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1835—1901)，日本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明開化運動的先驅者和啟蒙者之一。

十九世紀開始，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已覬覦東方，準備在遠東奪取殖民地。當時最大目標是老大帝國的中國。日本也在其中。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從十九世紀初期起，就提出購買西方軍備，以強固國防，抵御外國勢力的侵入。1840年英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并使之淪為列強割據的對象。中國的遭遇喚醒了這些有識之士。他們認為，救日本的根本之計，惟有改革，吸收西方新的知識。可是，他們的要求遭到了鎮壓。福澤諭吉就是在這種環境中，于1835年1月10日(日天保5年12月12日)生在當時已成為商業城市的大阪。他的父親百助是中津藩(現大分縣)的下級武士，當時正在中津藩駐大阪的一個機構中任會計。福澤諭吉兩歲時父親去世，隨母親和兄姐回到九州的故鄉。那里接近薩摩，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威脅而產生的感受，比大阪要深刻。

福澤諭吉從大阪回鄉，長大后和一般下級武士家庭的子弟同樣，在當地藩塾中接受儒學教育。尊王攘夷是當時儒學思想的具體表現，他們也要求改革，但首先要維持原體制。這種思想無疑也影響了青年福澤，因此他也想上長崎學習;可是對于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來說，到長崎游學，實在不是件易事，尤其在經濟方面。福澤在他哥哥三之助的多方活動下，以照料當時在長崎學習的家老奧平的兒子為條件，于1854年2月，由奧平資助到了長崎。在那里，福澤學到了語文知識，也懂得了一些炮術的內容;可是由于不堪家老的兒子奧平壹岐的虐待，毅然離開長崎，而想上當時政治中心的江戶(以后的東京);可是到大阪時，被他哥哥留下。不久在長兄的幫助下，進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適適塾)學習，繼續鉆研蘭學。

緒方洪庵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學者、教育家，在日本文明開化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當時他在大阪設立的適塾，除教授蘭學外，著重培養教育學生們的實學思想。在那里學習過的人中間，有不少是以后在日本各地開花結果的新文明種子，福澤諭吉就是其中之一。

在適塾受教育的時間雖不長，但對以后福澤思想的影響卻很大。從這時起，他的思想從儒學轉到西洋的實利主義，后來又從懷疑和敵視“漢方醫”，鄙視中國、朝鮮而主張“脫亞論”，其思想根源，部分就在這里。

1856年他21歲時，由于長兄逝世，不得不回鄉承繼家業;但一個月后，他又向適塾提出繼續求學的要求。

1858年(日安政5年)中津藩命令他到江戶，擔任藩屬蘭學塾(慶應義塾的前身)的教員。他在江戶結交了一批蘭學者，又下決心要學英語。1860年(日萬延元年)福澤得知幕府將派遣一個使團前往美國，交換日美友好條約批準書，他就設法當上軍艦奉行①木村攝津守的從仆得以隨行。

福澤這次出國，時間雖不長，獲益卻匪淺。回國后，幕府命他在主管對西洋交涉事務的外國方中工作，專門翻譯外交文書。1861年(日文久元年)結婚后，又擔任遣歐使團隨員，于12月出國。這次出國有一年之久，能較詳細地考察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

兩次出國，使他有機會親睹，直接吸收一些西歐的先進文明;這樣，更進一步地激發了他的反封建意識，使他下決心從封建秩序中脫身出來。1866年(日慶應2年)秋，福澤毅然放棄佩刀的權利(佩刀是士族的特權，平民不許佩刀)，反對尊攘派等等，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

回國后，福澤致力于介紹西洋文明的工作，從1866—1872年(慶應2年到明治3年)，他撰寫、出版了不少這類書刊，如《西洋事情》、《西洋旅案內(西洋旅行指南)》、《條約十一國記》、《掌中萬國一覽》、《英國議事院談》、《世界國盡》等等，介紹歐洲的政治制度、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闡述自由、法治是文明的主要條件等。他指出當時中國的頑固保守派，在鴉片戰敗后，仍然不顧國家面臨的危機，一昧盲目排外，使國家瀕于垂危;日本的尊攘派，在他心目中也認為同樣是不顧國家安危的頑固派，只知高唱排外，而不問國家的前途。他說：“日本國人而有真正報國之心，則不應喋喋于開鎖之利害，而當謀富強之開國”。他反對當時尊攘派那種不務實際，而唱高調的做法，和他以后講求實利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

1867年(日慶應3年)10月，德以幕府最后一代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歸還給天皇，12月發布王政復古令。由于當時政情的復雜，所以日本的政局反陷入大混亂，次年發生了戊辰戰爭。福澤在這一年的上半年，又隨遣美使團到了美國。在國外，他買了大量有關經濟、法律、史地和物理方面的書籍，準備回國后深入研究歐美社會的構成原理和產生這種文化的基礎。可是他這種行為卻受到了幕府的譴責和處分。這使他加強了擺脫政務，專力于教育、思想方面工作的信念和決心。1868年(日明治元年)8月，他辭去了政府的職務，專心從事慶應義塾的教育;次年，又分余力從事出版，致力于文明開化的啟蒙普及工作。

