣部隊出征，戰爭一結束，幕府隨即撤銷，幕府人員也各自離去，而到了唐玄宗時代，則在邊地設了十個節度使，每個節鎮都有固定數量的長駐部隊（當時府兵制瓦解，士兵多是招募來的職業兵），如河西節度統轄八軍三守捉，有兵七萬三千人。這樣，由初唐到盛唐，幕府就由臨時設置轉為常設，邊地部隊也由臨時調遣變成長期駐扎。這些常設的邊地節鎮，除了需要各級軍官，還需要各種文職人員，因此就出現了文人入邊幕的現象。應該說，盛唐時代文人入邊幕是頗為踴躍的，其原因之一是，為開元、天寶盛世所孕育，當時的士人多有一種昂揚奮發的精神，建功立業的壯志，正是這種豪情壯志，促使他們走向邊塞；原因之二是，入邊幕是文人仕進的一條途徑。唐代制度規定，節度使可以自辟僚佐，《通典》卷三二載，唐采訪、節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聞，其未奏報者稱攝。”由于存在這一制度，于是出現兩種現象：一種是，未釋褐者通過入幕以釋褐，例如有一些在科舉考場上失利、入仕無門的文士，通過入幕而釋褐，還有一些不愿走科舉道路的文士，通過投筆從戎而釋褐，又有一些科舉及第后不等吏部授官而自入邊幕求職從而釋褐的（其中多數人入幕后，往往須累積一定的資歷或軍功，才得以釋褐）；另一種是，已釋褐者通過入幕而進身，如有些已釋褐者由于官卑職微，仕途不得意，因而到邊地幕府謀求進身的機會，像詩人高適、岑參都是如此，還有一些任職期滿后還沒有得到新的職務的文官（開元十八年以后，守選制度化，非常參官任職期滿后，大抵都要守選多年才能獲得新的任命），也常到邊地幕府尋找發展機會（前資官受辟入幕，可不守選）。入幕后的文士進身的門徑主要有二，一是立軍功，二是受到幕府主帥的賞識、提拔和舉薦，當時因入邊幕而進身的文士，數量不少。不少文人的入幕和對邊塞軍旅生活的真切體驗，為盛唐邊塞詩的繁榮和得以突破前人的成就，創造了條件。

上文說的“文人出塞”，除包括入幕外，還應包括游邊、使邊兩個方面。游邊與唐代的漫游之風有關。盛唐時代交通發達，公私糧食豐足，“行者不赍糧”，路上無盜賊，這些都為漫游之風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文人游邊，除具有一般漫游的性質外，還往往兼帶有尋找入邊幕機會的目的。如高適游幽、薊就是如此。當時文人游邊常到之地，主要為幽州、隴右、河西一帶，因為這些地方較近，又有戰事，比較容易找到入幕和立功的機會。使邊，指的主要是朝廷派使者到邊鎮傳達軍令政令、了解邊地情況、考查官員的治績、宣慰戍邊將士等等，還有朝廷派往四方諸國執行外交任務的使臣，每每要出入邊鎮，另外州縣官吏，也會被派往邊鎮送兵、送衣糧等。游邊和使邊的文人在邊地的時間雖然一般不會很長，但邊塞新異的生活、景物與風俗人情，也能激發他們的浪漫豪情和創作靈感，使他們寫出一些優秀的邊塞詩來。如果將入幕、游邊、使邊三類人加起來，那么應該說，盛唐文人出塞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

在盛唐邊塞詩的創作隊伍中，可分為有出塞經歷者與無出塞經歷者這樣兩類人。其中有出塞經歷者居于多數，是邊塞詩創作的基干和主力，如在邊塞詩的創作上居于盛唐詩人前列的名詩人高適、岑參、王昌齡、李白、王維，都曾出塞，存詩不多卻享譽當時且有邊塞之作廣被傳誦的詩人崔顥、王翰、王之渙、祖詠、陶翰，也都各有出塞的經歷。可以說，一批未曾出塞的詩人，正是在這些有出塞經歷詩人的帶動和影響下寫作邊塞詩的；盛唐邊塞詩的繁榮局面，是在曾出塞與未曾出塞詩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在有出塞經歷的詩人中，高適、岑參是公認的盛唐邊塞詩的杰出代表，他們不但寫作的邊塞詩數量最多，在邊塞詩的題材內容、藝術表現上也有大的開拓和突破；他們取得這一成就的契機是，出塞的時間最長，邊塞生活的體驗最為豐富和充實，所以能夠突破邊塞詩創作的傳統格局，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下面，我們就以高適、岑參和王維為例，來介紹盛唐邊塞詩的面貌和成就。

