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一日之長：意為年齡稍大一些。問道于盲：自謙詞，意為別人向自己問學，猶如向盲人問路。著：標舉。危微精一：即《偽古文尚書》中《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為理學家的至理名言，被稱為“十六字心傳”。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為堯戒舜為君之言。意為統治者不關心民眾困苦，就不能保持永久祿位。允，信；困，極；永，長。幾乎圣：差一點達到圣人的地步。多學而識：博學而有識見。一貫：貫通。祧(tiāo)：原意為祭祀。元圣：大圣人。千駟一介：形容眾多之中的極少一點。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貪求。啟予：啟發我。

(湯勤福)

〔鑒賞〕顧炎武的《與友人論學書》是一篇批判理學的重要文章。

這篇文章中，顧炎武特別強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個重要觀點，從全文論述的側重來說，大致可分為五段。

第一段是給友人回信時的自謙之語，并無深意。

第二段便直接進入問題的關鍵，即指出“百余年以來”的學者對“心性”問題“茫乎不得其解”。在顧炎武看來，明代理學家與孔子之學大不相同。孔子教人，不談性命天道而強調“行己有恥”，要求學者“好古敏求”，不說“危微精一”而強調“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就是孔子平易實用的“下學上達”工夫。同時，顧炎武還列舉顏子、曾子、子夏等人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顯然，“博學于文”并非只是片面追求所謂的書本知識，其關鍵在于施用切于實際。這一觀點無疑是有一定價值的。然后，顧炎武批判了明代理學家“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而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的不切實際、不關心時政的空疏無用學問。他嘲笑明代這些理學家以為如此便可以“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其實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實際上，顧炎武另在《與施愚山書》中明確指出：“古之所謂理學”是經學，“今之所謂理學”實際便是“禪學”，正是這一問題的注腳。

第三段側重談孟子言心性與明代理學家談的心性之間的差異。顧炎武指出，孟子言心性在于“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在他看來，伊尹、堯、舜之類具有“元德”“盛德大功”的圣人，“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不行不義、不殺無辜而得天下。顧炎武認為，宋明理學家不討論“出入、往來、辭受、取與”，而專門討論“忠與清”是否為仁、“不忮不求”是否盡道，實際是不切實用的無稽之談。其實，宋代朱熹、明代王世貞、劉宗周都討論過“忠與清”是否為仁、宋代朱熹、戴溪、明代劉宗周都討論過“不忮不求”是否可以言道的問題，顯然，顧炎武的矛頭所指是十分明確的。在他看來，“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終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是自古“未之有”的，是不必討論的問題，因為這根本不涉及“圣人之道”。

那么“圣人之道”如何呢？顧炎武在第四段中便回答了這一問題。他以為，“圣人之道”是在于“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博學于文要求切于實際，防止浮華無根之談；“行己有恥”，即“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的事，是“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在他看來，這種“行己有恥”的“恥”字，并不是恥“惡衣惡食”，而是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顯然，他從對百姓有無利益的民本主義高度來認識學者的品德行為，其實也就是更看重學者品德行為的社會性這一層面，而不看重倫理性這一層面。這種觀點確實是有一定價值的。

最后一段是總結。顧炎武認為“士不先言恥”，便是“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是“空虛之學”。如果是“無本之人”來講談“空虛之學”，那么離開“圣人之道”就實在太遠了。

全文一氣呵成，邏輯性強而說理透徹，這對當時空疏而不切實際的理學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