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蘇軾應“制科”時撰《進策》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教戰守策》為《策別》中《安萬民》之五，原題無“策”字，據通行選本加。

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田獵：圍獵。據《周禮·夏官·大司馬》記載，古時秋、冬農閑時節，招民練武。或與圍獵同時進行。　④坐作：坐與起，行與止。為教練士卒的科目。　⑤盛節：崇高的美德。

頓弊：殘破不鋒利。頓，通“鈍”。

卒：同“猝”，突然間。

開元、天寶：均唐玄宗年號。開元（７１３—７４１）、天寶（７４２—７５６），為唐朝盛世。

“四方之民”三句：據《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七，天寶十四載（７５５）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

“今國家”句：宋仁宗慶歷年間，曾每年向遼國繳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向西夏繳納“銀、綺、絹、茶二十萬五千”（《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萬，是舉其約數。

古都試之法：西漢韓延壽創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練兵習武。

文章鑒賞

北宋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二十六歲的蘇軾參加了“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考試，司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閣考了六篇論文；隨后宋仁宗又親臨崇政殿，御試制科策問，蘇軾以如椽之筆，大膽針砭時弊，撰寫了包括本文在內的一系列適合世用的政論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夠虛心采納，“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蘇軾《辯試館職策問札子》）。

北宋中葉以后，遼和西夏成為宋朝西北邊疆的嚴重威脅，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然而宋朝的國力薄弱，執政者的怯于外敵和唯圖茍安，則又為歷代所少見。對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邊防危機，許多正視現實的文人都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擔憂。蘇軾之父蘇洵寫出名作《六國論》，借論史諷喻現實，抨擊朝廷的賂敵政策；又在《審敵》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實質卻只能是“殘民”。蘇軾的《教戰守策》，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賂敵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習武、能戰能守和加強戰備。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點明弊端。開頭一句設問：“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觸目驚心，引起對生存問題的關注。接著，不容置疑地斷定：當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如不早作計議，終將不可救藥。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計議，如何動作呢？蘇軾沒有急于坦陳自己的見解，而是筆鋒一轉，將話頭引至先王時代，從先王的“天下雖平，不敢忘戰”，說到后世的“去兵卷甲”，“不戰而走”，直至感嘆唐人安于佚樂，以至區區安祿山一出，所謂大唐盛世猶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顯然不必細說。

廣征史事、借古鑒今是蘇軾素有的特長，本文則更以生動的說理、淺近的譬喻令仁宗動心，用身邊的事實讓人信服。他告訴眾人，治國猶如養身，養尊處優的貴人何以疾病不斷，風餐露宿的窮人又何以病不加身，關鍵在于是否經常親歷辛勞苦痛。“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于寒暑之變，然后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蘇軾認為，生活的磨難不僅能提高人體免疫能力，還可鍛煉意志；相反，安逸不僅令人患病，還將使人畏戰，無論于民于國，均極為不利。因此，所謂“擾民”的論調可以休矣，“息民”的結果只能是災難。

隨后，又從分析當前形勢入手，論證戰爭的不可避免。“賂敵”也好，“息民”也罷，均于事無補。他尤其擔憂的是：戰爭不可避免，人們卻依然故我，耽于安樂，一旦讓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戰，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聲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又一次點明本文主旨。

論說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經分析得相當透徹，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開始正面闡說教民戰守的具體方法及其益處。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希望老百姓個個練習陣法，激勵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還有一大收益，就是令軍隊感覺到無形壓力，迫使宋軍將士打消驕橫的毛病和怨氣，這也是當時的宋軍缺乏戰斗力的一大癥結。

本文遵循了蘇洵倡導的“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文學主張（見蘇軾《鳧繹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蘇軾輔君治國、報效朝廷的濟世理想。他不僅立志灑血疆場，為國捐軀，也力求以筆幫助朝廷克服弊端，為維護宋王朝的長治久安盡力。因此他能夠在制科考試中敢議敢言，縱橫開闔，對各種社會弊病大加撻伐。北宋李覯謂蘇軾的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伏天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見他的這些政論、說理文于當時影響之巨大。

蘇軾曾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與二郎侄》）本文旨在說理，不像文學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鋪敘，但也已表現出蘇軾文章中那種筆墨瀾翻、飄沙走石的氣勢。

蘇軾善于借古鑒今，反復論證、剖析，頗具戰國縱橫家雄辯滔滔、筆勢突兀的風格，文章極具說服力。本文援引史實，既說先王前賢成功的事例，又敘后世迂儒失敗的教訓，正反論證，兩相對照，令讀者自然意識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還嫌不夠，他又舉出“安史之亂”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史實，將盛唐的衰亡歸結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驚之余，不能不順著他的思路繼續伸展，聯想到眼前的社會，延伸到自己的周圍。

蘇軾曾談及寫作體會：“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乃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自評文》）他的文章確能根據不同的描寫對象或表達需要，呈現不同的形態。本文或論古，或證今，或說理，或譬喻，均淺顯易懂，形象鮮明，極其自然，顯示出蘇軾獨有的隨心所欲的自然文風。尤其是以養身喻治國，通俗而親切，難怪清人沈德潛贊嘆：“樂天詩，東坡文，雖庸夫婦豎讀之亦當首肯，此種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二）

本文邏輯順序相當清晰，自始至終沿著“安逸是害，戰守則強”這樣一條主線推理論證，層層呼應，用語精辟。例如論證宋廷“賂敵”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話：“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既淺顯，又真確，充分顯示出蘇軾敏銳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駕馭文字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