先談王維。大家知道，高適、岑參是在邊塞詩的創作上集中用力的作家，而王維則不是，他以擅長山水田園詩著稱。但王維的邊塞詩創作，也取得了不容忽視的成就。王維于開元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隨即受河西節度使崔希逸之聘，留在幕府任節度判官，時間大約一年多。王維是有出塞經歷的，但他并非到出塞后，才開始創作邊塞詩，如《少年行四首》其二：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這首詩大抵作于早年，它寫游俠少年自愿從軍邊塞，渴望到那里去建功立業。很多詩歌多寫邊塞從軍之苦，此詩獨說不往邊地去從軍之苦，這說明時代已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關注和向往邊地，視那里為實現自己壯志的場所，這是盛唐社會蒸蒸日上所帶來的愛國主義精神高漲的產物。末句“縱死猶聞俠骨香”是全詩的警句，它集中地表現了游俠少年為國殺敵、不怕犧牲的昂揚斗志和英雄氣概。前面我們談到，盛唐士人多有為國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這促使他們走向邊塞，王維此詩即可印證這一點。又如《燕支行》，它作于開元九年，那時詩人也尚未出塞，詩中歌頌武將出征獲勝，刻畫了一個理想的將軍形象：他既有英雄氣概，又有愛國壯志；既有先國后家的品德，又有克敵制勝的謀略；既勇猛威武，又剛毅沉著。全詩豪情四溢，具有盛唐邊塞詩的昂揚格調和浪漫精神。當時，王維只有二十一歲，具有遠大的抱負和積極向上的精神，而唐帝國也正處于國力強盛、國威遠播的時期，可以說，正是這二者的結合，才使此詩上述面貌的出現成為可能。

再看王維出塞后寫的詩，《使至塞上》說：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這首詩作于詩人剛到河西的時候。由這首詩不難看出，使邊的文人即便未在邊地久留，也能創作出優秀的邊塞詩來。清王夫之評此詩說：“用景寫意，景顯意微，作者之極致也。”（《唐詩評選》卷三）指詩歌借助邊塞風光的描繪，抒發自己出塞的豪情。詩中頷聯所寫，蓬草隨風飄轉在秋日，鴻雁北歸胡地則在夏初，所以歸雁句是實寫眼前之景，征蓬句則帶有象征的作用。詩人這里自比征蓬，其中寄寓著他獨行出塞的漂泊之感和悲壯情懷。頸聯僅用十字就勾畫出了一幅雄奇壯美的邊塞風光圖：大漠遼闊無涯，長河縱貫其中，遠方長河盡頭的地平線有圓而紅的落日，近處沙漠中長河邊有直而白的孤煙。四種景物安排得多么巧妙、得當，具有分歧統一、均衡協調之美。而從這一幅壯麗、開闊的畫面中，我們又分明可以感受到詩人的豪邁情懷、闊大胸襟。這一聯詩不僅狀邊地景物如在目前，用字亦堪稱千古獨絕，清黃培芳說：“直、圓二字極鍛煉，亦極自然，后人全講煉字之法非也，全不講煉字之法亦非也。”（翰墨園重刊本《唐賢三昧集箋注》卷上）末聯以路遇候騎，喜聞前線破敵作結。末聯與頸聯聯系緊密，因為頸聯所抒發的豪情和所描寫的平安火，已為末聯的結尾作了鋪墊。全詩筆力勁健，風格雄渾，是唐代邊塞詩中的杰作。又《出塞作》云：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

暮云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這首詩作于入河西幕不久，詩意可分為前后兩半，前四句明寫匈奴狩獵的浩大聲勢，暗指他們乘機來犯的氣焰之盛，渲染天驕的氣焰之盛，正是為了顯示出唐軍的強大。清金人瑞說：“前解（前四句）寫天驕是真正的天驕，后解（后四句）寫邊鎮是真正的邊鎮。”“前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發我之怒；后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制彼之驕。”（《金圣嘆選批唐詩》卷三上）后解中的護羌一聯，前句說防守，后句說反擊，朝、夜二字，突出了軍情的緊急和扭轉局面的神速。全詩通過敵我雙方的對比描寫，鮮明有力地表現了唐軍將士不畏強敵的英雄氣概和昂揚斗志。全詩格調高昂，氣勢雄壯，方東樹說它“聲調響入云霄”（《昭昧詹言》卷一六），極是。《從軍行》云：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里。盡系名王頸，歸來報天子。

