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Gladstone，1809—1898)，英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之一，英國自由黨領袖。

格萊斯頓出生在利物浦的一個富商家庭，父親約翰·格萊斯頓在西印度群島經營奴隸貿易，成為利物浦的大富商。約翰·格萊斯頓本是自由主義者，后來加入保守的托利黨，1846年受封為男爵。

格萊斯頓幼時隨從牧師學習，13歲入伊頓公學，17歲進牛津大學，1831年10月21歲時結束學業。在牛津大學，他利用學習之余，參加牛津協會的各種討論會，連續任該會主席和秘書等職，有第一雄辯家之稱。在他參加的許多辯論會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對輝格黨議會改革案的演講。他對這個法案的原則作了三刻鐘“可怕的”抨擊，使聽眾大為震動。由于他對議會改革持明顯的反對態度，得到了托利黨主要當權人之一——紐卡斯爾五世公爵的賞識。1832年12月，他在紐卡斯爾公爵的支持下當選為紐瓦克的議員， 1833年1月參加選舉改革以后的第一屆議會。從此以后，格萊斯頓開始了他的長達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在父親的熏陶下，格萊斯頓早年曾經一度是一名維護土地貴族利益的托利黨人。他反對議會改革，反對輝格黨提出的給予猶太人以議會選舉的選舉權和大學向“非國教徒”開放等自由主義改革，贊同托利黨關于逐步解放奴隸的決議，支持有利于土地貴族的谷物法。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國家與教會的關系》中，竭力維護英國國教在愛爾蘭的統治地位。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先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國內工業資產階級的地位強盛起來，要求政府實行有利于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因此，在執政的托利黨中出現了一批以比爾為首的溫和托利黨人，他們主張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統治的條件下，重視工業資產階級利益，進行若干自由主義改革。1841年，格萊斯頓在比爾內閣任商業副大臣時已是比爾派的一員。這時候，他主要插手修改關稅的準備工作。通過修改關稅，就1，200種納稅商品來說，出口稅取消了，原料和糧食的進口稅降低了。1846年，他和比爾不顧本黨大多數的反對，聯合輝格黨以357票對104票取消了谷物法。他這一行動贏得了自由貿易派的贊揚，卻觸怒了紐卡斯爾公爵，剝奪了他在紐瓦克的議員資格。比爾因宣布愛爾蘭為戒嚴區遭到托利黨的反對而辭職，格萊斯頓也隨之退出政府。

1847年，格萊斯頓當選為牛津大學的議員，但是沒有參加羅素的輝格黨內閣(1846—1852)。他雖然表面上仍是一個托利黨黨員，在思想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訪兩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監獄。在那里，他看到炮彈國王斐迪南二世殘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爭志士的野蠻行為， 認為這一罪行違背了正義與公道，是對歐洲文明的污辱?；貒?，發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國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兩封信》，揭露和斥責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國內博得了好評，人們稱他為“人民的威廉”。

1852年，德貝·迪斯累里托利黨政府提出一個有利于大地主的財政預算方案，引起了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強烈反對，導致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格萊斯頓站在政府的反對派一邊，把迪斯累里的財政預算方案批駁得體無完膚。迪斯累里政府因之倒臺。這一行動清楚地向資產階級激進派表示，他與托利黨的距離越來越遠了。1859年，他決定加入由輝格黨演變而來的自由黨，任帕麥斯頓自由黨政府的財政大臣，正式與托利黨決裂。

在1852—1874年期間，除了幾段很短的時間以外，格萊斯頓一直任政府的財政大臣。這一時期，英國在完成工業革命后成為“世界工廠”，資產階級感覺自身勢力穩固而選擇了自由主義治國方法，經濟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政治上標榜自由主義統治。格萊斯頓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潮流，竭力維護工業資本利益。在托利黨反對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萬難，為資產階級制定自由貿易預算方案，取消保護關稅制度，同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使英國資產階級能夠以實力雄厚的工業成功地擊敗了整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奪取了世界工業霸權。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萊斯頓是自己利益最強有力的表達者。1867年，自由黨領袖羅素伯爵聲明退出政治舞臺，他在一片歡呼聲中被公認為該黨的領袖。

