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卡德爾(Edvard Kardelj，1910—1979)，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杰出的領導人。

1910年1月27日，卡德爾誕生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首府盧布爾雅那市一個裁縫家庭。青年時在當地一所師范學校求學，畢業(yè)后成為一名教員。

1926年，卡德爾參加南斯拉夫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1929年擔任斯洛文尼亞共青團地委書記。1930年2月，因叛徒出賣，卡德爾在盧布爾雅那市被捕。他在獄中堅貞不屈，保護了同志和黨的組織。反動當局將他從盧布爾雅那押送到貝爾格萊德， 9月，被國家保衛(wèi)法庭判處苦役兩年。出獄后，他在斯洛文尼亞地區(qū)從事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1934年9月，卡德爾出席斯洛文尼亞地區(qū)共產黨代表大會。在白色恐怖下，30名代表秘密聚集在斯洛文尼亞地區(qū)主教的消夏別墅開了兩天兩夜的會議。卡德爾作了關于黨的工作的長篇發(fā)言，分析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錯誤。在這次會上，卡德爾首次與鐵托見面。當時，鐵托正在物色能夠信任和與之共事的人，經過幾次交談，鐵托認定，沉靜好學和有幾分教師氣質的卡德爾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從此以后，卡德爾一直是鐵托的親密合作者。他們始終互相諒解和滿懷信任。

1934年11月，卡德爾受黨的委派去蘇聯學習。他踏上蘇聯國土，就強烈地意識到，這是第一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他為之奮斗的也正是要在南斯拉夫建立這樣的國家。他在莫斯科列寧主義學校學習了六個月，畢業(yè)后在蘇聯西方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任教。他講授過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共產國際史和南斯拉夫工人運動史。他還在共產國際擔任工作。在莫斯科期間，他與鐵托經常往來，商討南共黨內的問題。

1937年春，根據鐵托的建議，卡德爾回到國內，在斯洛文尼亞地區(qū)建立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同年，他當選南共中央委員。1938年初，剛被任命為南共臨時總書記的鐵托受命回國，對黨中央委員會進行改組，卡德爾積極支持鐵托主持的改組工作，當選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1年4月，德國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南共中央在薩格勒布召開會議，討論了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武裝起義問題，決定建立廣泛的民族解放陣線。會上，卡德爾做了關于斯洛文尼亞地區(qū)黨的工作的報告。不久，他當選為斯洛文尼亞地區(qū)民族解放陣線執(zhí)委會副主席。為了領導武裝起義，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擊司令部，卡德爾成為司令部成員之一。南斯拉夫人民響應南共中央7月4日號召，舉行全國武裝起義，卡德爾親自組織和領導了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人民的武裝起義，使斯洛文尼亞地區(qū)的鐵路運輸完全中斷。

在戰(zhàn)爭年代，卡德爾始終和鐵托并肩戰(zhàn)斗，領導南斯拉夫人民進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為了迎接反法西斯斗爭的更大勝利，1943年11月29日，在亞伊策召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人民解放委員會被確立為南斯拉夫臨時政府。鐵托當選人民解放委員會主席，卡德爾被選為第一副主席。他和鐵托在怪石嶙峋的維斯島上，安排了一個綠蔭如蓋的工作場所。他協助鐵托在南共中央和各共和國中央之間保持聯系，從事總的政治工作，處理外交方面的事務，特別是爭取各大國承認人民解放委員會為南斯拉夫的正式政府。

戰(zhàn)后，卡德爾作為南斯拉夫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直擔負著重要工作。他曾先后擔任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副主席(1945—1953)，兼任外交部長，立法和人民政權建設委員會主席(1950—1953);聯邦執(zhí)行委員會副主席(1953—1963);新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961—1963);聯邦議會主席(1963—1967);聯邦主席團執(zhí)行委員(1969—1972)，以及聯邦主席團委員(1974年以后)。與此同時，他在黨內曾任南共聯盟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952—1966);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1966—1969)等職。

卡德爾為維護南斯拉夫的獨立和主權，為發(fā)展各國工人黨、共產黨之間的民主平等關系，為不結盟運動的興起和發(fā)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前夕，鐵托讓卡德爾去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在會晤中，他感到斯大林對南斯拉夫人民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作用估計不足。在涉及南斯拉夫革命的問題上，卡德爾代表南共中央堅持了獨立自主的立場。

