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2015年的長篇小說新作中，牛余和的《老鎮》無論就思想內容深度還是就藝術表現力度來看無疑都是其中分量較重的一部。該作以一個鄉鎮村落文革前后的歷史動蕩和變遷書寫了當代中國一個特定時期的鄉村生活現實，有厚重的歷史感和沉實的鄉土底蘊。作品在政治與宗法的錯綜交雜中，寫出了那一段歷史時期時代生活的嚴酷和民眾生存的艱難。但作品并未止于展示嚴酷與艱難的歷史控訴，而是在歷史敘事的進程中始終將筆墨聚焦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聚焦于人性的美善與邪惡，同時在歷史與人性的纏繞糾結中透徹地審視了鄉村文化深厚綿遠的生命力量與時代蛻變，是歷史書寫，更是人性的展示與文化的透視。

一

一千多年前一個初春的下午，南方三個造反的石匠兄弟逃避官兵追殺輾轉跑進山東章丘境內長嶺山的一座光石崗上，當天晚上，就在差點讓圍攻的官兵亂刀砍死之際，三兄弟被幾個從天而降的和尚相救。劫后重生，為謝神明保佑，三兄弟在光石崗上圍著唯一的一棵瘦硬荊樹壘起一座三丈多高的繞樹石塔，命名為滾石塔。為感念帶頭搭救的岳姓和尚，也為了隱姓埋名地過安穩日子，三兄弟分別改為岳、和、尚三姓，并在山谷里的一座寺廟遺址上蓋起座廟，把岳和尚的塑像供奉進去，寺廟題名恩石寺。岳、和、尚三姓分別居住于長嶺山腳下綠泉河北的上河村、下河村、河汊村，與綠泉河在河汊村相交匯的巴漏河南岸有一個由各色流動移民組成的小河南村。長嶺山前其他村落的人把這四個村歸在一起，統稱為滾石塔鎮。隨著歷史的變遷，河汊村的和氏日漸衰落，河汊村也演變為一個雜姓村莊，滾石塔鎮形成了岳、尚兩姓共治的鄉土權力格局。《老鎮》敘說的主要就是發生于這四個村落里的鄉土人生故事。就作品所展示的時代生活內容來說，《老鎮》無疑是一部具有反思意味、面向真實的歷史書寫之作，確切地說是一部有關“文革”的鄉村歷史敘事。

這部作品寫了從抗戰時期直到新時期市場經濟興起之后幾代人的生存，但文革之前那些相關的事像只是在敘事進程中由不同的人物和場景隨帶著勾連出來的，文革之后一段時期的敘事也主要是文革故事的延續，或者說是為了作品故事結構的完整性和交代人物命運結局的需要才延展開來的，真正如實地細致敘寫的還是文革時期的那段歷史。與有些反映這段時期作品不同的是，作者沒有專意去寫政治斗爭對鄉土中國的塑造與侵蝕，而是將國家的政治風云和村落的家族矛盾緊密地糾合在一起，既有宏觀層面上政治風雨的翻翻覆覆，也有微觀層面上由宏觀政治風雨引爆的家族權力格局與人際關系的劇烈騷動。當文革的狂風暴雨穿地而過，在鄉村泥土地上攪起滾滾塵暴，涌起滔滔濁浪之時，滾石塔鎮四個村落的家家戶戶、男男女女無不卷入其中，經受著時代風雨的洗滌與擊打。對于那些被攪進時代風雨中的各種人物，不僅其自覺的行為動機，就是在其情感沖動中，都既有顯性政治因素的激蕩，也具有隱性家族或宗法因素的暗中導控，在許多場合與情勢之下，甚至都很難區分哪些是政治的哪些是家族或宗法的。在這其中，老一代人物中的岳蓊若、岳紹前、梁家祿和后一代人物中的尚興凡、梁亮、常繼剛等等，都是非常富有代表意義的，從他們身上既體現出文革時期踏石留痕的酷烈真實，也共構出鄉土中國多面復雜的生存狀況。

深深沉陷于這段歷史之中的第一個人物是小說敘事人岳凡的父親岳蓊若。他是滾石塔鎮最后一位莊長，地主家庭且經過商，本是一位極受官方與民間敬重的開明鄉紳。雖然抗戰之后他傾力支持長嶺山共產黨游擊隊，自己和他的家族為國家為革命作出重要貢獻，弟弟犧牲，次子抗戰勝利后參加了解放軍，頂著烈屬和軍屬兩個光榮名頭，土改時還早早地就把全部家產都交了出來；但資本地主分子的身份再加上又是上河村岳姓家族的世俗領袖人物，卻使他和他的家庭負上了政治上的“原罪”，文革一起，在政治因素與家族因素的劇烈化合中，成為造反派、權力覬覦者以及當權自保者沖擊與算計的首要對象，被批斗、羞辱、強逼掃大街，自己差點自殺不說，女兒和三兒子被退婚，四兒子因為沒有了活路而逃往香港，小兒子連上正式小學的資格都沒有，紅顏知己簡嬸也被凌辱致死，已成為部隊干部的二兒子為求自保不僅宣布與家庭脫離關系，其子女也改為妻姓，以至于文革結素之后都無顏在父母活著時回鄉探親。這樣一個滾石塔鎮曾經的首富之家、一個戰爭和革命年代大力支持共產黨的開明鄉紳，卻在一場文化革命中被“革命”得大年三十吃不上一頓白面餃子，祖墳被掘，全家遭殃，自己差點被整死，最后連那一把關涉到其鄉紳臉面和人格尊嚴的大胡子也沒有保住。這樣的“革命”歷史中隱含著多么荒唐悖謬的邏輯！