1868—1874年，格萊斯頓第一次領導自由黨組織政府，進行了各項改革。針對英國的一切學校控制在教會手中和大部分學齡兒童得不到任何識字教育的情況，他在1870年實行國民教育改革，舉辦政府資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學校，為支持工業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實行文官考試制度，建立一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節約開支的廉價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資金用來發展經濟。1871—1872年，他又通過陸軍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創設監督地方自治機關活動的內政部等措施來加強軍事官僚機器，使英國在建立歐洲大陸型的集權官僚制道路上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格萊斯頓在首任內閣中，通過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了自十九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上層建筑的改造，使之成為資產階級統治人民的得心應手的工具。這一時期，正是他統治的黃金時代，為此，英國政府被歐洲各國統治者奉為典范。為了拉攏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的上層，他在1871年頒布職工會合法化的法令，1872年實行不記名投票選舉。但是，1871年頒布禁止工人在罷工時設置糾察隊的法令后，很多罷工的領導者被捕，甚至有7個婦女，因為看到罷工破壞者的時候，用手指指了他們一下，喊了一聲“啊!”就被資產階級司法機關判處徒刑。這些事件大大損害了格萊斯頓政府在工人中的聲譽。

1874年大選中，自由黨政府在國內的威望下降到最低點，“人民的威廉”在人們的心目中已一錢不值了。原來支持他的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在歐洲嚴重的經濟危機襲擊下，要求加強殖民掠奪。迪斯累里根據資產階級這一需要，提出“帝國主義”口號，把托利黨改造成為能夠滿足貴族地主、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擴張野心的保守黨。因此，格萊斯頓在這次選舉中被迪斯累里的保守黨擊敗了。

1876年4月，在巴爾干發生了保加利亞反抗土耳其統治者的民族起義。土耳其政府使用極其殘暴的手段鎮壓起義，遭到全歐洲民主人士的譴責。但是，迪斯累里保守黨政府卻千方百計地掩蓋其罪行。格萊斯頓認為這是他反對政府的好機會，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熱心保護人，利用群眾大會、示威游行或國會演說等一切機會，指責土耳其統治者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動政策，因而獲得了“巴爾干斯拉夫之友”的聲譽。

1876年以后，迪斯累里政府因為發動殖民戰爭而出現財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稅，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這又給格萊斯頓以可乘之機。1880年大選中，他作為中羅狄安候選人，旅游全國各地，到處演說，反對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騙取了人們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國民主主義的首領。大選將要來臨的前夕，他向選民提出“你贊助還是譴責迪斯累里的國外政策”這樣一個蠱惑性的問題，使自由黨在競選中贏得了不少選票。由于格萊斯頓把自己裝扮成反對迪斯累里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選結果，自由黨以壓倒多數戰勝了保守黨，他再度組織政府。

格萊斯頓就職后，全部繼承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他宣布阿富汗為英國保護國;在南非進行英布戰爭。英國軍隊在馬朱巴山被布爾人擊潰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認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他占領埃及，繼而南進侵占蘇丹，并派遣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戈登，組織遠征軍去鎮壓蘇丹的解放起義。結果，遠征軍在喀土穆遭到慘敗，戈登被擊斃。格萊斯頓對外侵略的失敗，被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資產階級看作是英格蘭的奇恥大辱，譏諷他是“一個坐在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蘭人’”，格萊斯頓二任內閣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樣赫赫有功，他在資產階級心目中的“偉大”形象日益消失了。

格萊斯頓在1868年組閣時曾說：“我的任務是綏靖愛爾蘭”。此后，他把解決愛爾蘭問題越來越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因而被資產階級史學家說成是一個為愛爾蘭而犧牲自己一切的“愛爾蘭之友”。事實恰恰相反，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所實行的政策，正好暴露出他是一個巧于辭令的資產階級政客，慣于玩弄兩面手法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偽善者。