這首邊塞詩并不具體描寫哪一次戰役，而是著重表現邊防戰士們的精神面貌。詩歌用極省凈的語言，繪出了一幅有聲有色的戰斗圖畫，表現了戰士們爭先殺敵的英雄氣概。詩歌主要通過人物行動來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而描寫人物行動，又往往依仗于聽覺形象的刻繪。如首聯用號角聲和部隊出動的響聲，來表現軍情的緊急與戰士們行動的迅速；次聯用“笳悲馬嘶”之聲來襯托戰士們爭先赴敵的氣概，三聯以煙塵里的“戰聲”來表現戰斗的激烈。林庚《唐代四大詩人》評此詩說：“這里既無夸張，也無感嘆，它不動聲色而聲色俱在其中，這樣的寫法在盛唐邊塞詩中乃是自成一格的。”（《唐詩綜論》第116頁）所論甚是。

王維的邊塞詩，寫的往往是經過典型化了的當時人們對邊塞戰爭的感受，而不是某一次具體邊塞戰爭的描述。他的邊塞詩多著眼于寫人，很善于運用各種不同的表現手法，恰到好處地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現出來。他的邊塞詩大多是英雄主義精神的贊歌，即便是《老將行》《隴頭吟》這樣的邊塞詩篇，揭露了朝廷對立功老將的冷酷無情，也還是將老將的愛國熱情突出地展現了出來。總的說來，他的邊塞詩，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的時代精神。

下面談高適。高適曾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治所在今北京西南）、薊（治今天津薊縣），第二次使清夷軍送兵，第三次入河西、隴右節度使幕府。高適游幽、薊的時間，在開元十九年秋至二十一年冬。當時幽、薊一帶邊患嚴重：開元十八年，契丹軍事首長可突于率其族人并脅迫奚人一起投附突厥，從此連年侵犯幽州、薊州一帶，直到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殺可突于后，幽、薊邊地的戰禍才基本平息。高適游幽、薊期間，作了《塞上》《薊門行五首》《自薊北歸》等邊塞詩，這些詩寫出了作者在邊地的所見所聞所感，現實性很強。如《薊門行五首》其二云：

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

詩中雖言漢事，實指唐代。“戍卒”四句，為戍邊士卒遭輕慢、虐待而哀傷。同上其四云：

幽州多騎射，結發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這首詩表現幽州少年勇武善戰、從軍報國的氣概。同上其五寫都山之敗：

黯黯長城外，日沒更煙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云愁殺人。

據《唐書·北狄傳》及《通鑒》卷二一三載，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契丹可突干來犯，幽州節度使薛楚玉命副總管郭英杰及偏將吳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率精騎一萬，并領降奚之眾迎敵；可突干引入突厥兵，與唐軍戰于都山（在長城外，今河北遷安縣北）下，“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杰戰死，余眾六千余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通鑒》）這是一場慘烈的戰爭，戰士們的寧死不降，反映了盛唐時代民族精神的蓬勃高漲。詩的頭兩句，先點出戰斗發生的地方——長城外，接著為戰士們的奮不顧身、壯烈犧牲而贊嘆，而歌哭，充滿了濃厚的哀痛氣氛。《自薊北歸》說：“五將已深入，前軍止半回。”“五將”指薛楚玉、郭英杰、吳克勤、鄔知義、羅守忠。（《新唐書·北狄傳》稱薛楚玉也參加這次戰斗），這兩句詩也寫都山之敗。高適的這些詩，皆直面現實，有感而發；不以詞采取勝，而以充實的內容、飽滿的感情引人。高適開元二十六年作于宋州的邊塞名篇《燕歌行》，就是以他游幽、薊時積累的邊塞生活體驗為基礎創作的，它不是寫某一次具體的邊塞戰爭，而是以高度的藝術概括，深刻地表現了當時邊塞征戰生活的廣闊場景和多種矛盾，既有對男兒自當馳騁沙場、殺敵立功的英雄氣概的表彰，也有對戰爭帶給征人家庭痛苦的同情；一方面描寫了敵人的兇猛和戰斗的嚴酷、危險，揭露了軍中苦樂的懸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戰士們復雜的內心世界，頌揚了他們奮勇殺敵、情愿以死報國的精神，并對將帥的驕縱腐化和不恤士卒，給予了有力的鞭撻。通篇苦難與崇高對照，抗敵的豪情與不平的憤怨交織，構成了一曲慷慨悲壯的歌。