由于滾石塔鎮起始于石匠三兄弟，而且長期以來便形成了岳、尚共治的權力和治理秩序，由逃荒要飯者等各色流民構成的小河南村一直是為鎮里其他三個村所小瞧、蔑視的村居群落，處于極不平等的地位，連北三村的窮人見到小河南的財主也都一臉的不屑，寧肯叫自家的孩子打光棍，也不許娶他們的閨女。日本人打過來之后，最早落戶小河南的梁家終于熬出了一位敢作敢當的人物梁家祿，成了打鬼子的好漢，此后又出手整治村莊面貌，贏得了岳、尚兩大家族的首肯，但卻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小河南村受歧視的局面。在抗戰勝利后的一個大年初一，小河南村的扮玩隊伍在河汊村莊頭被一伙老頭老太太給擋住不準進村之后，領頭人梁家祿曾沖著橋北頭門樓子上黑洞洞地蔑視著小河南的槍孔咬牙切齒地迸出過一句狠話：“小子們，給老子記住了，早晚有一天，小河南小伙子的雞巴要捅了北三村的大閨女！”這句粗話，隱含的內容太多了，它透視了歷史深處的某些東西。受蔑視的地位自然使得小河南村萌生出改變現狀的沖動，而戰爭、革命和政治運動為這種沖動的實現提供了現實的機遇與可能。土改時，梁家祿為了家族翻身，自告奮勇地當上滾石塔鎮農救會長，正準備出手收拾岳蓊若時，因國民黨還鄉團的反攻而作罷，又由于強迫河汊村一位楊姓小地主把閨女嫁給自己兒子導致楊家閨女投河自盡激起民憤而被趕回小河南，滾石塔鎮的行政大權還是落到了上河村游擊隊戰士、土改工作隊隊長岳紹前手里，這個岳紹前此后長期任滾石塔鎮黨支部、黨總支書記，就連文革后期也是革委會副主任，沒有離開過權力中心，成為與岳蓊若一樣令滾石塔四村村民仰視但比岳蓊若更令人敬畏的人物。由于這個早年的挫敗，梁家祿此后一直緊密注視著政治的風向，精心謀劃著爭奪滾石塔鎮的執政權力，伺機向岳蓊若、岳紹前發起進攻。岳蓊若及其家庭成員的種種噩運，與梁家祿臺前幕后的挑動、謀劃有著直接的關系。可以說，小河南村以梁家祿為代表的一伙政治勢力之所以從土地改革之后，一次次向滾石塔鎮的執政者發起沖擊，實際上就是企圖以政治斗爭的形式實現家族爭霸的夢想，以此洗雪受壓抑被蔑視的屈辱。

相較于老一代的權力爭奪，尚興凡與梁亮這一代投入政治運動雖說依然帶有家族爭霸的隱性制動因素，但更多地是出于現實的考量與政治參與的熱情與理想。像大多數那個時代的農村青年一樣，尚興凡雖然不乏真情與一定的是非判斷能力，但總體上卻是一個個性與政治修為都比較平庸的人，既不敢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頂住壓力堅守與岳珊的婚約，也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與行政能力，本事不大，魄力不足，始終不能走上滾石塔鎮的權利高位，最終則不單失去愛情與婚姻，在政治上也不過成為岳紹前任意擺布的一枚棋子而已。與尚興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小河南村梁家祿的侄子梁亮既在政治上敢作敢為，又敢于大膽追求自己的愛情。不過在生命底色上，他又與自己的叔叔梁家祿不完全相同，梁家祿發狠早晚要讓小河南村的小子們捅了北三村的大閨女，是出于被蔑視者的復仇心理，而梁亮對岳珊的愛是發自真心，雖然他也出于自己的政治熱情與算計揪斗過岳蓊若，搧過他的耳刮子，拖延過與岳珊的婚姻承諾，傷害過與岳珊之間的愛情，但當那些造反的小混混們羞辱岳珊和他的親人時，它往往能給予明里暗里的保護，從而讓受過他傷害的岳珊一度都對他割舍不下。尤其不同的一點是，梁家祿的每一個政治動作都直接連接著家族崛起的自覺動機，而梁亮從拉起紅衛兵隊伍造反以后，斗爭的動機似乎更加地政治化一些，更多地出于“革命”的客觀形勢與自己自覺的“革命”熱情。然而，在那場沸騰著其熱血與理想的文化革命中，梁亮雖然沒有完全被一心要實現家族崛起與復仇的叔叔梁家祿所左右，最終卻被他一心要打到并取而代之的岳紹前掃出了滾石塔鎮的權利舞臺，文革結束后又被排擠回了縣食品廠當工人。從根本上說，梁亮是被那場表面上具有富麗堂皇的名義的“革命”所玩弄了。正因如此，當文革的瘋狂成為過去，與岳珊的愛情與婚姻也已失去之后，他才會在與縣食品廠的一個女工結婚的婚宴上拍打著床頭上的紅雙喜字失聲痛哭：“這算是革的哪門子的命？”懷著滿腔的激情投入文革之中，最終自己也成為那場革命的犧牲品，甚至因為造反經歷連恢復高考后報名上大學的資格都被剝奪，梁亮的命運其實正是文革中千千萬萬一代熱血青年的縮影與寫照。