從1945年起，南共黨和政府多次任命卡德爾擔任代表團團長，參加國際會議，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善后事宜，簽訂對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奧地利等國的和約。卡德爾參加了1945年的倫敦會議，1946年的巴黎會議，1947年的莫斯科會議和巴黎和會。

在巴黎和會期間，希臘代表團團長卡爾達里斯向卡德爾建議，由南斯拉夫和希臘共同瓜分阿爾巴尼亞，并表示分給南斯拉夫的領土可以多于希臘。卡德爾嚴肅地拒絕說，我們是來參加和會，不是來做交易的;我們要求的只是本來就屬于我們的東西，我們支持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反對瓜分阿爾巴尼亞的任何企圖。

1947年4月，卡德爾率領南斯拉夫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談南蘇經濟、貿易和合作問題，以及國際關系特別是巴爾干各國的關系問題。

同年9月，卡德爾與吉拉斯代表南共參加在波蘭舉行的建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會議。卡德爾在會上作了報告，闡明南共中央的觀點和立場，他對蘇聯在二戰(zhàn)期間給予南斯拉夫的援助表示感謝;同時明確表示，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同意建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種中心，主張各黨在奉行各自的內外政策時不應受到約束和干涉。會議決定成立情報局，其宗旨在于“交流經驗，必要時，在一致同意的基礎上協調各國共產黨的活動”;并決定將情報局總部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1948年，蘇南關系開始惡化。2月8日至10日，卡德爾率南共代表團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討論兩黨、兩國關系。卡德爾頂住了蘇聯的壓力。當蘇聯提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應該建立聯邦時，卡德爾明確表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是具有不同歷史的兩個國家。南斯拉夫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即使它的各族人民同意與保加利亞建立聯邦，也只能是七個平等成員的聯邦，而不是兩個國家的聯邦。卡德爾的表態(tài)，事后得到鐵托和南共政治局的贊許。

當年3月—5月間，聯共(布)中央三次致函南共中央，指責南共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軌道。在討論蘇南關系的南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卡德爾支持鐵托堅持的獨立自主原則。他針對蘇聯指責南斯拉夫共產黨犯了錯誤，指出：“南斯拉夫是在大戰(zhàn)中以自己的軍隊差不多解放了自己全部領土的國家。……讓我們看看戰(zhàn)后三年我們所完成的事業(yè)……我們已經證明，我們黨能夠指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將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它的字句。”鐵托和他代表南共中央聯名簽署了答復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信中列舉了蘇南分歧的事實;指出南斯拉夫領導人“一直不惜困苦和犧牲，不斷在南斯拉夫人民群眾中傳播關于蘇聯的真理，培植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愛戴”;建議蘇聯派代表團訪南了解實情，解除“對南共的誣告”，以期兩黨、兩國達到真誠的和解。

在蘇南關系破裂后，卡德爾說，他經歷了一場內心痛苦的危機。

1948年6月28日，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會議，在南共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情況》的決議，譴責“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執(zhí)行著一條脫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6月29日，南共中央召開全會通過決議，拒絕情報局的指責。在這次中央全會上，卡德爾繼續(xù)被選入黨的中央領導機構。

1949年春，卡德爾與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到斯普利特去探望鐵托，建議把“工人自治”定為社會制度，修改黨章，將黨的名稱改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根據這一建議，南共于1952年11月2日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關于南共聯盟的任務和作用》的決議，決定把南斯拉夫共產黨改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并宣布“共產主義者聯盟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經濟、國家和社會生活的直接實際領導者和管理者，它應該依靠其政治和思想的積極性，在一切團體、機關和機構中首先采用說服的辦法，力求自己的路線和立場或個別盟員的立場被接受。”

1955年5月，赫魯曉夫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卡德爾陪同鐵托與蘇聯代表團進行會談，參加了會談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強調“和平共處”和“雙方不以任何理由(意識形態(tài)、政治或經濟的理由)干涉內政”是兩國關系的指導原則。

1957年11月，卡德爾率領南共聯盟中央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的慶祝集會上講話，強調要“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十月革命的經驗”。他還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同赫魯曉夫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草擬《莫斯科宣言》時，卡德爾不同意“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等提法，他代表南共聯盟拒絕在《宣言》上簽字。在這次會議上，卡德爾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毛澤東進行會晤，就蘇南關系，對斯大林的評價，世界局勢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1973年，卡德爾赴阿爾及利亞出席不結盟國家會議，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1979年，卡德爾出訪美國。

