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在年輕時因為參加社會革命黨人的活動被捕入獄，后來被迫流亡法國。在巴黎我見到了列寧和很多僑民，同時走上了文學創作、翻譯的道路。我與很多的文學家、藝術家有過接觸，對他們有一定的了解。長篇小說《胡利奧·胡列尼托》出版后，我成為職業作家。我的一生是在獸行、戰爭、大屠殺和集中營的標志下度過的，我親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特別是二戰中的諸多事件，親見了戰爭的罪惡和它帶來的創傷。戰爭期間我是多種報紙的編輯和通訊員，接觸到很多官員、將軍、士兵、普通百姓以及各國的政要和外交使節。二戰結束后，我從事保衛和平工作，訪問過很多國家。我對斯大林統治的獨斷專行以及對持異見者的壓制有著深切的體會和反思。

【作品選錄】

我第一次回憶起向外國旅客一躬到地的服務員們是在1947年，當時作家協會的一位領導人曾對我說，我國文學的任務在長時期內將是為反對奴顏婢膝和逢迎諂媚而斗爭。我仔細地問了許久，因為我很希望他指的是某些類似我所描寫的“國際旅行社”工作人員的那種有損尊嚴的行為，指的是莫斯科的時髦女人對外國破爛貨的崇拜，指的是那些為數不多、但仍然存在著的人們，對他們說來，金錢、自由競爭、投機冒險的世界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想錯了，和我談話的同志跟我解釋，必須同對西方學者、作家、藝術家的膜拜作斗爭。

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西方”是什么意思，在我看來，西歐和美洲各國并不是清一色的： 約里奧-居里和皮杜爾相比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貝爾納教授不像麥克阿瑟，海明威顯然不同于杜魯門總統?！拔鞣健?？……難道馬克思不是誕生在特里爾？難道十月革命以前沒有發生過1848年的6月革命、巴黎公社以及西方各國的工人斗爭嗎？

不久我就看出反對奴顏婢膝和阿諛逢迎的斗爭導致了什么樣的結果。食品工業的領導人將卡馬別爾乳酪更名為“小吃”，把列寧格勒的“諾爾德”咖啡館改名為“北方”咖啡館。一家報紙斷定凡爾賽宮模仿了彼得大帝修筑的宮殿。蘇聯大百科全書在“航空”這一條目中證明，西歐的學者和設計師對航空事業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微乎其微。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愛德華·馬奈是19世紀的大師，編輯把這一句刪掉了，并說：“伊利亞·格里戈里耶維奇，這是純粹的卑躬屈膝。”

1949年在巴黎召開第一次保衛和平代表大會期間，法國人要求我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有一位記者問我怎樣看待蘇聯報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說，莫里哀是個沒有才能的劇作家，這在讀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后尤為明顯。記者手里拿著一份蘇聯報紙，但是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報。我回答說我不知道譯文是否正確，并說我沒有讀過這篇文章；如果確實發表了這樣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學方面不是內行，也不很聰明?！拔覀冋f我國已經消滅了剝削者，這是事實。但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已經消滅了傻瓜……”記者們笑了起來，接著就更加注意地聽取有關“冷戰”、杜魯門的政策、保衛和平的任務的回答。而我卻渾身是汗，我在猜他援引的是什么報上的文章。記者招待會結束的時候，提出這個傷腦筋的問題的記者走了過來，把報紙給我看了。我輕松地吐了一口氣，原來是一份《晚報》……

從那個時期以來，許多事都發生了變化，但真正的奴顏婢膝、阿諛逢迎(不是批評家們在1947年所寫的那種東西，而是1934年鼓舞過“國際旅行社”的指導員的那種東西)卻尚未消失。在伊斯特拉市離我的住宅不遠的地方立著一座不大的契訶夫半身像(1929年以前伊斯特拉叫做沃茲涅先斯克，安東·帕夫洛維奇曾在該城地方自治局的醫院里工作)。紀念像是1954年立的。幾年之后，紀念像周圍長滿了牛蒡、蕁麻、飛廉等雜草。我勸地方當局把紀念像四周清掃一下，種點花木，但是白費唇舌。兩個法國女人——《人道報》的記者曾來找我，其中的一位能說俄語。她們途中在伊斯特拉停留一下，開始為契訶夫的紀念像拍照。區蘇維埃的一位工作人員很驚訝：“原來法國人也知道契訶夫……”那位法國女人回答說：“當然知道，可我原先以為在蘇聯人們也知道他呢?！彼樖种噶酥敢粎矃驳氖n麻。第二天我就看見紀念像的周圍滿是蝴蝶花。

