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詩與“興寄”

一、杜牧的“興寄”詩學主張

中唐以來，以奇險怪崛著稱的“韓孟詩派”詩風漸漸偏離思想內容性，而淪為一味追求詩歌形式的文字游戲；另外，在“元白”詩人的現實主義詩論倡導下，詩歌表現越來越直露，毫無詩意可言。在這兩種思潮的影響下，中唐詩的“比興寄托”走向了社會現實價值與審美價值兩個極端，一端片面強調詩歌的思想性，將“興寄”完全等同于“諷喻美刺”的稽政功能；一端則過分重視煉詞造句、玩味文字，傷害了“興寄”詩歌的現實價值。這樣的詩歌創作的現實逐漸背離了“興寄”詩歌理論的本質特征和含義。在經歷了過于追求形式美和片面強調詩歌現實價值的詩風嬗變之后，唐詩“興寄”又重新回歸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思想與藝術相結合的道路上來。清代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杜牧是晚唐代表詩人之一，其文學主張主要體現為：第一，“以意為主，以辭為輔”，強調詩歌的思想內容性。

杜牧在《答莊充書》中指出：

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茍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闔闔，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

文中以古老的文學命題為切入口，論述了詩歌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提出“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的文學思想。所謂“以意為主”，指作文之前應首先立意，“意在筆先”，劉勰《文心雕龍（卷七）·情采》：“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又如，南北朝時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詩人的情志作為統領全文的主旨思想，強調詩歌有所寄托的思想內容性。“氣為輔”，此處所指的“氣”乃指“氣骨”，即貫穿于詩歌中的一種精神氣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提出“文以氣為主”之說，指的是文章的個人風格與作者的氣質間的聯系。杜牧借用了曹丕的“文氣”概念，融合了韓愈“氣盛言宜”說法，補充和發展了“文氣”說。詩歌必須主題先行，并且其思想內容還要具有健康積極向上的精神內涵。“辭彩章句”，則是指詩歌的語言形式結構。以上四者揭示了詩歌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系，即以“意”為統領，“氣”為輔佐，“辭章”為兵衛，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杜牧的“以意為主”論，反映了“興寄”理論中重視詩歌思想現實價值的方面。杜牧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其詩歌中往往多有偏重反映社會現實的內容。他在《上知己文章啟》中談道：他所寫的文章如《燕將錄》《罪言》《與劉司徒書》《阿房宮賦》等，都是針對國家的一些重大問題有感而發，具有“諷喻美刺”、針砭時弊的稽政作用。另外，他并沒有排斥以“辭彩章句”的“兵衛”功能，而是主張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意”勝則“辭彩”能華赫、“章句”能莊整。最后以“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作結語，一方面肯定詩歌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暗示“辭”不能達“意”，詩歌“言外有意”的審美價值。

第二，不偏不倚、溫柔敦厚的詩歌美學觀照下，主張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

杜牧在《獻詩啟》中這樣敘述了自己詩歌創作的理論主張：

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紙，多自焚之。

“奇麗”指的韓孟詩人“奇崛險怪”的詩風，而“習俗”則是指“元白” “尚俗務盡”的詩風，詩人對這兩種詩風都持否定態度。杜牧所要追求的是“不今不古”，既不囿于時尚也不因襲古人，力求在“今”與“古”之間求新求變。這里所說的“今”，指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崇尚通俗直露的詩歌傾向；“古”，則指以韓愈、孟郊為首，以復古為旗幟，求古奧奇崛的詩歌特征。“處于中間”，取兩者之長處，即不偏不倚、溫柔敦厚的中庸思想，在這樣的美學思想觀照下，提倡詩歌思想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

杜牧《李長吉歌詩敘》云：

云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措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哆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怯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辛卜梁庚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

文中杜牧對李賀“奇詭幽深”的多樣化風格表示了深深的贊賞，特別是李賀詩歌奇特的想象、瑰麗的文辭中蘊含的騷人的怨刺哀傷，但同時也指出了李賀詩歌“理少辭過”的缺點，“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所謂“理”指的是詩歌的思想內容，李賀詩歌雖然繼承了《楚辭》的傳統，但在“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方面，李賀詩卻不及《楚辭》。這是因為李賀詩歌過分講求“比興”手法，比喻、擬人、聯想、想象、意象象征曲折委婉，使得詩歌的思想內容淹沒在了浮華的辭藻藝術修辭之中。這里所說的“理”與“辭”的關系，即是指詩歌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系，杜牧強調兩者統一，要求在“理”的主導下做到“理”和“辭”的完美結合。這一觀點正與《答莊充書》中所說的“文以意為主”，“意”和“辭”相和的論述相一致。另外，杜牧又肯定了李賀詩歌高超的藝術價值，他說：“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李賀詩歌修辭藝術有超過《楚辭》之處，只可惜其英年早逝，如果李賀詩能夠注重其思想性的話，其成就可以超越《楚辭》。