高適第二次出塞的時間在天寶十載冬，當時他任封丘尉，奉命將在本地招募的新兵送到清夷軍，此即所謂“使清夷軍送兵”。清夷軍有兵一萬人，駐媯州（今河北懷來東南）城內，屬范陽節度使所統九軍之一。高適這次出塞的詩作，有《送兵到薊北》《使清夷軍入居庸關三首》《薊中作》《答侯少府》等。《使清夷軍入居庸關三首》其一云：

匹馬行將久，征途去轉難。不知邊地別，只訝客衣單。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干。莫言關塞極，云雪尚漫漫。

這首詩寫送兵征程的艱苦。首二句說山路難行；三、四句寫邊地的嚴寒異于內地；五句說溪寒泉聲凄苦，實際不是“泉聲苦”，而是詩人的心緒苦，此即移情入景；六句中的“干”字，不僅寫出了樹葉的枯黃（眼見），還寫出了風吹焦葉的聲響（耳聞）；末二句以云海的漫漫無際來表現邊地的遙無盡頭。《答侯少府》說：“北使經大寒，關山饒苦辛。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埃塵。行矣勿復言，歸歟傷我神。”詩中對安祿山之視邊兵若芻狗，隨意將他們驅趕到戰場上去送死以邀取榮寵，無情地予以揭露，表示無限哀痛。史載天寶十載秋，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誣其（指契丹）酋長欲叛”，請求出擊，他發兵六萬，出塞千余里，結果慘敗，士卒傷亡殆盡，自己獨與麾下二十余騎逃歸，高適這些詩句就是針對這次戰爭說的。《薊中作》云：“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詩中慨嘆自己徒有安邊之策卻無從施展，“已承恩”“諸將”當指安祿山及其部將。史載唐玄宗對安祿山一味寵信，早在天寶三載，就讓他當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妄啟邊釁，以邀功市寵，結果損兵折將，一敗涂地，豈能安邊？然而他已受到皇帝的寵信（“已承恩”），詩人又能何為？只有失望而歸。“已承恩”三字下得好，很有回味余地，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一說：“乃不云天子僭賞，而云主將承恩，令人言外思之，可悟立言之體。”

高適第三次出塞在天寶十二載，當時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辟高適為幕府掌書記。《登隴》詩云：

隴頭遠行客，隴上分流水。流水無盡期，行人未云已。淺才登一命，孤劍通萬里。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

此詩即作者受辟赴河西任職途經隴山時所作。詩寫仗劍離鄉，不辭萬里之勞，情緒是頗為昂揚和振奮的。《塞下曲》云：

結束浮云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依將軍雄。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懸雕弓。青海陣云匝，黑山兵氣沖。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這首詩作于在河西哥舒翰幕府任職期間。這時的詩人，頗想跟從有軍事才干的主帥哥舒翰立功邊疆，因此心境與前兩次出塞時迥然不同。在這首詩中，詩人刻畫了投筆從戎者的矯健身姿，描繪了他們揮戈出征的壯觀場面，還抒發了熱烈向往邊功的慷慨豪情。全詩筆調奔騰歡快，精神昂揚亢奮，其內容和情調，在詩人這次入幕期間寫的詩中，很具有代表性。

總的說來，高適前兩次出塞時的作品，既有豪邁雄壯的一面，又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形成了悲壯的特點；而第三次出塞期間的詩歌，則以豪壯為主要特色。這種不同與作者身份的變化有很大關系。前兩次出塞時，高適是游邊者和使邊者，身份自由，不像受府主辟署入幕的文士那樣，對府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所以觀察現實冷靜客觀，這使得他那個時候創作的邊塞詩，能夠真實地反映當時東北邊地的邊患，以及征戰生活的多種場景與矛盾，揭露邊將的無能、玩忽職守和為邀功市寵而妄啟邊釁，表現戍卒的生活與思想感情，頌揚他們情愿以死報國的精神，并以深切的同情，為他們受到的非人待遇鳴不平，常議論邊策得失，慨嘆自己徒有報國的壯志和安邊的謀略卻無人理睬；而第三次高適是以幕僚的身份出塞的，熱切希望跟隨府主立功邊疆，所以作品多表現從軍出塞、征戰立功的豪情，由于幕僚對府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因此不免給他這次出塞時的創作，帶來某些局限，例如盲目頌揚府主戰功，缺少同情士卒疾苦的詩篇等。