缺陷和優越感常常是并存的，不相信自己的人往往目空一切。我國人民不僅在建設新社會的艱辛道路上領先，在科學的某些領域里也走在別人前面。當然，我國還有許多不通車的道路，幾家合住的住宅，拙劣的寫生畫，這種或那種日用品供應不足的現象。但因此在外國人面前感到慚愧卻是不必要的，應該在自己面前感到慚愧，慚愧之后就去為提高生活水平而斗爭。對別國，包括對那些過時的制度還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的文化的尊敬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尊嚴。這些國家的人民是有生命力的，他們不僅在過去產生過，而且現在仍然產生著偉大的學者、作家、藝術家。那些尚未從奴隸的心理狀態中解放出來的人是會奴顏婢膝的。但自尊心卻與半奴隸、半驕傲自大者的妄自尊大毫無共同之處。

對斯大林的頂禮膜拜不是突然發生的，它不是人民感情的迸發。斯大林是長期地和有計劃地在制造這種頂禮膜拜： 根據他的指示編纂了一部神話傳說史。斯大林在這部歷史中扮演了一個不符合真實情況的角色；畫家們繪制描寫革命前夜、十月革命、蘇維埃共和國最初幾年的巨幅油畫，而在每一幅這樣的圖畫里斯大林都是在列寧旁邊；報紙上對于作為列寧生前最親密的助手的其他布爾什維克進行誹謗。承認斯大林是“天才的”和“最英明的”這件事發生在大規模鎮壓之前。我曾談到1953年斯大林在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出現時響起的掌聲和歇斯底里的叫喊如何使我不安。當時我曾長久地設法說服自己： 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何況又脫離了俄羅斯的生活。后來我對歡呼聲和做彌撒似的修飾語都習慣了，不再注意它們了。

圣彼得對于天主教徒來說是教會的基石，是打開天堂之門的人，對于我來說，他是富于詩意的傳說中的英雄，他曾三次宣布同自己的老師脫離關系，而后來以殉難補償了自己的過錯。但是，當我在羅馬大教堂里看見青銅的雕像時，我忘記了一切傳說： 我看著彼得的一只腳——青銅已被人們的親吻磨損了。信仰也同恐懼和其他許多感情一樣有傳染性。盡管我受到過19世紀自由思想的熏陶，并寫了《胡利奧·胡列尼托》，在其中嘲笑一切教條，但我并未完全避免膜拜斯大林這種流行病的傳染。別人的信仰不曾使我的心靈激動，但它有時壓制著我，不讓我認真思考已經發生的事。1957年，我在回憶往事時曾寫道：

信仰是眼鏡，也是障眼物。

信仰能推動大山。

我是人，不是山。

信仰不是我的姊妹。

我看見過灰色的石頭，

它被嘴唇的顫動磨損。

信仰能喚醒死者。

我是人，不是尸首。

我看見過人們如何失明，

看見過人們如何在灰燼中生活，

看見過大地的顫抖，

看見過灰燼中的天空。

我不相信信仰。

我在安達盧西亞的支隊里待過，人們在那里進行殊死的戰斗，他們把自己的部隊稱作“斯大林營”。在戰爭年代，我多次聽到“保衛祖國，保衛斯大林！”的喊聲。意大利和法蘭西的抵抗運動的英雄們在被判處死刑前寫的書信，有多少封是以“斯大林萬歲！”結尾的。在斯大林70歲時，一個法國女人把她那被秘密警察折磨死了的女兒的一頂小帽子寄給了他。詩人們(對于他們的真誠是難以表示懷疑的)——艾呂雅、讓-里沙爾·布洛克、埃爾南德斯、奈茲瓦爾頌揚斯大林。他變成了旗幟、絕對正確的圣徒、神靈。

