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戰上(兵戰不如商戰)

鄭觀應

自中外通商以來，彼族動肆橫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氣孰不欲結發厲戈，求與彼決一戰哉。于是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余力，以為而今而后庶幾水栗而山詟①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竊笑其旁也，何則·彼之謀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資財不攻兵陣，方且以聘盟為陰謀，借和約為兵刃。迨至精華銷竭，已成枯臘，則舉之如發蒙耳。故兵之并吞禍人易覺，商之掊②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縱令猛將如云，舟師林立，而彼族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稱心饜③欲，孰得而誰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斷之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夫所謂通者，往來之謂也。若止有來而無往，則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謂也。若既出贏而入絀，則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損矣。知其通塞損益，而后商戰可操勝算也。獨是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為晉用④，去所惡而投其所好，則可以彼國物產仍漁彼利。若有商無工，縱令地不愛寶，十八省⑤物產日豐，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已。即今力圖改計，切勿薄視商工。特設商部大臣總其成，兼理工藝事宜，務取其平日公忠體國、廉潔自持、長于理財、無身家之念者方勝厥任。并通飭各省督、撫，札諭各府、州、縣官紳及各處領事，仿西法由各藝各商中公舉殷商及巧工設為董事，予以體面，不準地方官借此要求。凡有商務、工務應辦之事，可隨時稟報商務大臣。或商務大臣不公，有循私自利之心，準各省商務局紳董稟呈軍機轉奏，庶下情上達，不至為一人壅蔽也。……或曰：“如此興作誠善，奈經費之難籌何·”則應之曰：我國家講武備戰數十年來，所耗海防之經費，及購槍械船炮與建炮臺之價值，歲計幾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財戰不以力戰，則勝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樂，夫固在當局者一轉移間耳。第商務之戰，既應藉官力為護持，而工藝之興，尤必藉官權為振作。法須先設工藝院，延歐洲巧匠以教習之，日省月試以督責之，技成厚給廩餼⑥以優獎之，賞賜牌匾以寵異之，或具圖說請造作則藉官本以興創之，禁別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別類專門，藝可日新月異。而后考察彼之何樣貨物于我最為暢銷，先行照樣仿制，除去運腳價必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豈必貴人賤己，則彼貨之流可一戰而漸塞矣。然后更視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貴售之。彼所必需斷不因糜費而節省，則我貨之源可一戰而徐開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羅，蓋彼務賤，我務貴，彼務多，我務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無;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孫子上駟敵中，中駟敵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須減內地出口貨稅，以暢其源;加外來入口貨稅，以遏其流。用官權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戰本固，戰力紓也。考日本東瀛一島國耳，土產無多，年來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來貨物悉令地方官極力講求，招商集股，設局制造，如有虧耗設法彌補，一切章程聽商自主，有保護而絕侵撓，用能百廢具舉。所出絨布各色貨物，不但足供內用，且可運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貨而來售于我。查通商綜核表，計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萬元。光緒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與各國通商進出貨價相抵外，日本虧二十二萬七千元。光緒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進出相抵，日本贏五千二百八十萬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戰之明效可見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稅，以故西商生計日歉，至者日稀。鄰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我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創其難，彼襲其易。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⑦，轉而相師，用因為革，舍短從長，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駕而上之猶反手耳。夫如是則中國行將獨擅亞洲之利權，而徐及于天下。國既富矣，兵奚不強·竊恐既富且強，我縱欲邀彼一戰，而彼族且怡色下氣，講信修睦，絕不敢輕發難端矣。此之謂決勝于商戰。

