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草書 趙壹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孔、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于是后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
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于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扶拄挃,詰屈叐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茍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眾愚效之,只增其丑: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于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丑,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已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于蟣虱,乃不暇焉。
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于彼圣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于邪說,儕《雅》樂于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后生,不亦淵乎?
〔注釋〕梁孔達、姜孟穎:趙壹言與二人同郡(漢陽郡,今屬甘肅),二人乃張芝后學。張生:張芝(?—約192),東漢書法家,字伯英,敦煌淵泉(今甘肅安西)人。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書,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孔、顏:孔子、顏回。羅、趙:羅暉、趙襲。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載:“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眾頗惑之。”張芝《與太仆朱寬書》有“上比崔,壯不足,下方羅,趙有余”語。朱使君:朱寬。釁(xìn):間隙:瑕隙;破綻。杜、崔:杜度、崔瑗。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載: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臧(zānɡ):善。矜伎:過于自負。近古:秦末之時。隸草:章草。唐張懷瓘《書斷》中言: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扶拄挃:形容隸草停頓波挑,曲折委婉的用筆。,音義未詳;拄:通黑主,猶黑主點,指筆勢向下按的蹲點;挃:摘,如鉤。詰屈叐乙:指草書屈曲多變的筆畫,筆勢忽起忽落筆畫必屈曲多變。詰屈,即屈曲,曲折;叐:據《康熙字典》應作“龍”,與“拔”通,猝然突起意;乙,猶乙腳,曲折;叐乙,亦指草書筆畫的曲折多變,與詰屈意同。心疹:心痛。疹:疢,疾病。失節:失于調節、控制。丸墨:古代墨以丸計;領袖:衣領和衣袖。見鰓:現出骨來。鰓:肉中骨。博士: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之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講試:講究考核。四科:孔門四門科目。指德行,言語、政事、文字。《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夏。”征聘:征召諸侯聘問。《左傳·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征聘。”闕外:失之于外。闕即缺也,引申為失掉。圣經:指儒家經典。稽歷協律:即稽協力律。謂考察調整歷法。歷律,歷法。天地之心:指人。《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也。”儕:通齊,正意。《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命世:著名于當世。《漢書·楚元王傳贊》:“圣人不出,其中必有命世者焉。”淵:深邃、沉沉。
(張傳友)
〔鑒賞〕最具中國特色藝術的書法,因其本源于“觀物取象”,具有與被人們賦予美妙的遐想、豐富的意蘊,甚至寄托書家的生命情懷。書法常常被稱為藝術之母、藝術之根,諸如繪畫、雕刻、音樂、舞蹈等東方藝術無不從書法技法、氣勢、神韻、節奏、風骨、意境、陶養等方面獲得滋養、啟發和動力。在東方思維習慣里,抽象的書法線條與人們對天地宇宙、自然人生的體悟和探尋具有某種相互貫通的對應關系。對比日本之書道、韓國之書藝,一個“道”字最符合書法藝術在文化、思想、思維領域所在境界。然而時至今日,仍有數量龐大的群體對書法和書寫、藝術和實用、審美與功利之間的關系有著極大的認識誤區,對書法藝術的審美價值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其實,這種批評自書法從實用向審美的轉化之初就存在著,中國書法史上現存最早的書論即是如此。
這篇書論即《非草書》,作者趙壹,字元叔,東漢漢陽郡西縣人(今甘肅天水南),大約活動于桓、靈年間(公元147—188年),與草圣張芝大體同時。據《后漢書·文苑列傳》記載,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但他“恃才倨傲”,愛憎分明,不隨時俗,被鄉黨陷害幾乎喪命。后任漢陽郡上計吏。公元178年,朝廷召集各郡上計吏,當官員們參見司徒袁逢時無不拜伏于地,只有趙壹長揖不拜,袁逢對他的不凡才識很是欣賞。后來他去拜見河南尹羊陟,羊陟對他也非常看重。由此得到羊陟和袁逢的舉薦而聲名大振。各州郡爭相禮聘他,可趙壹感慨自己生不逢時,堅辭不就。
當時已為東漢末年,這是一個權臣結黨謀私、顯貴相互傾軋的窳敗、糟爛社會,是一個英雄無所用其武、棟梁無所展其才的混亂、衰敗之世,是一個大帝國正一步步走向崩潰、分裂的時代。有抱負的士子才俊“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窮鳥賦》)。