斗爭在進行，“超然于戰斗之上”的地方是沒有的。對于我們的敵人來說，斯大林也不再是一個人了，希特勒或戈培爾，福萊斯特或麥卡錫，在談到他的時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

在30年代，我看到了什么是法西斯主義。西班牙人民的抵抗運動遭到了挫折： 法西斯獨裁者幫助佛朗哥，西方的民主國家偽善地宣布“不干涉”，只有很少的蘇聯軍人站在共和主義者方面進行戰斗。慕尼黑是建立反蘇同盟的嘗試： 張伯倫和達拉第希望希特勒轉向東方。當“奇怪的戰爭”開始時，法國的統治者與其說是在同德國國防軍作戰，不如說是在同本國的共產黨人作戰。在法蘭西毀滅前的幾個月內，它的統帥們忙于籌組要去芬蘭同紅軍作戰的遠征軍團。在希特勒侵犯蘇聯之后，美國和英國的某些政治家之所以感到高興，不僅是因為“赤色分子”將會削弱德國國防軍，而且也因為希特勒最后將消滅“赤色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人們就談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來了。熱衷于資本主義的人、冒充十字軍騎士的實業家、雙手老是發癢的軍人，不論他們是否愿意，都促進了對斯大林的崇拜的加強。

我沒有一下子就看出“最英明的人”的作用。如果至今我對情況還不夠了解，那么在1937年我所知道的則只是個別的暴行。同別的許多人一樣，我曾試圖在自己的面前為斯大林辯護，我把大規模鎮壓歸咎于黨內斗爭、葉若夫的暴虐狂、虛偽的報道、風氣。

斯大林是個具有巨大的智慧和更巨大的陰險的人。他曾多次以一個想制止專橫行為的捍衛公道者的面目出來發言。我還記得他所說的“勝利沖昏頭腦”和“兒子不能替父親負責”。在“葉若夫作風”的猖獗以后，他曾公開表示難過： 在一個城市里開除了幾個正直的共產黨員，在另一個城市里甚至還逮捕了一個無辜的人。10年后，在反對“世界主義者”運動的高潮中，他譴責了揭發筆名的做法。他總是提醒大家必須愛護人。馬·謝·薩良曾告訴我說，斯大林在接見一個亞美尼亞代表團時曾問起詩人恰連涅茨的情況，說是不要去打擾他，不料幾個月后恰連涅茨卻被逮捕和殺害了。

看來斯大林是善于迷惑同他談話的人的。巴比塞曾寫道：“可以說，列寧的思想和言論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像在斯大林身上那樣被體現出來?！绷_曼·羅蘭在會見斯大林之后說：“他非常仁慈！……”福伊希特萬格認為自己是個懷疑主義者，是個老于世故受不了騙的人。當斯大林對福伊希特萬格說，他對于到處都顯眼地懸掛著他的肖像感到多么不愉快時，他大概在暗自竊笑。而老于世故者卻相信了……

蘇里茨，后來是李維諾夫和邁斯基，都曾對我說，同希特勒簽訂條約是必須的： 斯大林成功地粉碎了仍在妄想消滅蘇聯的西方各國結成同盟的計劃。但是斯大林沒有利用兩年的暫息時機來加強國防——無論是軍人還是外交官都向我談到過這一點。我曾寫到，會在自己最親密的同事當中看見潛伏的“人民公敵”的非常多疑的斯大林，不知為什么卻相信了里賓特洛甫的簽字。希特勒分子給我們來了個突然襲擊。斯大林起初驚惶失措了——他不敢自己說出敵人的入侵，而把此事委托給莫洛托夫；后來看到盡管蘇聯士兵充滿了英雄氣概，法西斯分子依然迅速向莫斯科推進，斯大林只得向人民求助，我們被提升為上帝的“兄弟姊妹”了。但他很快便鼓足勇氣，以自己的平靜使霍普金斯大吃一驚，他留在空空的莫斯科城內，而在1942年艱苦的夏天則竭力謙虛地退居幕后——報上很少見到他的名字。當德國人在伏爾加河被擊潰以后，崇拜立刻就恢復了。取得勝利的是人民，他們作戰、蓋工廠、挖運河、修路，雖然食不果腹，但未喪失信心。但報上寫的卻是“英明統帥”的勝利。

