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庭訓：父親的教誨。訓，教誨，開導。文學：泛指文章經籍。紈綺：指少年時期。艱瑣：艱難瑣碎。捶撻：鞭打。逮：到。怠：怠懈。期年：一整年。甫：才。舉：窮盡。獲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絕筆。引申指春秋末期。觸類：接觸同類。周：遍及。假賃：借、租賃。弱冠：古代二十歲行冠禮，指男子二十歲左右的年齡。弱，年少。射策：應試。獲遂本愿：能夠滿足本來的愿望。穿鑿：原意為牽強附會，此指盡力了解史書。襟腑：心胸、襟懷。總角：童年時代。謝：謝承，吳國人，著《后漢書》。赧然：臉紅、難為情。方寸：心、腦海。立：即三十而立。見許：相稱許。許，稱贊。榷揚：研討。懷抱：胸襟、抱負。八索：古書名。九丘：古書名。墳典：三墳五典的并稱，后轉為古代典籍的通稱。不刊：即不刊之詞，不必刪改、修訂。遲回：遲疑不決。載筆：史傳、制疏、表奏一類文字。東觀：漢代藏書之地，后代泛指史館。鑿枘：圓鑿方枘的略語，指不相容。齟齬：相違抗。依違：違心地依順。郁怏：抑郁不樂。孤憤：因孤高嫉俗而產生的憤慨之情。寄懷：寄托懷抱。嘿：同“默”，靜默、不語。牢籠：包羅。錯綜：交錯綜合。牴牾：抵觸。墻面：謂面對墻壁，目無所見。比喻一無所知。訛音：不合標準的異音。鄙句：俚俗的語句。守株：“守株待兔”的省稱。膠柱：膠住瑟上的弦柱，以致不能調節音的高低，比喻固執拘泥，不知變通。拘忌：拘束顧忌。〔51〕五常：金、木、水、火、土，此指人的氣質。〔52〕稟：領受、承受。〔53〕百行：各種品行。〔54〕執：執持、具有。〔55〕壤隔：即天壤之隔，指差別很大。〔56〕品藻：評論、品題。〔57〕銓綜：權衡和綜合。〔58〕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為或學說。〔59〕圓通：通達事理。〔60〕詆訶：詆毀、指責。〔61〕掎摭：指摘。〔62〕載筆之士：史官。〔63〕指歸：即旨歸，指主旨。〔64〕殫：竭盡。〔65〕體統：文章的體裁和條例。〔66〕掞：盡。〔67〕慸芥：也作“芥蒂”，細小的梗塞物。〔68〕服、杜：即服虔、杜預。〔69〕冀：希望。〔70〕征士：不接受朝廷征聘的文士。〔71〕馮敬通：馮衍，漢朝人。有奇才，博通群書。〔72〕揆：度量、揣度。〔73〕雕蟲小技：比喻小技、小道，多指詞章之學。〔74〕玄：指《太玄》。〔75〕詶：酬答。〔76〕醬瓿：裝醬的瓦器。瓿，瓦器。〔77〕賾：幽深難見。〔78〕窺逾：也作“窺覦”，希求。〔79〕絕倫：無與倫比。〔80〕參圣：位躋圣人之列。〔81〕捐：拋棄。〔82〕漣洏：淚流不止的樣子。

(張劍光)

〔鑒賞〕《自敘》是劉知幾《史通》全書的點睛之篇，靈魂所在，綱領所系，可目為導讀篇。

《自敘》述一生學術生涯、《史通》緣起、宗旨、內容及學術價值，體現了劉知幾的獨斷之學和通識之才。

他“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年二十中進士，任獲嘉縣主簿(相當九品官)達三十年。后以文筆見長被推薦入史館，參與纂修實錄與國史。

在幼年時代，他就顯示出自立、自強的學習精神。《自敘》對此有所披露，說自己“年在總角”，其父令他讀古文《尚書》，他以“其辭艱瑣”，棄而不學，雖屢受“捶撻”，決不曲就。遂自選《左傳》，旁聽一年，便能“略舉大義”，令父兄輩刮目相看。其父有意讓他“專此一經”，他又以《春秋》止于“獲麟”，后史不詳為由，另讀群史，“以廣見聞”。十余歲的少年，便養成了獨特的讀書精神。尤其可貴的是能獨申己見，不與俗茍合，又“不假師訓”，如《自敘》所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習染。”對于名家著述，他也勇于質疑問難，指陳利弊，以致招來責備，有人教訓他：“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面對這種責難，他反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相抗衡。在劉知幾看來，前人的成就，理應繼承，并且要做到博覽群書，善于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他年十七，對漢、唐史籍便能“窺覽略周”。“射策登朝”之后，又能“公私借書，咨情披閱”、“雜記小書，莫不鉆研穿鑿，盡其利害”。做到了博而不雜，多而不蕪。善讀書，是劉知幾獨斷之學的起點。