由以上的簡要分析可見，《老鎮》在歷史記憶的真實性方面的確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的。不過，其在藝術上的成功并不止于這一點，還在于作者以對歷史負責的勇氣，通過故事進程中的多個人物從不同側面體現了人們對“文革”的反思，富有思想的掘進意識。

如果說岳蓊若、梁亮甚至和狗子這樣的人物通過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意識到文革的荒唐，體現出一點兒不太自覺的反思意識的話，那么小學老師、烈士常老二的兒子常繼剛則是滾石塔鎮梁亮那一代人中的一個異數。這個根紅苗正、善于思考的年輕農村教師對鎮里的政治運動參與并不太多，但對波及整個國家的政治運動卻存有質疑，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存有憂慮，最終因為給中央寫信、在北京各大學郵寄傳單等行為而被以詆毀偉大領袖罪名遭到逮捕，在北京死于專案組的審訊中，1979年其骨灰才由從滾石塔鎮走出去的北大教授梁文語帶回來。梁文語是文革期間被遣返回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學者，是一個對文革有著更多更深思考的人，他可以說是常繼剛的精神偶像與思想同道，是他把常繼剛對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的災難帶有農民烙印的疑慮引向了知識分子式的反思，把知識分子的反思勇氣傳遞給他。盡管梁文語實在不敢面對連累妻子和孩子一起受凌辱的后果，給自己留下了行動上的怯懦，但是在對國家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思想上，他卻是那個時代的清醒者，走在時代的前面。在作品中，作者主要通過這兩個人物的設置，體現出對文革反思的一面。此外，作品中的一些當事人，比如二哥岳知琪、作品敘事人岳凡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同文革遺忘癥抗爭。二哥回鄉探親時給岳凡看的那個大筆記本上所記錄的有關文革受害人數的種種數據，的確是值得那些患上文革遺忘癥的人好好看一看的。在作品里，二哥有意讓岳凡看這些數字，實際上是作者有意識地在讓讀者看到這些數字。數字本身是抽象的，但當這些數字被嵌在岳知琪、岳凡這些文革親歷者和受害人的生命歷程中并與在作品所描述的那段嚴酷的歷史關連起來的時候，這些數字就有了令人恐懼的力量。不可否認，《老鎮》這種明確的反思意向，的確大大加強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使得這部作品在通過人物命運刺痛人們情感的同時，也以思想解剖刀的銳利鋒刃切割著讀者的思想神經，讓人們面對那一段民族浩劫時不僅僅止于疼，更要深切地思。為了民族悲劇不再重演，這是一段必須痛徹反思的歷史。

二

歷史是由人創造的，歷史的大廈是由人生、人性支撐起來的，因而歷史認知無論如何離不開人生、人性的關照與書寫。要把歷史寫得真，就要把人生人性寫透寫實，人生人性寫不透寫不實，歷史就成為一種符號化的東西，不會立起來活起來真實起來。《老鎮》之所以動人的主要秘訣即在于它不是簡單地敘說歷史，而是通過人生人性的真切描繪與刻畫來透視歷史，把人生人性寫透了，從而也把歷史寫透了寫活了。

