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必：必然，必然性。

②申包胥：春秋時楚國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與伍子胥友善。子胥以父兄被害逃于吳，率吳軍破楚，申包胥到秦求救兵，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終使秦發兵救楚，打敗吳軍。后不受楚王之封而逃亡。

③“人眾者勝天”二句：語出《史記·伍子胥列傳》。

④跖：春秋戰國之際人民起義領袖。舊時被誣稱為盜跖。

⑤孔顏：孔子與顏回。

⑥晉國王公：指王祜。《宋史》有傳。

⑦三公：為朝廷政治軍事最高長官的總稱。周代、兩漢名稱各有同異。宋代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不常置，無實職，作為宰相、親王、使相的加銜。

⑧魏國文正公：指王祜子王旦。《宋史》有傳。

⑨懿敏公：指王旦子王素。《宋史》有傳。

⑩李棲筠：字貞一，唐趙郡人。善文章。安史之亂，肅宗駐靈武，李棲筠發兵赴難，擢殿中侍御史。代宗朝為御史大夫，有重名于世。

吉甫：李吉甫，字弘憲。少好學，能文。仕憲宗，兩度為相。著有《元和郡縣圖志》。

德裕：李德裕，字文饒。以父蔭補校書郎。武宗時為相，執政六年，進太尉，封衛國公。宣宗朝遭牛黨打擊，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卒。

文章鑒賞

本文的主干不在銘文，而在敘文。敘文是交代作銘的原因的，這交代也只有四句話：“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據《宋史·王素傳》附其子王鞏傳曰：“鞏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軾得罪，鞏亦竄賓州。”足見王鞏與蘇軾交往之深。整篇敘文的重心則是作者有感于王鞏“好德而文，以世其家”而生發的議論。

議論的中心論點是天數有定，果報不爽，善惡之報，至于子孫。這種宿命論的觀點，實在是陳腐之極。但作者在以王鞏的曾祖父王祜、祖父王旦、父親王素這三世功德富貴為據去證成其論點時，肯定了為人臣者當建立功業，修德于身，卻也不無積極的思想意義。

文章開頭就提出上天對人的果報是否必然的問題。如果必然的話，為什么賢者往往不能富貴，仁者往往不能長壽呢？如果不存在必然的話，為什么仁者大都能夠子孫繁衍興旺呢？這一對矛盾的提出，乍看似乎不利于作者宣揚果報不爽的論點，其實恰好為其提出善惡之報至于子孫的觀點蓄勢。為解決前面的矛盾，也為闡明后面的觀點，作者就勢提出了個天“定”與“不定”的問題。作者認為，天數之“定”，必須經歷由“不定”到“定”的發展過程。當其“不定”階段，果報還不能顯現，因而產生了“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的現象，“盜跖之壽，孔顏之厄”就是例子。如果世人于此階段強求果報，就會誤認為上天茫然無知，不明善惡，不施報應；善人就會對他的行善喪失信心，惡人就會更加放膽作惡，肆無忌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確信天數有“定”，耐心等待，積善修德，把果報寄托到后世子孫身上。

這就為下文宣揚王鞏的曾祖父王祜種槐于庭，“取必于數十年之后”，提供了理論根據。而王祜之子王旦的仕至宰相，位極人臣，榮華富貴，也就成了證實這理論的確鑿證據。

嚴格說來，作者拿文章的第二段作為支持第一段論點的依據，并非無懈可擊。因為王祜本人以文章顯于后漢、后周之際，得到宋太祖的賞識，歷仕太祖、太宗兩朝，累任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功名富貴，不可謂小，并不存在果報“不必”的問題。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說明他的胃口太大，對自己不曾位至“三公”不滿，所以他要種槐用以激勵子孫去博取“三公”高位。這和天之果報完全不相干。但作者卻強行把王祜打入“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的“賢者不必貴”、“厚施而不食其報”的行列，以“為相”作為果報的標準，其目的何在呢？

原來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是要宣揚王鞏先人的功德，并以此為王鞏去博取社會聲譽。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王祜只位至兵部侍郎，其子王旦卻至宰相，王旦之子王素在朝中最高至學士，大部分時間是出任地方州郡長官，而王鞏本人，直到作者寫這篇文章時還不曾在朝廷或地方擔任顯職。如果采用記敘文體去詳細具體地如實寫出上述情況，對王祜來說，是父不如子，對王素、王鞏來說，都是子不如父，難以搞平衡。并且王祜種槐以激勵子孫是事實，三槐堂又完好無損地存在，王素、王鞏父子倆豈非有負于先人的期望！現在作者換了個角度，采用議論文體，把王氏世代功德納入“善惡之報，至于子孫”的理論軌道，且以“為相”作為善報的標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王旦的為相，就成了王祜的功勞，是他修德的結果；而王素的不曾入相也沒有什么不好，將意味著天會施善報于他的子孫，“王氏之福蓋未艾也”，因而王鞏的前途、福澤也是不可限量的。好了，矛盾的各方都擺平了，對王鞏先人功德的宣揚也成功了。蘇軾作文的本領實在高明。

與敘文相比，銘文則寫得直率而動情。內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種而獲”沐浴國恩，歸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說明王氏父子的功業不僅澤及子孫，且澤及世人。這又提高了敘文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