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中國

（1927年）

魯迅

魯迅（1881—1936），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原文】

以我這樣沒有什么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陜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里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于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于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于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時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眾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并非唐宋時人，怎么做和我們毫無關系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革命”這兩個字，在這里不知道不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后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于是便釀成戰斗……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于古文，何嘗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么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吁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沒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對于老人，毫沒有什么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床上，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選自語文新課標閱讀編委會編《無聲的中國：魯迅雜文精選》，時代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賞析】

《無聲的中國》，單看這個演講的題目就頗具有深意，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文學家，是在當時黑暗的現實下敢于發出自己聲音的不多的人之一，也是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的作者。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很有鋒芒的，他的諷刺藝術極高，又很懂幽默的藝術。他還是中國最優秀的教授之一，很受青年們的歡迎。他的演講也是如此，他沉著的低音、樸實的語句展露出諷刺的光芒，在演講中時時迸發出思想和智慧的光輝。

據魯迅先生的學生回憶，魯迅先生在講課的時候聲音并不很大，而是低微平緩的，說話也并不非常的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在表情上非常冷靜，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著親切慈祥的光輝，對于聽眾猶如嚴冬的太陽。在說話過程中，他帶有紹興方言音色，給人的感覺非常安詳、蒼勁。魯迅先生不僅以筆代劍將一生心血投入救國救民的理想之中，他也時常以演講為武器，以另一種形式戰斗在革命的前沿。但是在演講方面，魯迅先生是非常謙遜的，總說自己不會講演，他說在公開演講中要“穿甲上陣”，不敢處處坦言，會有一定的緊張感。一方面的原因，是當時先生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險惡與黑暗，對于在公開場合說真話的人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聞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的講演》就是一個實例；再一個方面，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來說，也許用嘴說出來有的時候反倒沒有用筆寫出來更暢快便利呢，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眾所周知，魯迅先生的雜文是一流的，他發議論、講道理、搞論辯的水平是一流的，他的筆如同一把鋒利的刀，將一切丑惡和虛偽一一解剖。魯迅先生采用的是一種形象化說理的方式，以一種冷靜的態度，將大義呈現于聽眾眼前。

演講一開場，魯迅先生的謙遜就表現出來了，“以我這樣沒有什么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同時對于冒雨來聽演講的聽眾表示感謝，這一段開場白精辟簡潔，令人感覺親切友好，同時也拉近了自己與聽眾的距離。緊接著，他就直接亮出了自己演講的題目，沒有故弄玄虛。

接下來，先生的演講轉入了正題，如同聊天一般地隨便跟聽眾說起了現在浙江、陜西正在打仗，不知道那里的人在笑還是哭，又扯到香港，說那里倒是沒有在打仗，又不知道那里的人怎么樣。隨隨便便的幾句帶有文學色彩的家常話，如同散文一般，引發了大家聆聽的興趣，這是怎樣一種狀態呢？原來先生所說的無聲，是指無真正自己的聲音。

上一段是為下面的議論作鋪墊的，當時中國人想要發表自己的想法是不容易的，為什么難呢？因為我們使用的官方文字是文言，一般人看不懂也聽不懂，先生用了“可怕的遺產”和“寶貝”等詞語，還舉了一個不會說也不會寫自己姓氏的人的例子，其幽默諷刺的議論令人信服。

接下來，先生描述了中國“無聲”的現狀，老百姓說不了，那是能力有限；那些讀書人說不了，則是沒有膽量和責任感。對于這些可以說，但又不敢說的人，先生的質問是非常嚴厲的：“人會沒有聲音的么？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針對這樣無聲的狀況，有識之士們已經發起了文學革新運動。在文學革新運動中，國人的表現也并不是很令人滿意的，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國民的劣根性：“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他巧妙而辛辣地設置了一個比喻來說明，中國人非要等到你要“拆掉屋頂”時才“愿意開窗”。接著，再辛辣地指出：“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先生固然看到了，要使無聲之中國變為有聲的困難。但是對聲音的呼喚并未停止，先生指出進行思想的革新比起文字的革新更為重要：“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在辛辣的言辭中抓住了國民無聲的要害。

雖然如此，在這篇演講中，先生的目的就是要呼吁青年們：“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先生的話語非常真誠，同時又很謙遜，他認為說真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說：“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這個句子分析起來不能認為先生在演講時的態度是虛假的，如同上面所言，先生在演講時存在一定的緊張感也許倒是有的，同時也是他對自己要求甚高又很謙遜的緣故。之后，他用了一個轉折：“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他對于“真”這一點看得是非常之重的，結尾的這番話語字字是肺腑之言，如同從心底里掏出，真誠至極，把那種對國家民族的強烈的愛和對無聲者的強烈的“恨鐵不成鋼”之情表達出來。

總體說來，魯迅先生以如同散文般形象化的說理方式、幽默諷刺的語調和如話家常般的話語策略，機智巧妙地將對國民問題、對國家“無聲”狀況的深沉思索冷峻而嚴肅地表達了出來，一串串幽默諷刺的詞匯信手拈來。魯迅先生雖然知識淵博但是并不故弄玄虛，在該演講中，他舉例具體而不瑣屑，語言表達通達而輕松自然，用通俗易懂的言辭表達了深邃的思想，富于感染力和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