這部作品里的人物很多，除岳、和、尚、梁幾個大家族之外，還涉及到一些外性的家族，如何姓、常姓等等，涉及的人物很多，且都很富有個性。老一輩的如岳紹前、岳蓊若、梁家祿、尚榮杞、尚豐年等，到年輕一代，如岳家的岳珊、岳知琛，岳順、岳凡，尚榮杞的兒子尚成嶺、尚成峰，以及梁亮、尚興凡、老和尚會愚、儺瘋子、和大家伙、天赦子、和狗子等等，無論男女，都寫得個性鮮明，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性格和命運，有悲有喜，有善有惡，也有的善惡交織、難以絕對地區分好與壞。比如梁亮，其行為動機既有他叔叔那一代人一心要改變在村落、家族格局中不平等地位這樣一種因素在內，這樣一種東西與狂野的政治追求相結合，在他身上發酵萌芽，會爆發出一些惡的沖動，但又有發自人性的純真，這種純真造成了岳珊對他割舍不斷的感情，直到文革結束，梁亮人生落魄之后，深受文革之害的岳家小兒子岳凡甚至都對他文革中的某些暗中保護做法深存感念。作者沒有把這個人物寫得簡單化，二是非常立體多面，盡管他斗岳蓊若、扇他耳刮子，但他并不是純粹的壞人。

一場以民族浩劫為代價的政治運動必定要以人性之惡的爆發為內在動力。在《老鎮》里，由政治運動所催發的人性之惡也開出了一朵朵令人驚恐的惡之花。那個小河南村的黑軍師梁家祿策動了一起又一起的整人、害人事件，為了家族的政治翻身用盡計謀不擇手段，從文革中的明槍暗箭，到改革開放后與辭職下海的梁亮在上河村南岸辦化工染料廠，把沿河兩岸環境糟蹋得不成樣子，最終釀成工廠爆炸、十幾個工人死亡、梁亮也被捕入獄的慘劇，其一切行為的心理動機或許具有為小河南村特別是梁家爭取平等、公道與出頭之日的成分，但從人性向善與歷史正義的角度來看，其狠毒的人性之惡還是令人驚心的。而被梁家祿網絡在手下的小打手天赦子，則由里到外都是惡的典型了，他誣陷胖子尚成嶺毀壞領袖像致使其無路可走以死相搏、強奸胖子的未婚妻立春、挖岳家的祖墳并差點逼著常瘸子在掘開的岳家祖墳邊剃掉岳蓊若視為臉面的大胡子、凌辱逼死簡小妹，如此等等，所作所為，如同一條惡狗，令人恐懼，令人發指，令人不齒。當邪惡當道時，好人往往沒有活路，尚成嶺在拉響炸藥包自殺前就曾痛徹無助地大聲喊道：“大家都好好活著不行嗎，為啥總是要變著法子把人墊在腳底下，硬往死里踩呀？”不過，惡的東西可以禍害一時，卻并非向善向美的人類所追求的，終將被作為人生之害所拋棄，正如常二嬸子坐在岳家以防紅衛兵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時對岳蓊若所說的：“是人心就要裝人情”，“不管誰掌滾石塔鎮的權，就算他心理裝著個天，也得放得下天理良心”。正因為有這種天理良心在，所以無論梁家祿如何折騰，用他自己的話說終究“還是倒在了橋南頭”，不能把基于復仇心理的政治投機在北三村轉化為現實的統治權力，而那個作惡多端的天赦子最終也因為在尚成嶺弟弟尚成峰的酒店里醉酒后掉入簡小妹自殺的井里而死于非命。作者給他們安排這樣的人生結局，意在彰明：天理昭昭，不容邪惡。這正是所謂詩性正義的體現吧！