戰后的歲月是艱苦的，并且我不是住在巴黎，而是住在莫斯科。我知道了許多事情。在1953年3月，我明白了，就其天性而言，就他所選擇的方法而言，斯大林就像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出色的政治家。我記得在巴黎圍繞在列寧身邊的那些布爾什維克，其中也許只有盧那察爾斯基和柯侖泰僥幸地能夠在自己的床上壽終正寢。在死者當中有我的一些密友，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使我相信弗謝沃洛德·埃米利耶維奇、謝苗·鮑里索維奇、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或伊薩克·埃馬努伊洛維奇是叛徒。謝·米·愛森斯坦曾談到他同斯大林的一次會見，后者在談到必須在人民面前推崇伊凡雷帝時曾補充了一句：“彼得魯哈沒有砍完……”我現在不是在寫伊凡雷帝或彼得大帝的歷史，我只不過想對讀者們說明何以我不喜歡斯大林。

我生平從來不曾認為沉默是一種美德，同時在本書中談到自己和我的朋友們時，我曾坦白地說，我們要保持沉默有時是多么困難。

1937年底從西班牙來到莫斯科后，我看見了在家庭里和思想界所發生的事情。我企圖安慰自己： 斯大林對許多事都不知道。的確，我不認為斯大林知道年紀輕輕的娜塔莎·斯托利亞羅娃，或畫家舒哈耶夫的妻子，或謝苗·良德列斯——如果他閱讀所有犧牲者的名單，那他就不能做任何別的事情了。但是就在當時我也明白，消滅老布爾什維克或者我在西班牙遇到過的那些紅軍的高級指揮員的命令，只可能來自斯大林。半年后在回到巴塞羅那時，我不能對任何人敘述我在莫斯科的見聞。

為什么我沒有在巴黎寫下《我不能沉默》？須知《最后新聞》或《黎明報》是樂意刊登這樣的文章的，哪怕我在其中甚至還談到自己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列夫·托爾斯泰不相信革命能消滅惡，但他也不想捍衛沙皇的俄羅斯——正好相反，他想在全世界面前揭發它的暴行。我對蘇聯采取的是另一種態度。我知道，我國人民正在貧困和不幸中繼續沿著十月革命的艱苦道路前進。沉默對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詛咒的東西，在一本記述業已經歷過的生活的書中我不能避而不談這個問題。

法國抵抗運動的一位參加者在1946年曾告訴我，他在其中作戰的那支游擊隊是由一個殘酷而又不公正的人指揮的，此人槍斃過同志，燒過農民的房屋，懷疑所有的人叛變或膽怯?！拔疫^去不能向任何人談這件事，”他說，“這會意味著給整個抵抗運動以打擊，貝當分子會抓住這件事……”

是的，我知道許多罪行，但要制止它們我卻無能為力。況且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么可說的呢： 就連那些勢力大得多、對情況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沒能制止罪行。1956年6月30日公布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中有這樣的字句：“……中央委員會的列寧主義核心在斯大林逝世后就立即著手同個人崇拜及其嚴重后果作堅決的斗爭。也許要問： 為什么這些人不公開地反對斯大林，不解除他的領導職務呢？在當時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文件接著說，“斯大林對許多違法事件是負有責任的，”但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任何反對都會為人民所不理解，這里問題完全不在于個人勇氣不夠”。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是列寧的學生和繼承者，他不僅這么說，而且也這么想： 他正引導人民奔赴崇高的目的，為此就得不擇任何手段。我不是偶然地想起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馬基雅弗利曾寫道，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藥，告密，暗殺；他建議統治者要同時具備獅子的勇敢和狐貍的狡猾，要像人那樣英明，也要像野獸那樣兇惡。對于美第奇家族或博爾賈家族說來這種勸告大概是有益的，但是對于共產黨員說來卻是不能接受的。