卡德爾作為南共著名的理論家，曾主持制定南斯拉夫憲法和各個時期的法令，起草南共聯盟的綱領。他寫了大量的理論著作，主要有：《斯洛文尼亞民族問題的由來》(1939年)、《南斯拉夫道路》(1946年)、《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問題》(1954—1974年，九卷)、《我國農村社會主義政策》(1959年)、《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十字路口》(1969年)、《憲法修改的基本道路和方向》(1973年)、《公有制在當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1972年)、《不結盟運動的歷史根源》(1975年)、《社會主義自治的政治制度的發(fā)展》(1977年)。這些著作為南共聯盟的內外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其中心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思想。

第一，關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黨的性質和無產階級專政。

卡德爾指出，南斯拉夫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和階級，存在著革命陣線和反革命陣線。反革命陣線雖然十分脆弱，但絕不能忽視，它們企圖利用南斯拉夫社會的每一個困難而登上政治舞臺，并有國外的支持者。南斯拉夫仍然處于同國內敵人進行斗爭的革命過程中。

他認為，南共聯盟是工人階級和各族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在革命和建設中起思想政治上的引導作用，對南斯拉夫社會的發(fā)展負有根本責任。它必須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贏得廣大勞動群眾自下而上的支持，實現其政策所確定的目標。它必須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干部，同勞動人民保持密切聯系。

他還認為，南斯拉夫政權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采取強制性的政治形式，也可以采取最民主的形式，這取決于國內外的主客觀條件和社會的穩(wěn)定程度。南斯拉夫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采用自治和民主的代表團制形式，來實現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長遠目標。

第二，關于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

卡德爾認為，不能靜止地、超越時間和空間去評價公有制的不同形式的社會歷史作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期，實行國有制是必要的。如果把國有制宣布為一成不變的信條，就會造成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脫離的某種形式的再生條件。南斯拉夫實行的社會所有制是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一種公有制形式，是國有制的進一步發(fā)展，這是社會主義自治在所有制方面的體現。社會主義自治原則在政治上則表現為代表團制。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聯合勞動組織之間，工業(yè)系統之間，各部門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和矛盾，這是自治利益的多元主義。這些矛盾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關系基礎上的，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用民主的方法來協調解決。

他說，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后，國家機器強化的傾向，政治制度官僚化的危險，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最大障礙。工人官僚同工人階級的沖突具有階級沖突的性質，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民主通過廣泛的自治民主形式表現出來，即通過聯合勞動組織使工人直接支配自己的勞動條件和成果，通過各級代表制度使工人更廣泛地參加對社會各方面事務的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機關正變?yōu)樽灾紊鐣墓卜諜C構。國家職能的社會化為它的消亡創(chuàng)造條件。同時，國家還不能放棄其強制作用，必須通過立法，對被消滅階級的殘余和反社會主義、反自治的勢力采取強制性手段，限制他們的自由。

他認為，南斯拉夫實行自治制度還是一個摸索過程，自治的發(fā)展和實現，需要進行整整一個時代的戰(zhàn)斗和努力。

第三，關于不結盟運動。

卡德爾認為，不結盟運動是當代人類社會發(fā)展趨勢的一種表現，是戰(zhàn)后國際關系發(fā)展的結果之一。不結盟運動要求改變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關系，使之民主化。

國際集團的劃分加劇了世界局勢的緊張和不安，威脅著各國人民的獨立和安全。不結盟國家反對以集團劃分世界，反對迫使它們加入某一集團。不結盟運動是爭取政治和經濟獨立，爭取各國人民自由和平等，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和強權政治的偉大而統一的力量。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產生任何類型的政治和經濟霸權的條件，不結盟運動就不可能失去對進步人類所具有的意義。

卡德爾強調指出，南斯拉夫參加不結盟運動不是某種暫時的政治需要和策略，而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方針和民主政策在國際運動中的體現。

1979年2月10日，卡德爾因患癌癥，在盧布爾雅那市與世長辭。鐵托稱他是“一個徹底的共產黨人，不倦的革命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