應該指出，《老鎮》雖從善惡的角度觀察與描寫人性，卻并沒有把所有人的那些惡行都歸之于個人品行。面對得到過自己照顧的和狗子對自己的不敬和挑釁，岳蓊若曾對著他離去的背影這樣想到：“會愚常說‘善惡只在一念間’，狗子的惡可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是叫這場人糟蹋人的運動硬給摳出來的。”這種認識體現出的不僅是岳蓊若，也是作者對人性與社會關系的通達，作者深知人性的善與惡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土壤上孕育、滋長起來的，因而作品中并沒有把哪一個人寫成天生的壞蛋。即使是對梁家祿、天赦子這類作惡多端的人物，作者也都是把他們的作惡處理為由于其家族的或個人的特殊生存處境在特定政治環境下的應激反應，而不是他們本性使然。正因如此，所以在描寫運動過程中禍害人、糟蹋人的種種邪惡乃至罪惡的行為及其所表現出來的人性之惡的同時，作品也寫出了嚴酷中的真情、艱難中的希望、黑暗中的光明，讓人們看到了冷酷與邪惡，也感受到生活的溫暖與人性的美善。在《老鎮》里，盡管大家都處在一種不安定的甚至是險惡的處境之中，但卻不乏真情與鄉親之間的關愛，人性的閃光與人生的溫暖隨處都能找到。我們看到，在岳家遭受各種磨難時，終會得到來自左鄰右舍以及各個方面不同人的關心和幫助。岳蓊若與尚榮杞這兩個家族的頭面人物，在解放前就相互較勁，解放后也多有爭斗，但在尚榮杞家破人亡靠裝瘋賣傻以求自保、岳蓊若一家也夜深陷苦海之后，卻能夠冰釋前嫌，相互鼓勵著活下去。就是尚淑珍和尚興凡兩家迫于時勢最終退掉了與岳家兒、女的婚約，作者也沒有簡單化處理，而是以輾轉反側的筆墨寫出了興凡娘與淑珍父親尚豐年的不舍與愧疚，從中透露出人物本性的良善。再比如“騷公驢”和大家伙，他原先是岳家的長工，是個不怕事敢惹事而又具有是非觀念富于同情心的人，極具性情。文革開始時因為誤會對從前的東家岳蓊若非常不友好，被天赦子、和狗子等裹挾著，帶著報復心理和滿腹怨氣占住了岳翁若家正屋內三兒子岳知琛準備結婚的房子，但在誤會消除之后則主動搬出了正屋。他對那些造反整人的人一直看不慣，多有抵觸與沖突。因為同情、庇護岳蓊若及其子女，出工勞動時由于沒帶領袖像章而被和狗子尋釁報復時無意中說了一句可以理解為對領袖不敬的粗話被誣為現行反革命，在沖突中把和狗子拋下山崖，自己也跳崖而死，臨跳崖前還囑咐老婆帶好孩子，當天就從岳家搬回自己家里住。就是那個岳家原女傭的孩子和狗子，他參與斗人、打人、整人，但偶爾也會有人性發光的時候，比如在被和大家伙掄下山崖癱瘓在床兩年多后，在聽到天赦子說要批判岳蓊若惡毒攻擊農業學大寨的罪行，還要讓他女兒岳珊看著好好拾掇拾掇他時，讓母親偷偷捎信給岳蓊若讓他有個準備，和狗子他娘對岳蓊若如此說道：“狗子讓我跟你說一聲。他癱在床上兩年出頭了，自家琢磨過來了，說以前干的那些事跟瘋了似的，要我替他跟你陪個不是。”和狗子這種良心發現，這種自我反省，比文革之后許多政治人物甚至文化人的反省、反思要真切得多、真誠的多。

《老鎮》還寫到了大量的女性，除作品里作為貫穿性與結構性人物之一的岳珊之外，其他女性盡管出場不是特別多，寫得也都很有性格、有光彩。如烈屬常二嬸子，就非常富有正義感，因為常老二在抗戰時經常得到岳翁若的資助，從知恩圖報的簡單心理出發，經常在危難之時幫助岳家。還有一個出自濟南風月場中的簡小妹，他與岳蓊若清爽真純的心靈相交，對女兒無比深沉的愛，都寫得凄婉動人。作為紅顏知己，簡小妹對于岳蓊若是存有愛意的，但是她并沒沒有逾越了現實的規矩和尺度，而是將愛意藏在內心，轉化為對岳蓊若和岳家兒女的無私關愛與默默精神支持，以至于岳蓊若的夫人都始終對她心存敬意。她最后的投井而死是一個弱女子對惡勢力的抗爭，也是對自己的清白和尊嚴的維護。此外，尚榮杞新婚次日即開始守寡的侄兒媳婦杏花恣意放縱的愛情追求，岳家大兒媳婦忍辱負重地操持家務，尚成峰原未過門的“嫂子”立春婚姻的不幸，尚淑珍與岳家三兒子岳知琛解除婚約時的矛盾與后來補償式地為他不要名分的默默付出，都讓人難以忘懷。像岳蓊若、尚榮杞、尚成嶺、和大家伙以及岳家的幾個兒子岳知琪、岳知琢、岳知琛、岳順、岳凡等男性人物一樣，《老鎮》中出場的女性大多也是文革那場浩劫中的受害者，如岳珊、簡小妹、立春、杏花、淑珍等等，在她們的不同性格與命運中，全都體現出生命和人性中令人感懷的良善與美好之處，也令人感受到良善與美好橫遭摧殘時的錐心疼痛。