我覺得，關于目的是否能為手段開脫罪責的古老爭論是抽象的。目的不是路標，而是一種十分實在的東西，這是現實生活，不是明天的圖畫，而是今天的行動；目的不僅預先決定政治策略，而且也預先決定道德。干著分明不公道的事情，就不可能樹立公道；把人民變成“齒輪和螺絲釘”，而把自己變成神話中的神靈，就不可能為平等而斗爭。手段總是會影響目的，不是提高它就是使它變形。我覺得，在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會以后這已成為人人都清楚的問題，也許只有某些外國的教條主義者是例外，他們在談到自己的袈裟的干凈時竟褻瀆地把斯大林的名字同列寧的名字并列。

正如千百萬我的同胞一樣，在讀了第20次代表大會的材料以后，我感到從我的心上搬去了一塊石頭。雖然斯大林的那些做法在他死后立刻就被拋棄，我國人民以及全人類依然應該知道痛苦的真相——理智和良心都要求這樣。我們知道了過去的錯誤。在這個過去之中有著蘇聯人民的許多功績和勝利，但是在談到它們時更正確的說法也許不是“由于斯大林”，而是“雖說斯大林”——他過多地把自己的治國之才和罕見的毅力用在同他經常引用的那些思想相矛盾的事情上了，他傷害了任何一個正直的人的良心。

回頭來談三月間的那些天。夜里在列寧墓上添上了斯大林的名字。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在葬儀上講了話。講的話彼此雷同，但馬林科夫提到“以同國內外敵人作不調和的和堅決的斗爭精神”保持警惕，而其名字使人人害怕的貝利亞則答應蘇聯公民要“保護斯大林憲法給他們規定的權利”。

次日，莫斯科恢復了日常生活。我看見掃院人辛勤地打掃高爾基大街，人們去上班，在院子里卸下箱子，孩子們在淘氣。一切都很熟悉，于是我對自己說： 同一周前一樣……這一點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斯大林死了，而生活仍在繼續。

白天我走到紅場上。它堆滿了花圈： 人們站在那里，想讀完綢帶上的題字，然后默然走開。

我和法捷耶夫驅車同去“蘇維?！甭灭^——前來參加葬禮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朋友們住在那里。法奇的眼神憂傷，但他立刻就開始鼓舞我們道：“一切都會平安無事地過去”——他的性格就是這樣： 他必得安慰別人。南尼擁抱了我，又不安地問道：“今后究竟會怎么樣呢？這真可怕！……”他的眼里有淚水。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后將會怎樣，但法奇的榜樣看來具有傳染性，于是我答道：“一周后我們將在維也納相見。不要絕望——一切都會平安無事地過去……”

我在高爾基大街上走著。天氣很冷： 這是個冬天的晚上。突然我站住了——一個簡單的想法鉆進了腦海： 我不知道未來將會壞些還是好些，但它將是另一個樣子……

(馮南江、秦順新譯)

【賞析】

愛倫堡是前蘇聯的重要作家，著作等身。他對自身作品的評價是，詩居第一，小說次之，政論第三。但時過境遷，詩歌、小說和政論都不能為他保有往昔的聲譽，反而是后出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再現了“愛倫堡熱”。

這部回憶錄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誰也沒有他那樣的經歷” 。愛倫堡把自己豐富的經歷帶入了回憶錄，使作品呈現出恢宏的氣魄。作品的時空跨度很大，從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到1960年代的蘇聯，從西班牙到法國、英國等；內容則涵蓋了軍事、外交、政治、文學藝術和日常生活諸多領域。愛倫堡在書中對自己接觸過的各色人等作了或詳盡或簡略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列寧、斯大林等領袖，也包括普通士兵、民眾，更多更重要的則是作家和文化人。該回憶錄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它為文化人作的素描。他不僅把當時不為人知的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第一次介紹給讀者，而且談到了很多名作家的鮮為人知之處。例如他認為馬雅可夫斯基的自殺與自尊心太強、臉皮太薄有很大關系，他也寫到了法捷耶夫內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當然愛倫堡對其他作家的判斷有時未必為人接受，如他對帕斯捷爾納克創作成就的看法就頗受非議。但無論如何，他都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片段，而他對文化人的評價也已成為后人了解當時文壇和思想界的重要參考。