下面談岑參。岑參曾兩次出塞，第一次是天寶八載至十載在安西（治今新疆庫車），第二次是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至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在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身份都是幕僚。第一次出塞期間的詩歌，有的表現為國從軍的豪邁精神，有的反映詩人的苦悶，而表現得最多的，則是邊地的風光和詩人自己的思鄉情緒。如《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此詩作于天寶八載赴安西途中，表達詩人離京后對長安故園和親人的思念。后二句不說自己思念家人，而寫家人掛念自己，為了使他們釋念，自己雖與入京的使者馬上相逢，行色匆匆，仍不忘請他“傳語報平安”。漫漫客行途中乍遇故舊的喜悅與轉眼別離的匆遽，思念家人的迫切心情，都于此十四字中流露出來，非親歷其境者不能道。《磧中作》云：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這詩作于赴安西途中翻越沙漠的時候，首句寫在沙漠中行走的特有感受，因為沙漠茫無邊際，遙望與天相連，又在西方極遠之地，所以有“欲到天”之感。次句寫在磧中見月思家，并交代離家后的時間。沙漠中除了沙還是沙，所以常常看月亮，知道它圓了又缺，缺了又圓，這樣寫很符合在沙漠中跋涉的情景。又《銀山磧西館》云：

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銀山磧在今新疆托克遜縣西南，鐵門關在今新疆庫爾勒市北，這首詩也作于赴安西途中。首句以箭喻西北邊地之風，既狀其疾，又謂其寒（寒風如箭一般穿透人的肌骨），極為貼切；第四句寫疾風夾帶著塵沙直射人面，這也是塞外沙漠特有的景象，足能引發人們思家的愁淚。詩的最后兩句點出自己出塞的目的與立功邊陲的志向，激昂豪壯，意在自我激勵，排遣愁緒。

岑參第二次出塞期間，自感受到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的賞識和知遇，情緒較為開朗和昂揚，他的那些豪氣橫溢的七言歌行，都是在此期間寫作的。如《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這首詩天寶十三載或十四載九月寫于輪臺（在今烏魯木齊），是為奉送封常清出師西征而作的。詩的頭兩句展現了西北荒漠獨特的風光：浩瀚無際的黃色沙海一直延伸到天邊；接下來三句寫入夜狂風怒吼，飛沙走石，表現出了自然環境的惡劣和氣候的瞬息萬變，同時以大膽的夸張、想象，突出西域風光的奇異，從而為后面的歌頌唐軍將士作了鋪墊。下面“將軍”三句寫唐軍將士半夜行軍的情狀，大筆揮灑而出；“馬毛”三句以實中求奇的細節描寫，渲染天氣的嚴寒和行軍的急速，這些都襯托出了唐軍將士不畏艱險、豪邁堅強的精神面貌。有這樣的將士，怎能不使敵人喪膽，所以最后三句的預祝勝利，也就說起來信心十足了。全詩以西北邊地奇異風光的描繪，有力地襯托了將士們的英雄氣概。《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和《走馬川行》一樣，也是一首豪氣橫溢、讀了令人振奮的七言歌行，限于篇幅，這里就不作介紹了。

岑參的北庭詩中，寫到過一些當時的邊塞戰爭，如封常清的“西征”“破播仙”等，過去學術界討論過這些戰爭的性質和對這些詩歌的評價問題，其實，西征等大概是小戰役，史書失載，其所征討的對象和戰爭的起因，都說不清了。不過聯系當時西域的形勢來考察，仍可大致推知其性質。我們知道，唐滅西突厥后，西域諸國皆內附，成為安西、北庭節度使屬下的羈縻府州，其長官世襲，由朝廷任命各族首領充任。可以說，這種諸國內附、邊疆安寧的局面，對唐及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生產都是有利的。當時西域各國大都國小力弱，它們之中如有背唐者，皆無例外地需要依靠吐蕃或大食（阿拉伯帝國，在今伊朗）等的支持；天寶時，吐蕃、大食是同唐爭奪西域的最主要力量。雖然西域的各次具體戰爭的情況相當復雜，但當時唐王朝賦予安西、北庭節度的主要使命，是“撫寧西域”（《通鑒》卷二一五），即維護諸國內附、邊疆安寧的局面，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唐在西域進行的戰爭，大抵都同這一使命的完成有關。例如《走馬川行》說，“西征”是由于敵兵來犯引起的，所以它大抵是一場為了維護西域安寧的局面和絲綢之路的暢通而進行的戰爭。