《非草書》的寫作,正是針砭當時社會的病疴。在去洛陽述職前(178年),年輕氣盛的趙壹大聲疾呼割除弊政、任用賢才、奮發圖強。當時之世,宦官、外戚與清流名士形成三派勢力,他們之間相互爭斗,極大地削弱了國家實力。有人認為,東漢末年的“鴻都門學”事件,是導致趙壹抨擊書法的“直接原因”。漢靈帝時設置“鴻都門學”以延攬文藝人才,由于宦官的操縱,該部門逐漸演變為與太學、清流對立的勢力。這些鴻都門生與正常的人才選拔、擢升產生矛盾。他們多出身寒門庶族而非豪門士族,自然受到門閥士大夫的鄙視和譏諷,只能依賴靈帝甚至與宦官同流合污,陷害、殺戮名士諍臣,導致黨錮之禍。其中種種弊端,遭到正義之士的痛切指責。而這些鴻門學士的進身之階,恰恰是辭賦書畫等一技之長,因此,名士清流把這作為攻擊的目標,當時的大書法家蔡邕也指出“書畫辭賦,才之小者”,于治國理政毫無用處,只有“通經釋義”的儒家經世之學才是大道。趙壹《非草書》的出現也是針對這一人才選拔方式所造成的因“書(草)”廢政之弊而發。
其實自文字創制以來,無論是龜甲獸骨、鐘鼎金石,人為的“形象”刻畫熔鑄所形成的線條極易引起人們的遐想,具有西方拼音文字所沒有的獨特審美趣味。當然,在人尚未覺醒的蒙昧時期,作為一種符號的漢字,其實用功能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后人所體味到的審美情趣,在時人那里未必有此閑情逸致。孔子開展私人教學中所重視的“六藝”中的“書”,關涉六書,即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六種形體構造方法,對漢字形體的審美認識不無助益。特別是秦代“書同文”的強制推行對文字的傳播和書體的演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漢代出現了朦朧的漢字書寫的審美認識,《漢書·藝文志》記載蕭何立法把文學修養與書寫水平作為選拔人才、考評官吏的準則: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文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
除漢字構造方面的原因外,書寫材料、書寫工具的改變對書寫由實用向審美方面的轉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從龜甲獸骨、青銅、石器到竹木簡牘、縑帛絲絹,乃至紙的出現,對書者是一種技術和技巧上的解放,而毛筆的出現使這種解放逐漸從物理、生理方面的解放轉化到精神、心靈的方面。趙壹所處的時代正是萬事俱備、東風徐至的書法覺醒時期。更為直接的是,漢代出現的人物品藻發展起來的審美趣味、審美觀念隨著書體的演變、毛筆的普及,大大加強了漢字由實用向審美過渡的速度和力度。可以說,隸書、章草的出現,除了書寫便捷的使用考量之外,同時帶有自覺不自覺的書法審美化趨向。漢字書寫本身發生的這一新審美情趣現象,加上靈帝通過“鴻都門學”選拔人才的推波助瀾,使得漢字由實用向審美轉變的審美自覺在東漢末年進入了加速期。兩漢至魏晉時期,帝王士大夫多以善書為榮,如杜度、崔瑗、張芝等“有超俗絕世之才”者于博學之暇游藝于此,他們酣暢淋漓的點畫節奏、狂放恣肆的書風令觀者如癡如醉。人們習練草書的目的,已非原初“趨急速,示簡易”的實用性考量,更多的是追求一種外在的點畫運行節奏與內在生命節奏的共鳴、共振。其中過程常常“難而遲”,一大批草書愛好者以及以此為進身之階者,練習草書到了廢寢忘食、黑白顛倒、癡迷癲狂的程度。一旦稍有所得輒欣然自得、忘乎所以、四處顯擺。這種癡迷、這份虔誠顯然不僅僅是單純的實用、功利方面的考量,而是一種自覺的審美追求。
趙壹對這種學習草書的過熱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他認為人們創制草書本意是為了簡化字形、書寫便捷,但草書本身“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并不像籀、篆等字體具有公認的先天性、合法性和神圣性,它只是某一歷史階段出于實用的目的而出現的偶然現象。與修齊治平的正道相比,時人崇尚的書法實屬小道,與篆籀等漢字正體相比,草書更是書法末技。就作為社會政治精英的士人而言,漢字寫得好無益于政治清明,寫得孬無損于民富國強。歷來有名書家,無不把書法作為閑暇余事,稍寄其閑情雅趣。時人因書廢事、因書廢道的做法是舍本而逐末,“背經而趨俗”。“經”乃四書五經之經,乃儒家經世致用的大道、正道,士人癡迷草書是無論是出于愛好,還是出于順遂靈帝“鴻都門學”選拔人才,都是背離了士人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人格操守。何況,草書的卓異無關于個人品行能力、為官的政績功德和治學的學術造詣,“背經”實即“背道”,是應該予以大張撻伐的。
不過,趙壹對草書的批評、對習草書者的指責,是出于這些士人因書廢政,背離了安邦治國的正道而言,是出于“弘道”而言,并非全然否定書法。杜度、崔瑗、張芝等人雖然酷嗜草書,但能夠恰當處理本與末、道與技的關系,趙壹對他們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而普通士人之所以不能取得杜、崔、張的草書成就,關鍵在于資質稟賦的因素。趙壹提出“書之好丑,在心與手”,在書法美學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天然資質與書法的關系,每個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先天的差異是決定一個人藝術成就高低的決定性因素。雖然手之巧拙與后天的訓練不無關系,但根本上還是取決于個人心性、天賦。這種提法與當時盛行的從氣質稟賦方面的人物品藻是一致的。從心理、生理方面去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精神、心靈方面的不同,顯示了漢末至魏晉時期人的覺醒、文學的自覺。這種先天的差異,非后天人力的“強為”所能改變。否則,違背人的氣質性格、不顧自己的才智稟賦,正如缺乏悟性者癡迷草書一樣,無論怎樣下工夫、賣力氣,其結果都會如同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不但不能有所成就,還會給世人留下笑柄,給自己帶來苦惱和悔恨。
強調人先天的氣血稟賦、心性才智在書法中的關鍵作用,對于魏晉時期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中國書法的第一次高峰的到來,對于書法美學方面的探索和突破,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趙壹的《非草書》所要非議、批判的是那種以草書為生活、人生的全部,而把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使命、人生使命拋諸云外之舉,草書、書法中的筆情墨韻、流動之美,他應該是心向往之的。只要如杜度、崔瑗、張芝等人那樣,找準人生的大方向,看清天地間的光明大道,閑暇之余,舞文弄墨又何嘗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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