作為一個教育家，他特別重視人才的培育。早在1862年(文久2年)，他在致島津祐太郎的信中，就一再提及“當今之急務固屬富國強兵，然富國強兵之本，唯在專心培育人才。”他對慶應義塾，付出了極大的心血;除規定塾則，注重紀律外，還在生活健康各方面注意學生的成長，如設立醫務室，提倡運動。在塾中采取不分師生，一律平等的做法，以貫徹他“不培養統治者，也不培育被統治者”的教育目的。他這種教育目的和方法，在明治初期產生了很大影響，所以當時不但慶應的學生人滿，就在日本各地，也紛紛仿效而成立了不少類似的學塾。福澤本人，也在京都、大阪和德島等地設立過分校，并向公私立學校輸送過師資。無怪以后，他在《福翁自傳》中說：“(洋學)由我形成了西洋方式的獨家專賣。”這樣做當然會使毀譽并來，反對他的人就用其姓名的諧音“吹法螺的福澤，說謊話的諭吉”以譏刺。更有因對日本在維新后所采取那種脫離實際的文明開化政策不滿，而歸咎于他說：“文部卿在三田”(三田是慶應義塾所在地)。尤其是1872年《勸學篇》(有譯作《學問之道》的)出版后風行一時，非難責怪之聲也日見增多。

《勸學篇》中，福澤主張人和人之間，應平等和獨立，只有每個人能獨立之后，國家才能獨立。人身的獨立，必須反對以當時卑屈的封建道德觀來學習西洋文明。這種提法，顯然是針對日本在開國以后，一切屈從于歐美的情況而發的，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是當頭棒喝。從中也可以看出，他雖主張文明開化，可是怎樣去達到這目的，卻和當時在朝的想法并不一致。

1875年，福澤又出版了《文明論概略》一書，批判當時日本社會上流行的，只在生活上、風俗上洋化的做法。他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野蠻、半開化和文明三類，日本則列于半開化國家之中。說：“仿效西洋文明為日本今后之急務，然其順序應為： 人心→政法→衣、食、住。”他不但這樣主張，而且還以身作則，例如他的不穿西裝是很有名的。

早在1873年，他就和森有禮、西周、加藤弘之等人組織明大社，以文明開化的啟蒙為己任。這社和次年出版的《明六雜志》，在日本的啟蒙時代起了先驅者作用，發生很大影響。福澤作為一個思想家，在這方面確是具有旗手的作用。

作為一個思想家，福澤的態度是很明確的。他主張從思想入手以改革民心：“兵亂雖治，而人心騷動未止，……宜假此佳機，一掃舊習之惑溺，導以新制，改革民心”。他主張實利，反對空談。1869年，他在致松山棟庵的信中，就曾極力主張：“一身之獨立而有一家之獨立，有一家之獨立，才能使一國獨立，天下獨立。而其能致一身之獨立者，無他，唯先開其智識耳。”他還提出“爭利即爭理”的口號，主張限制漢字，把迂闊繁瑣的文體改為平易簡學而確實的文體，介紹和引進簿記制度，提倡“尚商立國”。他曾在其所辦的《時事新報》中大聲疾呼：“不要妨礙富豪們的進步”，“國家的富強，在于貿易的發達”。這和他早年在《明六雜志》上反對外國人雜居時的論調“旅行者雜居，雖便于商業，但商業之權而操之在彼，則損亡之源也。”是一致的。他這種把日本引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在明治維新以后促使日本加速向資本主義推進過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福澤不僅在思想上提出這些主張，而且還腳踏實地地貫徹到行動中。慶應義塾就是在他這種思想指導下，由他親自經營管理而成了在日本現代培養出實業家最多的學府。

在政治上，福澤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日本明治維新以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他提倡普及民智，人民有參政權，主張設立國會。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福澤這種思想，不能不認為是比較先進的。當然，福澤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啟蒙時期，有他進步的一面，但也有反動的一面。在福澤的思想中，存在著很深的弱肉強食的想法，這表現在以后他所發表的“脫亞論”中。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封建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并逐步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當它的羽毛豐滿之后，武力稍強時就企圖用軍事上的侵略，以增加其資本積累，加速其發展。侵略朝鮮和中國的行動，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產生的。對于這些行動，當時日本有識人士中不乏起而反對的，特別是知識分子;可是作為文明開化啟蒙者之一的福澤諭吉，卻并不如此。在這一系列的侵略事件中，他始終是支持這些非正義行動的強硬論者。

1885年(日明治18年)福澤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有名的‘“脫亞論”。他認為，中國和朝鮮，對日本來說，都是同處亞洲、東方的惡友，應該遠絕。他主張，日本的文明開化，要全部都向西洋學習，像中國和朝鮮那樣不知改進，依然迷戀于古風舊習的國家，必須加以拋棄，以免成為日本的負擔。

甲午戰爭發生以后，他除捐出私財一萬元以充軍費之外，還逐日在他所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鼓勵士氣以支持這次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國戰敗之后，他在致山口廣江的信中說：“現在鄰邦中國和朝鮮，也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誠為畢生愉快之事，實出意外。”他認為中、朝的戰敗，是日本輸出“文明”的機會。因此， 當他聽到臺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軍時， 竟發出這樣的叫嚷：“殲滅一切丑類”，要沒收所有土地，把全島都收為國有領地，建立一個遠東的新興帝國。

福澤諭吉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是有其兩面性的。他崇尚西洋文化，極力主張日本模仿、吸收其優點以加速日本的文明開化;但同時，由于他出生在封建社會，青年時代受到皇國史觀的國粹思想影響很深，加上資產階級思想中的侵略思想也給了他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批判儒家思想，尊攘的國家主義思想的時候，實際上又承受了其中最反動的部分。作為文明開化先驅者的福澤，同時又成為“脫亞論”的倡導者，從外表上看是很矛盾的，實質上其思想根源卻是一貫的。

1901年(日明治34年)2月3日，福澤因腦溢血不治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