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文學沉思錄》

本書為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的文藝理論論文集，其中收輯了他在1976—1982年所寫的17篇文章。其中有對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如《龔自珍思想筆談》、 《韓非論稿》;有讀書札記，如《讀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札記》、《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序》;有人物回憶，如《記熊十力先生》、 《記韋卓民先生》等等;而更多的則是作者在中國處于偉大轉折時期對一些重要文藝問題的思考，如《文藝理論體系問題》、 《對文學與真實的思考》等，顯示了作為一位理論家思維的敏捷性與深刻性。文集中的理論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關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體系問題。在我國建國后的文藝理論體系構建中，存在著借用蘇聯(lián)模式的傾向，過分注重文藝與外部存在的關系，對文藝本身的規(guī)律、特點的研究卻不夠深入，既沒有很好地吸取西方文論的精華，也沒有把我國古代文論中的精萃融進現(xiàn)代文藝理論中來。作者認為要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必須打破傳統(tǒng)的框架，在科研上搞“綜合研究法”。針對當時剛剛突破“四人幫”思想上的專制，作者著重談了在文藝理論界幾個突出的問題，不論對理論的深入研究，還是指導文藝審美實踐，都很有意義。比如，針對實用主義的影響，強調必須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不能把理論聯(lián)系實際簡單化;針對社會上文藝欣賞中存在的問題，提倡文藝理論工作者也要象艾思奇早年寫《大眾哲學》一樣，也寫一部《大眾文學》的啟蒙書，以提高讀者的鑒賞力，使《安娜·卡列尼娜》、 《紅樓夢》這樣的優(yōu)秀作品不至于被曲解，甚至蒙受不白之冤。文學需要啟蒙，同時對那些高級讀物也不能象通俗讀物一樣看待，一樣要求。為了使文藝得到健康的發(fā)展，書中談到，必須注意黨的文藝政策與文藝規(guī)律的一致性，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文藝的“二為”、 “雙百”的方針。 “寫作要有自由，這是藝術規(guī)律”，但自由不等于愛寫什么就寫什么，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效果必須考慮，這是作家的責任。”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經得住考驗的。為了說明問題，作者以黑格爾的《美學》和劉勰的《文心雕龍》為例，詳細地論述了這兩部書在體系上的特點，希望人們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在歷史的轉折時期，無疑是很有價值的倡導。②關于文學的真實性問題。這是文藝理論界既古老又爭論不休的問題。作者從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系，事物的本質與現(xiàn)象，作品的表現(xiàn)對象與文學的真實性，作家的思想與表現(xiàn)方式等不同側面，全面地闡述了對文學真實性的理解。作者認為，文學的真實性與傾向性不能分開，在作家的思想與文學的真實性之間，思想是關鍵。不能無限制地擴大本質的內涵，“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用寫本質去代替寫真實，那結果往往是以犧牲本質所不能包括的現(xiàn)象本身所固有的大量成份作為代價的。”這樣勢必剝去文學機體的血肉，使之變成只剩筋骨的干癟軀殼。 “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不能拋棄生活現(xiàn)象形態(tài)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去談文藝真實，要透過生活現(xiàn)象去顯示本質，才能達到藝術的真實。從這個基點出發(fā)，作者在《對文學與真實的思考》一文中，還談到了文藝批評不能作簡單的非此即彼的思維判斷，不能把歷史上作家的階級局限性視為不可逾越的鴻溝，事實上，資產階級在原始積累時期與人民的要求愿望是一致的， “在某種情況下作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階級的制約，不受階級觀點的局限”。③關于對文學新形式的探索。面對新時期文學上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形式，作者的基本觀點是支持突破、 創(chuàng)新，但反對脫離生活，反對生搬硬套。不注重人物形象，不注重生活意義，單純求異求勝、追求形式，必將把文學引向死胡同。在文學形式和表現(xiàn)手法上，要繼承，也要創(chuàng)新，對古代和西方的東西， 要辨認、識別、取舍、融化，目的是為現(xiàn)實服務。形式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自然地從靈魂里涌出的。不要丟掉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要創(chuàng)造“站著的文學”。

此外，在這本書中，對人性、文學的風格、形象思維、認識中的知性問題等等都有簡短的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