由博覽達到專精是劉知幾獨斷之學成熟的標志。漢代設立“五經博士”之后，學者多走上章句之學，一生專治一經。劉知幾反對這種治學方法，旗幟鮮明地提倡博覽群書的主張：“學者有博聞歸來，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司馬遷)、固(班固)紀傳，亦何能自致于此乎？”(《史通·雜述》)顯然，博與專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治學之道。劉知幾主張治學以博覽為基礎，然后向專精方向發展，不能停留在博覽階段，只圖博覽，也不是真正的治學。“獨斷之學”的精髓，要在擇善；學術專精，務在辨偽。他強調指出：“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雖多亦安用為？”(《雜說》下)只有做到多聞擇善、明得失、辨真偽、評是非、析其流、通其義，才稱得起獨斷之學。劉知幾精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紀傳體正史，也深究過《淮南子》、《法言》、《論衡》、《風俗通》、《文心》等子學名著，從中汲取了可貴的學術營養，豐富了自己的才、學、識。更為重要的是從前人的失誤、偏見、缺憾中尋找正確答案，探求真理，以形成自己的獨特治學之道。他指出，孔子之后，“史籍逾多，茍非世也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于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姚(察)、李(百藥)、令狐(德棻)、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自敘》)。他視此舉為效法孔子刪“六經”的盛事，是“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孔子刪訂了“六經”，“其文不刊，為后王法”。而他要修訂群史，卻要“致驚未俗，取咎時人”。這使他“徘徊良久”，“握管嘆息”。由于對獨斷之學的追求，毅然沖破世俗偏見，奮力開拓新的學術領域。他在闡述《史通》動機時指出：“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這種博覽群書、指正群書、編撰新作的激情，正是他的獨斷之學發展的動力。

《史通》是劉知幾獨斷之學成熟的象征。他身在史館，心系獨斷之學。他提出修國史必須堅持“據事直書”的原則，反對曲筆阿主，卻遭到權貴們的敵視，兼史館兼修的宰相宗楚客竟然誣指“其言抵切”，并在史臣中煽動說：“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新唐書·劉子玄傳》)語中暗藏殺機。劉知幾憤怒地指出，史館埋沒人才，重用尸素，不可能有所作為。他認為，古來名家，立言垂后，不必身居官舍，而是“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辨職》)。鑒于史館腐敗之風根深蒂固，他憤然決定與之分道揚鑣。在《自敘》中他追述了當時的心境：“嗟乎！雖任當其職，吾道不行；見用于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后，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這種杜門私撰，就是“成其一家”，完成獨斷之學。《史通》作為獨斷之學的結晶，正是劉知幾學術生涯的圓滿結局。

《史通》何以稱通，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書？劉知幾都有明確解釋。他指出，史籍有二類，一類“貴乎博聞”，以博采史料見稱。一類是以貫通古今著稱，“貴乎俊識通才”。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揚雄、王充、劉勰等名家，皆為“俊識通才”。劉知幾直追孔子，效法《史記》。特別是對司馬遷所說“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更是一脈相承。他說：“漢求司馬遷之后，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史通子”是司馬遷后人榮獲的榮譽封號，含有通史鼻祖之義。劉知幾以《史通》名書，其義在繼承通史傳統，弘揚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

《史記》旨在“通古今之變”，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史通》之通，在于總結史籍、史制發展、演變規律。在貫通古今這一點上，有一定共性。《史通》之通，有縱通、橫通之別，如《六家》、《二體》、《史官建制》、《古今正史》諸篇，皆貫通歷代，縱論史籍、史制演變。又如《載言》、《本紀》、《世家》、《列傳》、《書志》、《雜述》等篇，均從橫向評論史籍體裁、體例。又如《直書》、《曲筆》、《疑經》、《惑古》等篇，又是橫中有通，縱橫交錯，對某些專題作縱向總結、評論。從總體上看《史通》無疑是一部史學史、史學理論杰作，具有融會貫通的特色。所以，《自敘》評價此書“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誠非虛言。《自敘》在揭示《史通》內容時說：是書以史為主，旁及“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可謂博通古今，體現了通識之才。

“通識”除含有貫通古今的才能之外，還包含寫史的見識、觀點、態度，也就是史德。沒有良好的史德，談不上貫通古今，更無法對歷史人物、事件作出正確評論。《自敘》在闡明《史通》宗旨時說：“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就是通識之才的集中體現。這與他一貫主張的“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反對“曲筆阿時，諛言媚主”(《曲筆》)的原則是一致的。史家的天職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史家應有的節操是“仗氣直書，不避強御”(《直書》)。他還認為，對“曲筆”獻媚之徒，“投畀豺虎可也”。這種曲、直之辨，反映了史界兩種對立的道德觀。《自敘》所說“與奪”、“鑒戒”、“諷刺”正是對《史通》一書性質的高度概括，也是通識之才的最準確的注解。

《史通》問世之后，史學家、劉知幾的好友徐堅評價說：“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本傳)然而，劉知幾對自己的著作的歷史命運卻十分擔憂。他說：“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于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史通》的確是驚世駭俗之作。世人對直言不諱之作，多有異詞誹語，《史通》也逃不出此厄。所以，劉知幾最擔心的是《史通》的未來命運。他指出，揚雄所撰《太玄經》，“極陰陽之數”，張衡贊為“絕倫參圣”。而后世若沒有張衡、徐堅再世，“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后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繼之以血也”。值得慶幸的是，武、韋集團先后覆滅，權臣宗楚客被誅，他才“獲免于難”。唐玄宗繼位，派人就家抄錄《史通》，讀而善之，遂追贈劉知幾為工部尚書。《史通》得以流傳于世，避免了淚與血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