《老鎮》里還有一個特別值得琢磨的人物，這就是上河村的岳紹前。這個參加過共產黨的抗日游擊隊、在外村搞過土改的老革命，土改后一直是滾石塔鎮實際上的當權者。他是一個平衡政治斗爭、家族關系的高手，就權力的掌控而言，整體情況下、特別是關鍵時刻，他都拿捏得很不錯。紅色的“革命”經歷是他在權力爭斗的搏擊場上立于不敗之地的資本，除此之外，他還有著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高超的政治操控技術與能力。比如，文革第一年夏天，縣城高中的學生剛一鬧騰著造反，他就把西和村叫回到村里，當上滾石塔鎮團支部書記，為鎮里日后的政治斗爭和權力配置設下伏兵，當自己不能站在權力最高處時，就把尚興凡推上一線，做自己的代言人或者說政治替身。不得不屈身時他會忍辱屈身，該出頭時則會無所顧忌地搶占政治高枝。他懂得利用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和家族矛盾，達到自己的目的，玩弄他人與股掌之上，對于可以利用的人和事件他會盡可能地加以利用，對于權力搏擊場上的對手——如梁家祿、梁亮、天赦子等則是可拉就拉該出手時就出手，在關鍵時候把對手踢出局或予以致命一擊。即使是對于表面上關系不錯的本家侄子岳蓊若，為了體現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為了打掉后者在村民心中樹立起來的士紳形象和民間威望，也多有政治性算計，甚至陰毒地以讓人扒岳蓊若家的祖墳這種傷天害理之舉來殺他的威風，還了不使權力落入小河南村的政治代表、造反者梁亮的手中，力主尚興凡為了身份清白退掉與岳蓊若女兒岳珊的婚約。這個自土地改革以后就執掌滾石塔鎮最高權力的人，雖然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定沖擊，但從來都是滾石塔鎮權力場上的一號角色，在農村的權利舞臺上始終呼風喚雨，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他甚至能把自己工作中的重大決策失誤——比如為了出成績弄面子工程，不顧地理條件不聽岳蓊若勸阻而修建起的大寨田被一場大雨沖毀——轉化為打擊對手鞏固自己權力的機會。正如文革后重新淪為生產隊里的二等社員的天赦子叫罵得那樣：“操他娘，斗來斗去，倒斗得岳紹前成了土皇帝，誰也戳不得啦。”到了晚年岳紹前也沒有把鎮里的大權交給尚興凡，而是讓自己的孫子當了總支書記，在后文革的新歷史語境下實現了鄉村權力的家族世襲，打破了滾石塔鎮岳、尚兩姓共治的傳統權力格局。用岳蓊若的話說，就是“壞了祖祖輩輩的規矩，把滾石塔鎮變成了岳家莊園”。以人性的標準來衡量，岳紹前也是一個正邪并立、善惡兼具、公私之心都有的人物。在中國大大小小的權力場上，這樣的人物肯定不在少數，其典型性也是不應忽視的。就對于文革的認識來說，類似這樣的人物特別值得加以解剖。他們是中國現代政治運動造就出來的一批特殊人物，反過來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現代政治的特殊面貌。

總之，正是由于《老鎮》能夠聚焦于人生和人性，寫出了如上所述一個個鮮活靈動的人物，《老鎮》里所述說的歷史生活才能夠那樣地具體、沉實而富于人間氣息，就如同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一樣。

三

《老鎮》通過人生關懷與人性透視所展開的歷史反思并不止于政治運動層面，而是深入到了文化的層面，作品對鄉村文化深厚綿遠的生命力量與時代蛻變有著多方位的描述與關照。這種描述與關照增強了歷史書寫的人文深度，使歷史書寫和其中的人物更厚重、更復雜也更具審美意味。這種文化關照是通過不同的物象與人物序列象征性或具象化地表現出來的。物象序列有滾石塔、恩石寺、岳蓊若的大胡子等，人物序列則有老和尚會愚、儺瘋子、岳蓊若、梁文語等。

在作品的開頭部分和臨近結尾部分，作者兩次寫到岳蓊若與他人關于滾石塔鎮究竟應該稱作“古鎮”還是“老鎮”的探討。早前時候，恩石寺里的老和尚會愚總覺得滾石塔鎮的古舊味道透著股香火氣，喜歡稱呼它老鎮。可岳蓊若不止一次地訂正他，是古鎮不是老鎮，因為老鎮光熬日子就熬老了，古鎮可不是只靠熬日子熬來的。到了晚年，當從前岳家公司的經理、現在的億萬港商也是自己的兒女親家牛占坤感嘆幾十年過去了這座千年古鎮還這么精神時，岳蓊若卻說：“老啦，不是古鎮是老鎮了。”“會遇說老鎮有股香火味。他是說鎮子老了也會成佛。老鎮好哇，還是叫老鎮好，聽著熨帖。”仔細體會這兩段關于古鎮與老鎮的言說，其中還是很有深意在的。古鎮應該是有某種特殊的文化韻味在的，雖然鎮子老了也會成佛，但那是時間成就的而不是文化成就的。