在1868年大選期間，為了爭取選票，格萊斯頓曾為愛爾蘭的芬尼亞社社員①起義進行辯護，批評保守黨鎮壓愛爾蘭人的政策，并向選民保證要解決愛爾蘭問題。他上臺以后，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愛爾蘭廣泛展開了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運動，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愛爾蘭的革命者。格萊斯頓蠻橫地拒絕了愛爾蘭人對大赦的要求，充分暴露了他“假善人”的面貌。在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方面，他和迪斯累里的保守黨是一丘之貉。

七十年代末，愛爾蘭又掀起了新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浪潮，舊日因參加芬尼亞社而被捕的達維特，從流放地回到愛爾蘭，組織“土地同盟”，發動農民進行抵制斗爭。與此同時，以帕涅爾為首的愛爾蘭自治黨也展開溫和的自治運動。面對愛爾蘭的解放運動，格萊斯頓實行軟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頒布高壓法，逮捕帕涅爾和達維特等1，000多名“土地同盟”盟員;另一方面頒布“土地條例”，緩和農民的對抗情緒。后來又與獄中的帕涅爾談判，以制止農民的“恐怖行為”為條件，釋放了帕涅爾和“土地同盟”的領袖。當愛爾蘭小資產階級恐怖分子刺殺愛爾蘭事務大臣卡溫狄士及其助手波爾克時，他就利用這次恐怖行為，頒布為期三年的“防止罪行法”，大批逮捕愛爾蘭人，以達到他鎮壓“土地同盟”運動的目的。格萊斯頓在二任內閣中對愛爾蘭采取的這種時而鎮壓時而安撫的政策，不僅沒有平息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反而導致了自己的垮臺。1885年6月，在英國議會里討論預算問題時，帕涅爾和愛爾蘭議員們聯合保守黨一起投票，推翻了格萊斯頓第二屆政府。

帕涅爾的行動使格萊斯頓看到，愛爾蘭自治黨在議會中是一支能夠推翻任何一個政府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只有允許愛爾蘭享有有限的自治權，才能保持大不列顛帝國對它的統治，并以自治法案作為與保守黨進行政治斗爭的手段。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致力于爭取實現愛爾蘭自治法案的斗爭。1886年，格萊斯頓第三次組閣，于4月8日提出第一個自治法案。根據這個法案，愛爾蘭可以有自己的議會和內閣。但是，外交、軍事、關稅仍掌握在不列顛內閣手中。法案提出后，他在下院發表了極為動聽的演說，呼吁各方同意這一法案。不料遭到自由黨內部以約瑟夫·張伯倫為首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自由黨合并派的反對。1886年6月，他們和保守黨一致投票反對自治法案，格萊斯頓政權只維持了幾個月就倒臺了。

1892年，83歲的格萊斯頓第四次組織政府，于1893年2月13日提出第二個自治法案。從當時下院的力量對比來看，自治法案是很難被通過的。由于他力排眾議，經過長時期辯論后，法案于9月1日以301票對267票的微弱多數通過。當這個難產兒被送交上院時，上院的議員經過四天的辯論，以419票對41票的懸殊票數予以否決。

這時，格萊斯頓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壇上已經日暮途窮，再也沒有能力控制議會了。他的體力日衰，視聽日差，健康狀況也不允許他東山再起。1894年3月1日，他在下院作了最后一次演說，就向女王呈遞辭職書，退出了政治舞臺。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英國資產階級在喪失工業壟斷地位和國內壟斷組織不斷出現的情況下，越來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顛帝國存在的生命線。他們害怕愛爾蘭自治將會在別的殖民地中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英帝國的瓦解。資產階級堅決反對自治方案。因此，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遭到失敗是必然的。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曾不止一次地說：“我以我所經過的半個世紀為滿意”。“我并不羨慕我的繼任者”。最后，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終究不能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抱著終身的遺憾，于1898年5月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