再看看岑參北庭詩中的一些描寫邊塞風光和軍民生活的作品，如《趙將軍歌》：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袍。

這首詩描寫了塞外寒天軍營中的生活片斷。前兩句寫暮秋時節將軍出獵的情狀，后二句寫將軍出獵時與軍中的少數民族首領以射獵為賭，將軍場場獲勝。唐代邊防軍中往往隸屬有習于征戰的少數民族部落，西域駐軍中蕃漢雜處的情況更為普遍，本詩不僅寫出了將軍射獵的豪興，也反映了西域各民族和洽往來的情形。這種情形在唐代其他詩人的詩中是很難見到的。又如《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燃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

詩因送崔侍御還京，故由御史的霜威，聯想到熱海之熱。熱海即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伊塞克湖，根據有關記載，熱海蓋因其地寒冷而海水不凍得名，并非水熱如煮，而詩中乃據“陰山胡兒”傳言，馳騁想象，用大膽的夸張，從海中水、海上鳥、岸旁草、空中雪等多個方面寫出熱海令人驚愕的奇觀。接著作者又濃筆重抹，連著用蒸、爍、燃、沸、炎、煎、燒、烘等字，渲染了熱海的奇熱。此詩寫景神奇瑰麗，引人入勝，這同詩人不視西域荒寒之地為畏途，具有立功邊陲的壯志，不無關系。岑參的邊塞名作《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寫道：“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把塞外的冰天雪地世界，寫得充滿了郁勃的春意，亦可見詩人當時的精神風貌，是頗為昂揚的。

在盛唐時代，岑參是寫作邊塞詩數量最多（約八十首），成績也最突出的一個詩人。他的邊塞詩內容豐富，形成了對邊塞詩發展的一次新開拓。首先，詩人出塞之地是安西、北庭，這就使邊塞詩反映的地域，由局限于長城內外，擴展到了天山南北；使西域荒漠的奇異風光和人情風習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現于詩中，并成為抒寫出塞的英雄氣概和豪邁精神的有力襯托。其次，他的邊塞詩突破了傳統征戍詩多寫邊地苦寒、士卒辛勞的傳統格局，大大拓展了邊塞詩的描寫題材與內容范圍。舉凡軍旅生活，征戰場面，邊塞景物，異域風情，詩人從戎入幕的情懷、感受與多方面的見聞，都在詩中加以表現；透過他的這些作品，讀者不難感受到文質彬彬與英雄氣概結合的嶄新的軍幕文士的形象。再次，他的邊塞詩多采用舒卷自如的七言歌行體裁，不再沿用樂府舊題而自立新題，已接近杜甫等人的新題樂府。最后，他的邊塞詩奇特峭拔，豪邁雄壯，有著自己的獨特風格。這些，均顯示出詩人富有創新精神。當然，作為入幕文士，對府主有一定的依附性，這也會給他的詩歌創作，帶來某些局限。

關于盛唐邊塞詩繁榮的面貌和取得的成就，大致可用上述三個詩人作為代表。

最后，簡單介紹一下中晚唐的邊塞詩，總的來說，中晚唐是邊塞詩創作的退潮期。安史之亂爆發后，唐王朝由盛轉衰，吐蕃乘機入侵，先后占領唐河西、隴右大片土地，后又占據安西、北庭，當時唐朝因國內各種矛盾激化，特別是藩鎮割據嚴重，叛亂時常發生，因此無力收復失地；而吐蕃后來也發生內亂，進入衰弱期，于是雙方訂立盟約：唐承認吐蕃占有唐的土地，吐蕃承諾不再侵犯唐的邊境，這樣唐與吐蕃的戰爭就消除了。而此時的北方，回紇是唯一的強國（突厥、契丹已被回紇擊敗），因回紇曾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加以唐每年都送給回紇大量財物，所以關系大致是和好的，由于上述原因，詩人們的注意力便由外部更多地轉向內部，所以邊塞詩的創作熱潮便逐漸減退。當然，退潮也有一個過程。在中唐前期，還有李益、盧綸的邊塞詩，特別是李益，寫的邊塞詩達五六十首之多，不過他們的詩，已缺少盛唐邊塞詩那樣的浪漫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