選自1894年《盛世危言》

〔注釋〕　①詟(shè)：即懾。恐懼、害怕之意。　②掊(pǒu)：打破。　③饜(yàn)：滿足。　④借楚材以為晉用：語出《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雖有楚材，晉實用之。”聲子出使晉后回到楚國，令尹子木問他：“晉的大夫與楚的大夫，誰更賢明·”聲子答道：“晉的卿不如楚，晉大夫是賢明的，皆為當卿的人才。好像杞木、梓木、皮革，從楚國去的一樣。楚雖有人才，但晉實在使用了它們。”　⑤十八省：清初對長城以南的明代故土，乃沿用明制分為十五省。康熙初年，分陜西為陜西、甘肅兩省，湖廣為湖北、湖南兩省，江南為江蘇、安徽兩省，共為十八省。　⑥餼(xì)：糧食、谷物。　⑦反經為權：經為正規、常規之意。反經，即不遵正常的規則。權：變通的辦法。為權：為順應形勢，所采取的權宜變通的方法。〔鑒賞〕　努力追尋“商戰”的意義并反復加以論釋，近代中國由鄭觀應肇始。商戰一詞較早出現在1862年，見曾國藩致湖南巡撫毛鴻賓的信中：“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于牛毛，斷無能久之理。”(《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七)出于衛道的目的，曾國藩雖看到西方列強的立國之本在“商戰”，但他對“商戰”是完全否定的。相同的焦點得出的見解卻是正反相逆。鄭觀應是甲午戰爭(1894年)前后，風靡一時的“商戰”論的主要代表者，這也是他經濟理論的核心。“商戰”指市場競爭及由此而來的經濟侵略，“兵戰”指軍事沖突及以強凌弱的軍事侵略。鄭觀應指出，兵戰是有形的，為“形戰”;商戰是無形的，是“心戰”。“兵戰之時短其禍顯，商戰之時長其禍大。”(《商戰下》)兵戰的禍害很顯著，但時間很短;商戰禍害極大，且時間很長。故商戰比兵戰更為隱蔽，更有威脅性。應該把商戰放在比兵戰更為優先的地位，即“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對學習西方，時人熱衷于購鐵艦、建炮臺、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軍等等措施，鄭觀應認定，那是“只知形戰而不知心戰”(《商戰下》)，“商足以富國，豈可視為末務!”(《變通商務論》)以英國來說，以商務開疆土，辟美洲，占印度，據緬甸，通中國，都是由商人為先導的。西人自強的根本，在于振興商務。鄭觀應疾呼，以商為末的傳統觀點絕對應該破除：“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于富強之世耶·”(《商戰下》)農本商末的傳統觀點，自漢一直持續到清。《漢書·文帝記》載：“農，天下之大本也。”歲月流逝了近兩千年，雍正老調重彈：“凡士農工商，皆賴食于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其末也。”(《清世宗實錄》卷七十五)漢高祖下了賤商令，商人不得穿絲織品，不能乘車。因為農業是封建社會中有著決定意義的生產部門，是賦稅與地租的主要來源。統治者最怕農民從土地中游離出來，易于獲利、流動性強的商人大量出現，會造成經濟與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歷代王朝奉行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于是傳統的四民觀中，就以士農工商為排列次序了。要進行商戰，必須改變傳統的賤商觀念和士農工商的順序。鄭觀應抨擊作為社會精英的“士”，認為他們固守的傳統觀念，已成為“商戰”的重大障礙。士大夫們積習太深，不肯講習技藝和深入鉆研科學，以為工商是謀利的事，不屑與之為伍。提高商人的地位，在鄭觀應看來是急切的事情。他斷言，商人在社會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即商賈“實握四民之綱”(《商務論》)。這對傳統的四民觀是一種否定。進行商戰，還要從傳統自然經濟轉變到近代的市場經濟。鄭觀應的具體主張有四個方面。一是“工以翼商”：“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這是以工業制造為商戰奠定基礎。如果只有以流通為主的商業，沒有高質量的制造業為基礎，即使物產日豐，也只能提供低級的產品。二是強調從法律上確立專利權：“法須先設工藝院”，對日新月異的工藝，“禁別家仿制以培植之”。三是造就一大批商務人才，他們能按照世界范圍內行之有效的規則，推進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在口岸開禁以后，未能受到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在于缺乏講求商務之人。鄭觀應疾呼，要在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分門別類，進行教育，破其愚昧，開其智力。四是從行政體制上作改革，于六部之外增設商部：“特設商部大臣總其成，兼理工藝事宜。”分設商務局于各省水陸通衢，由素有聲望的紳商為局董，支撐和保護工商業者發展實業。使中國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國所需于中國者，皆可運售。同時，于各府、州、縣設之商務公所，由工商業者自行選舉商董。官方的勢力與地方上的強權，不能干涉。由他們自己研究謀劃，決定興廢。發展制造業、確立專利權意識、通過教育培養大批商務人才、行政體制上作適當的改革，從這四方面看，鄭觀應的“兵戰不如商戰”的主張里，有著非常明確的近代意識。“兵戰不如商戰”主張的提出，與鄭觀應的經歷相關。1858年，17歲的鄭觀應到上海學商，做過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亦自營商務。與馬建忠一樣，鄭觀應在洋務企業中多次擔任過高級職務，與李鴻章關系尤密。1878年，奉李鴻章札委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1880年后，先后任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上海電報局部辦、漢陽鐵廠總辦等職。晚年任輪船招商局董事。沒有如此豐富的商務活動，是難以提出“兵戰為形戰，商戰為心戰”、“兵戰不如商戰”的重商思想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