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詞壇與南唐君臣詞

五代后期，詞壇的重心由長江上游的西蜀轉移到長江下游的南唐。

公元940年《花間集》結集成書之時，南唐建國才三年。南唐后主李煜只有四歲，其父南唐中主李璟二十五歲，剛被立為皇太子。作為后來南唐詞壇三巨匠李煜、李璟之外的馮延巳三十六歲。如果說西蜀花間詞代表了五代前期詞壇中心的話，那么南唐詞是在“花間”詞落潮之后，在長江下游一個與西蜀地區隔絕的新環境中崛起的新詞壇中心和新詞派。

1.南唐詞壇與西蜀詞壇的異同

南唐詞壇與西蜀詞壇相比，它們的相同之處，是同以帝王（南唐二主）為核心的宮廷貴族文學；與西蜀君臣一樣，南唐君臣同樣耽于享樂，以詞為娛賓遣興的工具。“二主倡于上，翁（宰相馮延巳）和于下，遂為詞家淵蔽”，南唐詞壇的主將之一徐鉉、韓熙載、成彥雄、播佑等都有詞流傳下來。

其不同之處，一是地域人文環境的差異，一是人文素養和審美風尚的差異。南唐承吳國二十七州之地立國，領土較蜀國為小；而且強鄰壓境，與中原后周只隔一條淮水，敵人隨時可以長驅直入。烈祖李昪立國之初就“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到中主李璟繼位之后，連“守吳舊地”都難以做到。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榮下詔親征南唐，李璟屢戰屢敗，只好削去帝號，遣使奉表于后周，請為外臣。后周不許和，李璟先割淮南六州，后獻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縣，與后周劃長江為界，迫使南唐成為退處江南十三州并去掉國號的外藩小邦。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南唐之危，可想而知。李煜在位期間，宋朝統一南北、削平割據狀態的事業已到了最后完成階段，南唐風雨飄搖。李煜“嘗怏怏以國蹙為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最終肉袒降宋，被毒身亡。

從另一方面看，南唐雖境小國危，但是經濟、文化基礎都相當雄厚，文苑中人才濟濟。與前蜀開國君主王建出身盜賊目不知書，后主王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狎客相比，南唐君臣文學藝術修養遠在西蜀君臣之上。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諸人尤精音律，重視并擅長作詞。南唐詞壇與西蜀詞壇在人文素養和審美風尚上的差異，如宋代詞人李清照在她那篇著名的《詞論》中所論：“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尚文雅”“語甚奇”“亡國之音哀以思”，是概括南唐詞壇獨特的人文涵養和審美風尚的關鍵詞。南唐所處的地域人文環境和行將亡國的政治形勢這兩方面的影響，使南唐詞人成就了不同于西蜀詞人的審美風尚和憂患意識，導致詞風發生了新變，形成了有異于“花間”派的藝術傾向。

2.南唐詞壇的特征——“尚文雅”“語甚奇”“亡國之音哀以思”——變西蜀花間艷詞為南唐“雅詞”

“尚文雅”是南唐詞壇有別于西蜀詞壇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南唐三代君主，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是“尚文雅”的風流儒雅之士。

李昪（原名徐知誥）雖出身微賤，少小孤貧，但仕吳之后，篤志向學，“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他秉吳國大政之后聚集了大批江南有識之士于帳下。

李璟承其父儒雅之風，“尚清潔，好學而能詩，天性儒懦，素昧威武。”“多才藝，好讀書，善騎射。”“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樸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士人傳以為玩，服其新麗。”

李煜更是青出于藍，他“幼而好古，為文有漢魏風”“工書，善畫，尤工翎毛墨竹；收藏之富，筆硯之精，冠絕一時。”他更“洞曉音律，精別雅鄭”，“凡度曲莫非奇絕”。以這樣的學養、襟懷和審美取向作詞，其立意和境界與西蜀詞壇花間詞人群自然就有了區別。

“語甚奇”“亡國之音哀以思”，是南唐詞壇有別于西蜀詞壇的另一特征。如葉嘉瑩所說“后主之成就，其一是內容方面的，由于一己真純的感受而直探人生核心所形成的深廣的意境；其二是由于他所使用之字面的明朗開闊所形成的博大的氣象”。南唐君臣“感概遂深、眼界始大”的家國之變與身世之感，變西蜀花間艷詞為南唐“雅詞”，為艷體小詞從內容和形式上均輸入了抒情新質，使南唐詞“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成了詞體文學演進新階段的象征。

南唐詞壇三大巨匠李煜、李璟、馮延巳在這個詞體文學演進過程中，作用各不相同。馮延巳是“正變之樞紐”的關鍵，李璟“是馮延巳和李煜之間的中介。李璟詞雖與馮詞最接近，但較之馮詞，又顯得語言曉暢，絕少藻飾，層次更清晰，情調更豁朗，以毫無‘花間’面目和初具抒情詩味而成為李煜詞的先聲。至李煜的再創造，終于達到了五代最高峰。”。

王國維以“和淚試嚴妝”論馮延巳詞，認為他是南唐詞感傷主調的奠基者和新詞境的開拓者。馮延巳詞的“嚴妝”，即濃麗的色彩是其外在風貌，“和淚”才是其抒情本質。他在外貌與“花間”派無大異的艷體小詞中，寄寓了士大夫憂生憂世的思想感情，比起“花間”派寫“歡”之詞，他更多地表現了士大夫意識中憂患感傷的另一面。在同樣的題材范圍中開掘了思想深度，開拓了新的意境。所以王國維說馮詞“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可見馮詞感傷主調的建立，具有開新詞境、建新詞派的重大意義。

王國維以“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論中主李璟詞。主張“詩以言志”的中主李璟很賞識馮詞，李璟獨以《應天長》《望遠行》《攤破浣溪沙》三調四首小詞贏得詞史地位，在于其詞出入風騷，哀感萬物，以絕少藻飾的曉暢語言直指盛景消逝，生命催傷的藝術境界，準確反映了江南小國的衰殘沒落與蕭瑟悲涼的國主心態。

王國維以“千古傷心人”“以血書成”，“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之說論李煜詞。他在亡國前所寫的小詞，雖不免有“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玉樓春》）的香艷描寫，但卻更多的是感嘆好景不長的作品。李煜亡國后的詞，已經不僅是自道個人身世之悲，也不僅僅是南唐一隅和五代之末國破家亡感傷基調的代表者，而是人類某種普遍情感的代表。如葉嘉瑩所論：“后主之成就，其一是內容方面的，由于一己真純的感受而直探人生核心所形成的深廣的意境；其二是由于他所使用之字面的明朗開闊所形成的博大的氣象。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后人稱東坡詞‘逸懷豪氣’，‘指出向上一路’，后主實在乃是一位為之濫觴的人物。”

從馮延巳到李璟再到李煜，南唐詞人群體一以貫之地運用應歌小詞來抒寫一種帶有憂患感傷時代色彩的士大夫意識，使詞在從純粹的娛樂文學向抒情文學演進的歷程中邁出了關鍵的一大步。這一群體性的、傾向性的審美變異，已經逸出了溫庭筠、韋莊以來的“花間”傳統，使南唐詞脫穎而出，成為五代詞的新派別，并啟示了宋詞發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