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詩歌
該術語系一個約定俗成的而不是描繪性的概念,因為它所規定的不是一個詩歌的實體,而是詩歌在理論上可望達到的一種理想境界。凡是力圖把一個或數個特點作為基本特點孤立起來,并進而把其他被視為非基本特點的材料統統排除在外的理論,均可稱之為純詩歌學說。從廣義上講,它適用于廣闊的歷史范圍內各種不同觀點,例如錫德尼對悲喜劇的苛評和18世紀追求“卓越”的思想。而在狹義上,該術語則指“純粹詩歌”(La Poesie pure)。這一概念出自埃德加·愛倫·坡的學說,是由法國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馬拉梅和瓦萊里提出,并在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期得到廣泛傳播的。從這種意義上講,“純”就等于絕對,和絕對音樂類似。這種類比的意義在于象征主義詩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受到詩歌與音樂之間關系的影響。
坡的這一學說最初是他在《詩歌原理》一文中闡明的。坡認為詩歌的基本性質是抒情性,其特點在于強烈的感染力。在效果上,詩歌與音樂實際上是相同的。由于強烈感染的持續時間受到心理條件的限制,所以坡得出嚴格的結論,認為“長詩”難以為詩,這個名稱本身就是矛盾的。他主張凡是不能激發強烈感染效果的段落,都不應包括在詩歌范圍之內。詩歌被完全視為一種美學現象,它與智力和道德無關。智力和道德的產物是思想的激情,它們屬于散文的范疇;它們在詩歌中的出現必然有損于詩歌的效果。
象征主義者力求在詩歌中獲得音樂的效果。在這方面他們是坡的門徒,全心全意信奉他的主張。但是在闡述坡的理論時,他們比坡更加深入地看到語言的問題。純詩歌的學說之所以與當代理論有關,這幾乎完全在于它注重語言的象征性特點。波德萊爾重復了坡的思想:詩歌的目標和其原則有著相同的性質,除了它自身之外,詩歌不應考慮任何其他東西。從一般意義上看,這個說法似乎就是對“為藝術而藝術”觀點的肯定,但是它在創作技術上卻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象征主義者的目的在于,通過將語言的語義特征減少到最低程度,通過利用詞匯的語音特征及其聯想效果,而使詩作本身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
但準確地說,整個象征主義運動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目標。波德萊爾認為詩歌語言的獨立性不是完全的,因為詞義最終還是要涉及與某種現實的“對應關系”。在提到純詩歌能夠達到的“崇高美”時,坡暗示語言的音樂感可能產生玄學意義或神秘主義意義。阿貝·布雷蒙直截了當地主張純詩歌具有一種神秘的價值,他認為純詩歌與詩歌中具有的原始符咒成分密切相關。馬拉梅和瓦萊里對詩歌的含意持更加謹慎的態度。他們的探討局限于語言的技術問題。馬拉梅的一些觀點是專為詩人提出的,對于外行來講它們往往模糊不清。他關于純詩歌的概念是一種絕對的觀念,是詩歌在語言上完全達到獨立存在的境界,主張讓詩歌中的詞匯本身能夠主動表示意義,從而使詞匯從詩人有意識的修辭手法中解放出來。馬拉梅對傳統意義上的題材興趣不大,他所關注的是詩歌創作的媒體。
瓦萊里繼續發展了這個觀點,使之達到了頂點。他認為,作詩的過程比詩歌本身更有意義。瓦萊里對純詩歌學說的貢獻集中在詩歌用語的一個難點,即聲音和意義之間的關系上。他在最初闡述純詩歌的定義時就指出,所謂純詩歌就是排除了一切東西而僅存其實質的詩歌。他重復了坡對史詩以及對詩的教育動機的抨擊。瓦萊里承認象征主義詩人受益于瓦格納。純詩歌的目的就在于從語言中得到和音樂對神經系統產生的作用相類似的效果。他的這個觀點曾引起很大的爭論。瓦萊里雖然沒有放棄這一原則,但后來卻又否認他曾鼓吹字面意義上的純詩歌。在他看來,純詩歌代表了一種理論上的目標,一種很難達到的理想,這是因為人們必須考慮到語言的性質。在語言中,聲音和意義、聲音的響亮度和思想的強弱形成一個整體,如同軀體和靈魂一樣互相依存,不可分離。
坡的思想對英美等國的批評家和詩人產生的直接影響不大。純詩歌的觀點主要是從法國輸入這些國家的。喬治·莫爾在20世紀20年代出版了一部題為《純詩歌》的詩選。莫爾雖然吸收了象征主義的觀點,但是他關于純詩歌的見解實際上可以上溯到一種更早的傳統,即高蹈派詩歌(見“高蹈派”)。雖然他沒有忽視語言的音樂成分,但他并不視其為首要因素。他強調的是題材。莫爾最厭惡的是抽象的思想和對詩人人格的侵犯。純詩歌是在最大程度上達到具體和客觀的詩歌。
可以把意象主義視為純詩歌的一種類型,盡管意象主義的理論本身并未使用這個術語,而且它與象征主義的目標也有所區別。意象主義主張放棄押韻和音律,但仍同意保留語言的音樂性。坡和象征主義者對詩歌具有的模糊性和聯想性特征,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些特征有助于達到純詩歌的境界。而意象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主張在表達具體意象時,要有最大的精確性。意象主義理論可以包括在純詩歌的廣義范疇之內,因為它把詩歌的實質置于惟一的特點,即具體意象之中,并認為詩歌的其他特點都是多余的。
正如羅伯特·潘·華倫在《純與不純的詩歌》中所指出的,純詩歌的理論在實踐上難以站得住腳。但T·S·艾略特卻視之為上一世紀詩歌美學中最有意義和最有創見的發展。他發現純詩歌對詩歌媒體的強調和對內容的漠視,恰恰顯示了現代的特點。但他認為純詩歌到瓦萊里已告結束,它對當代詩人已不可能再有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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