滾石塔鎮本來是有文化的鎮子。由石匠三兄弟耗時多年在光石崗上壘砌而起的滾石塔和在山谷寺廟遺址上蓋起的恩石寺都是物質序列的文化象征物。在某種程度上說，滾石塔是岳、和、尚三姓的氏族圖騰，這個圖騰是北三村岳、和、尚三姓家族認同和親情維系的紐帶，是滾石塔鎮民心凝聚的中心支柱。當文革初起，紅衛兵將恩石寺里的佛祖塑像砸碎之時，滾石塔就曾在暴雨中醉漢般搖擺不定，預示著這一方水土的人們將進入一個動蕩不定的狀態。果然，在經歷過文革那場人與人相互廝殺的運動之后，這個圖騰的紐帶和支柱作用不存在了。在岳紹前的孫子小兵干了總支書記不到兩年，北三村和小河南村就都不再聽招呼，鬧騰了一年，把鄉黨委鬧煩了，一紙公文就撤消了滾石塔鎮黨總支和行政設置，四個村都成為獨立的行政村，千年滾石塔鎮就此名存實亡，最后那千年的滾石塔也在歷來就唯利是圖的老尚家的二兒子尚成峰開山取石的炮聲中轟然倒塌了。塔沒了，滾石塔鎮的魂也就沒了。正如在作品的結尾部分，面對滾石塔坍塌后的一堆亂石二哥知琪哽咽著在手機里對著老戰友的兒子大聲喊叫所說的：“你說得輕松。一座樹石合一的千年古塔，樹斷了，魂沒了，再用鋼筋水泥把石頭壘起來，也是一座死塔。”

與滾石塔的命運相仿佛，恩石寺也在文革初起時就罹患大難，老和尚會愚被紅衛兵打死，佛祖塑像被毀，會愚的的三個徒弟返回家鄉，此后便陷于荒廢。在會愚圓寂前的晚上，曾親手挑選了一些他喜愛的書畫和歷代住持手抄的經卷，讓徒弟藏進后山的石洞，囑咐徒弟將來回來后就把它們交給岳蓊若，以免讓岳家的書脈斷了。然而當徒弟行智遵照師囑在文革后地里的莊稼種的五花八門的時候回到寺廟找到石洞時，那些書畫經卷卻都讓老鼠肯成了碎片，滾石塔鎮的書脈由此是真的斷了。盡管像會愚預言的那樣，恩石寺又被人重修了，又開始香火繚繞了，但書脈斷了，會愚那樣的大德高僧不在了，能夠與會愚這類高僧切磋佛理的岳翁若一類鄉紳也沒有了，作為精神寄托之處的恩石寺也不過像文革后千千萬萬重修起來的道觀廟宇一樣，不過成為人們消閑旅游時燒燒香磕磕頭的場所而已。恩石寺為什么要題一個“恩”字，向誰感恩，為什么要感恩，這一切就是滾石塔鎮的人們也不會再去思考再去追問了。沒有感恩沒有思考沒有追問的生活，離文化二字相去甚遠。塔毀了，恩石寺徒有其形了，當此之時，滾石塔鎮與文化相關的古意不復存在，確實難以稱得上是一個古鎮，而只能叫做老鎮了。

在滾石塔鎮的人物譜系中，老和尚會愚、儺瘋子、岳蓊若、梁文語等都具有深度文化闡釋價值。這幾個人物中，老和尚會愚和儺瘋子都是貫穿故事始終的人物，會愚盡管死得早，其精神影響卻一直存在，以幻覺和夢境的形式活在岳凡、岳蓊若等人的心中，影響到他們的精神走向和在世生活態度。這二人，一個智慧沉穩，能夠給人生命的開悟，令人尊敬，一個神秘瘋癲，能夠穿透生死打通今往，使人驚異，他們一靜一動，張弛有度地體現出滾石塔鎮混雜多樣的文化生態。相比較而言，會愚和儺瘋子畢竟不是普通的文化人，他們的文化身份是由其職業身份與民間信仰共同賦予的，有先天的屬性，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所以離普通人還是遠了些。而岳蓊若、梁文語則不然，他們就是由普通的農村人生長出來的有教養有見識，而又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特殊精神氣質與優良人格品行的人，他們離普通人更近，卻又令普通人仰視。不過他們二人也有很大的不同。作為小河南村受岳家資助上了大學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的人，梁文語不僅是小河南村也是整個滾石塔鎮感到驕傲的的文化名人，作為這部作品里的一個具象化的文化符號，不在于他在滾石塔鎮的民間文化系統中有什么位置，而在于它能夠在遣返回鄉后，站在時代的前沿，以一個學者的憂國情懷思考和分析有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在一個非理性的政治年代做理性的政治思考，常繼剛能夠成為那個時代殉道的英雄，就與他的影響與鼓勵分不開。他的思考就像他所具有的知識水平一樣是滾石塔鎮里的人們遠不可及的。而作為這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岳蓊若的文化身份更具鄉土性和復雜性。岳蓊若其實有兩重身份，作為一個資本地主分子，他是一個政治斗爭場域中焦點性符號化人物，同時作為一個開明鄉紳，他又是鄉村社會中公認的做人楷模。前一種身份使他負上政治原罪，成為階級斗爭與專政的對象，給他帶來噩運，后一種身份使其人格身份大大增值，成為岳姓的民間領袖，給他帶來尊敬。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滾石塔鎮行政事務的管理權在岳紹前手上，而調解鄰里糾紛、協調村民和家族關系等等的民間事務，則依賴岳蓊若來進行，岳紹前抓村務，岳蓊若管鄰里，是滾石塔鎮人的共識。即使是這后一種身份，給他帶來的也不純是尊敬，因為它分散了鎮里的權力，而當政治權力君臨一切、無孔不入時，世俗權力的存在就顯得多余、不合時宜了。這正是隨著運動的展開權力欲越來越強的岳紹前對他感到不爽，借著扒墳事件殺他威風的一個原因。岳蓊若后一種身份所代表的鄉村文化或文明在傳統中國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在中國現代社會隨著階級斗爭理論的盛行和政治權力結構的強化與固化，尤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沖擊是一去不復返了。正如梁文語帶著常繼剛的骨灰回到滾石塔鎮時對岳翁若所說的：“傷到筋骨了，這個國家。像滾石塔鎮這樣的鄉村社會，歷來是由多種因素和力量相互平衡共同維系的，鄉土文明和宗族倫理也是一條重要的紐帶，就這么拿階級斗爭的刀橫七豎八地砍了幾年，維系社會的經緯就散了，祖祖輩輩的鄰里溫情被敵視和割裂取代。好在又重提現代化建設了，人們會逐步感覺到，在一個現代社會里各階層之間的溫情是多么彌足珍貴。”這段話，是對岳蓊若一類人物所代表的那一種鄉土文明或文化已然逝去的挽歌，也是對一種新的鄉土文明或文化重建的前瞻性吁求。