回憶錄的價值絕不僅僅在于保留了珍貴的原汁原味的眾生相。愛倫堡曾說，在回憶錄中，“我不分析時代，不思考巨大的歷史畫面，只描寫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們(主要是作家和藝術家)的心態?！钡缰凶g本序言所說，這是謙虛之詞，我們能夠從閱讀中感受到強烈的時代氣息。身為政論作者的愛倫堡對時局、社會現象及人生有著深刻的見解，他對斯大林的批判尤其發人深省。

愛倫堡對部分蘇聯人的弱國心態非常敏感。針對這種落后民族常有也是特有的自卑和自大，他寫道：“缺陷和優越感常常是并存的，不相信自己的人往往目空一切?！睈蹅惐]有局限于美蘇冷戰的政治因素和思維，更沒有用它們來解釋蘇聯對西方優勢文明的排斥，而是把它與對西方的盲目崇拜聯系起來，發現了兩者的必然聯系，繼而發現了弱國民眾和弱者的普遍心態。保持冷靜的頭腦，從具體浮泛的問題中發現直達人性深處的東西，是這部回憶錄的閃光點。

愛倫堡對斯大林沒有好感，斯大林也不喜歡他，甚至想殺掉他。愛倫堡因此對斯大林的統治有著更深切的體會和認識。他認為群眾的盲目給了斯大林機會，斯大林的有意誤導、陰謀和殘暴則最終導致了獨裁。愛倫堡對斯大林的批評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和書生氣： 部分地揭露了真相，但是未能從制度層面來分析斯大林的獨裁。而且他對斯大林人格的認識恐怕也存在偏差，如他把斯大林看作馬基雅維利式的人物，認為他雖有著共產黨員的目的，但卻犯下了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錯誤。如此一來便把蘇聯的問題變成了斯大林的個人問題，這是不恰當的。愛倫堡揭露斯大林，幫助人們走出膜拜斯大林的悲劇，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他從個人角度對斯大林獨裁的思考，就需要斟酌。斯大林的獨裁不只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如果單從執政者品德的角度考察政治，冀望于領袖人物的個人魅力，就容易陷入人治怪圈，最終導致個人崇拜。赫魯曉夫及其后的蘇聯領導人對斯大林等多有批判，但始終缺乏生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從制度層面反思斯大林的錯誤。

1960年代的蘇聯在政治上有很多禁忌，人們也保留了在斯大林時代的思維模式，因此愛倫堡對斯大林的批判有不足也有諸多顧忌，語焉不詳之處甚多。盡管如此，他在回憶錄中的反思仍極具震撼力?！度恕q月·生活》在被譯介到西方國家和中國后，對知識分子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也是了解蘇聯知識界真實面貌的重要參考。

除了史料及思想價值，本書在創作上也有獨特之處。在開篇一章中，愛倫堡就聲明自己不準備有條理地敘述過去，而是要敘述一些個別的人，敘述各個不同的時代，雜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對昔日的見解。各章節的安排也體現了這一創作思路。全書近200個章節，每一章都是圍繞某一特定年代、人物、事件或者見解展開，敘述事件、描繪人物、說明見解。不同于那些自我吹噓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絕少提到愛倫堡的個人生活，特別是情感隱私。它不單單關注某個人、某些人的命運，更關注整個民族、國家和全人類。愛倫堡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這不是回憶錄的重點；他是如何形成這樣的人格？他人格的發展過程又是怎樣？這些問題同樣沒有得到解答。愛倫堡說他對斯大林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但這只是書中很罕見的例子。限于片斷式結構，回憶錄并沒有能對其人格及人格的發展給出展示和解釋，使我們在慶幸沒有看到一部自我吹捧之作的同時，未免感到另外一種遺憾。但我們仍從書中看到了一個正直、有思想的愛倫堡。他關注生活和藝術，反對一切丑惡的事物，特別是戰爭和法西斯式暴政。在戰亂頻仍的年代，在緊張忙碌的與軍政有關的工作中，他仍保留了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在《結語》部分，愛倫堡說：“只用一條腿走路是不能前進的，沒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會變革、任何科學發現都不會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幸福?！痹诮裉炜磥恚@一觀點仍是中的之論。

(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