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悼聞一多先生
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也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關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較多,現在且說個大概,來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他的《紅燭》,尤其他的《死水》,讀過的人很多。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愛國詩。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惟一的愛國新詩人。這里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為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后來他更進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這是集團的藝術,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語言的技巧,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么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象。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點滴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里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是細心吟味所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國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因為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歷史是聯貫的。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可是,是“我們”在客觀的認識古代,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也許才是那真的古代——這也才是客觀的認識古代。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話不是空想,不是娛樂,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與自然斗爭的紀錄,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辭》的神話,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看屈原,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里看。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詩經》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詩里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說笑話,說他研究《詩經》,越來越“形而下”了——其實這正表現著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著這種幽默感。看《匡齋尺牘》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謂“匡齋”本于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文藝復興》,1946年)
【導讀】
知音之言,同道之殤
“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樸,會有千百萬個李公樸站起來!"1946年7月15日上午,在悼念被暗殺的李公樸的大會上,聞一多先生發表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講》,下午隨即也被暗殺。五天后,痛定思痛的朱自清,為老朋友寫下悼念文章,回顧了聞一多對中國的學術貢獻。
聞一多先生被害的經過,作者只在開頭用短短一句話、在結尾用慘像作回顧。話越短,越顯示出作者心中難以遏止的悲憤,“慘遭暗殺”“激起悲憤”明示了作者對此事的態度,“渾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控訴了行兇者的暴行。但過多的陷于悲傷和憤怒,會使悼念亡友的文字被情緒所左右,那樣,筆端就會痛感亡友過早離世,感慨命運困厄多舛,痛斥反動派行徑卑劣。作者不愿意這么做。聞一多的死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關心政治的人都能明白;“也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不是中國學術界人就未必知道。作者著重就這一點來悼念,我想,大概因為聞一多的第一身份是學者。這既可說是對聞一多的身份認同,也可說他是聞一多難得的知音。
聞一多創作的領域在詩歌和散文,研究的領域集中在詩的格律、古代文化典籍和古代神話。朱自清認為聞一多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一方面依靠他的學力和才氣,另一方面得益于他的政治意識和關注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精神。他文學的態度特別強調表現政治性和社會性;他的古代文化典籍和神話研究力圖客觀地認識古代的生活、生命和整個社會的影像。所以作者稱贊“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般的生命”,這是聞一多獨特的精神價值,也是與傳統學者區別的關鍵之處。
這樣子的聞一多,別人看不到,而作者能看到、看透,在于他也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不僅是學術上的知音,更是志同道合之人。
作者告訴我們,聞一多具有常人難及的幽默感。這樣一個人,卻“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前一個“不甘心”寫出了聞一多對生命的珍視,對社會的期待;后一個“不甘心”寫出了聞一多的死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巨大損失,作者難接受這個事實。整篇文章洋溢著對友人的贊美和摯情,但分明也能感受到憂憤和悲慨的文字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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