在《老鎮》里，岳蓊若的鄉紳身份是由一把葳蕤的大胡子具象化地表現出來的。這把大胡子是岳蓊若身份和人格尊嚴的象征，也是他倍加珍惜視為生命一樣的臉面，整個人的精氣神就從這把古意盎然的大胡子中煥發出來，所以修理大胡子是他常做的功課，攏著大胡子說話是他的習慣動作。只有女兒岳珊撒嬌時能拽拽它，連備受寵愛的小兒子岳凡也不敢亂捋“虎須”。在滾石塔鎮，直到文革開始前，一直被北三村的人當作滾石塔供著。文革運動來臨時，岳蓊若的家族領袖地位開始面臨危險，公社書記劉文先和老和尚會愚都曾勸他剃掉那把招搖的胡子，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但那時他還沒有像劉文先提醒他所說的那樣，意識到頭上的天變了，還憑著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對新政權作出的犧牲和貢獻，認為人家不會一腳將他踹進賤民堆里，甩下“我這把胡子，決不會死在我前頭”的硬話。當天赦子組織人扒開岳家的祖墳加以凌辱，面對祖宗的遺骨，他依然寧死也沒讓人剃掉它。然而，在女兒懷著梁亮的骨血嫁給老友何玉山的兒子后，痛不欲生的岳蓊若尊嚴不再，他寧死也不肯割舍的臉面再也保不住了，凄然自剃胡須，一度中風癡傻。岳蓊若剃掉胡須就如同滾石塔的倒塌一樣，也是一種文化斷裂或毀滅的象征。那把大胡子沒有了，預示著一種文化人格或精神原型在民間的消失，但當今中國廣袤的的土地之上，岳蓊若這樣的鄉紳形象再也難以尋覓了。岳蓊若們的消失，使廣大的農村只剩下種田過日子掙錢奔小康的農民，卻沒有了凝聚人心提升民德的精神魂魄，這正是文化蛻變或劇變的又一個體現。

在整部作品的結語，二哥知琪在滾石塔坍塌后的亂世堆周邊撿起把荊蒿樹籽裝進口袋，直起腰望著煙氣繚繞的恩石寺，對小弟岳凡說道：“昨天臨明天，我做了個夢。爹坐在滾石塔下往光光的下巴上種胡子。他拿錐子，就是大嫂納鞋底的那種，在下巴上捅開一個血洞種上一根雪白的胡須。掉出來的瞬間就被掛在塔頂的太陽烤焦了，收縮著卷成一根黑紅的炭圈，彈出的火花噼噼啪啪濺落在胸前。種住的就搖曳葳蕤，迎風蓬散瘋長，像冬天綠泉河里的水草那樣碧綠得透亮。爹雙手捧起綠色大胡子，平靜地看著我，不說話。塔頂上雪青色的荊蒿化碎碎地落了他一身。”在這個夢里，有二哥也是作者對一種新的鄉村文化生態建構的希望。但就是在這個夢里，在下巴上種胡子，也是需要付出鮮血與疼痛的代價的，這同樣也預示著毀壞一種文化生態是極為容易的，但要重新建構、生長出一種文化生態卻將是頗為艱難的。所以，此一夢境，既寄寓著作者殷切的希望，也隱含著作者深切的憂慮。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