二、杜牧詩歌風格與“興寄”

關于杜牧詩歌的風格有“豪邁”“剛健”“爽朗”“俊逸”等特征，歷代以來多有論述，以明代胡應麟“俊爽若牧之”（《詩歌》），清代劉熙載“杜樊川詩雄姿英發”（《藝概》卷二），何焯“牧之豪健跌宕”（《義門讀書記》）的影響最大。本節拈取“豪健跌宕”為其詩風特征，聯系“興寄”理論，探討“興寄”在詩人詩風形成中的相互關系。“豪健”即為“豪邁”“剛健”，與陳子昂提出“風骨”“興寄”并舉中的魏晉“風骨”一脈相承，提倡詩歌的主體精神價值體現，詩歌中往往寄托詩人積極健康、豁達開放的思想感情。“豪健”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層次心理原因，杜牧出身關中世族門閥，遠祖可以追溯到西晉大將杜預。京兆杜氏在唐代出了10位宰相，杜牧的祖父杜佑就是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出身顯赫使杜牧一生都處于統治階級的上流士族階層，與寒士出生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等人的心理特征完全不同。如果說李白的“豪放飄逸”來源于天才的自信，那么杜牧的“豪邁剛健”就來源于身世優越感，是與生俱來的自信。因為受家族世系儒學正統觀念的影響，杜牧詩“豪健”中所蘊含的氣質更為沉厚，常常顯得勁氣內斂、收放自如、冷峻客觀，但缺乏李白詩中沖破世俗牽絆一瀉千里的氣勢，而更符合“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即便是表現沉重的歷史題材和深刻的現實問題寄托之作中，也往往呈現出大氣、開放、包容等特征，在晚唐整個趨向于頹靡隱忍的詩歌風氣中獨樹一幟。再來說說“跌宕”，“跌宕”既可以指詩歌寄托情感之上下起伏變化，也可以指“比興”藝術手法的曲折迂回。要弄清楚“跌宕”的風格與“興寄”內容和手法的關系，我們還要從杜牧詩歌的淵源上進行梳理。

淵源之一：屈原騷人之“怨刺”，杜甫之“沉郁”。杜牧雖出身上流階層，身為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但其一生的際遇也頗為坎坷，徒有報國之志，卻在十幾年的幕僚生活中郁郁而終。這樣的身世與文學史上的諸多人物的命運相似，如屈原。杜牧詩《題武關》中借古喻今，對楚懷王寵信鄭袖，不顧屈原勸告，終于導致國破身亡給予了強烈的諷刺，同時對于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詩人對屈原不僅僅是身世命運的認同，更是詩歌創作觀念的接受。杜牧《李賀集序》：“《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詩人繼承了屈原有感時事，幽憤而發的文學思想，在詩歌中往往寄托“諷喻美刺”的思想內容，希望實現有補政治的社會價值。由于懷才不遇，理想、現實的矛盾，杜牧詩歌中往往表現出“跌宕”的情感起伏變化，這與老杜詩中所具有的“沉郁”特征頗為相似，杜牧本人也努力學習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雪晴訪趙瑕街西所居三韻》云：“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少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杜牧認為李、杜二人都是深得“風騷”之旨的文學巨匠（這里的“風騷”主要還是從偏重詩歌的“諷喻美刺”的思想性考慮）。歷代批評也注意到了杜牧學習杜甫，強調詩歌現實的價值性。薛雪《一瓢詩話》說：“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墻，豈特人稱小杜而已哉？”考察一下杜牧自己的詩歌，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如《感懷詩》《郡齋獨酌》等，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深刻思想內容，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由于詩人長期處于統治階級上層，認識上有一定局限性，品行練達、世故、寬宏，缺乏老杜對社會嚴峻現實、個人痛苦遭際的洞燭至微。因此，詩人的“興寄”詩作雖然有一定現實主義價值，并呈現了“跌宕”之風，但是內容上常有淺嘗輒止之嫌，也難有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蕩氣回腸。此外，杜牧還受“韓孟詩派”的影響，韓孟詩人繼承了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態度，主張“不平則鳴”與“筆補造化”，即也體現對詩歌內容及形式高度統一的要求。詩歌內容上，以抒寫個人的遭遇來揭示社會的弊端，間接反映現實。杜牧在詩歌中也常常表現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困頓交織，寄托自己懷才不遇、遠大政治抱負難以實現的內容，從自身不濟的命運出發觀照殘酷的現實社會，思想感情也表現得“跌宕”激烈。

淵源之二：韓愈、李賀富于變化的創造性藝術思維，迂回曲折的藝術手法。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中，杜牧指導小侄阿宜讀書時，明確指出要向屈原學習，“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所謂“屈、宋艷”主要是針對詩歌的藝術性而言，由于屈原、宋玉好用“美人香草”喻，注重辭藻修飾，所以使得詩歌呈現顯出奇麗色彩，這也符合杜牧注重詩歌內容思想與詩歌形式相統一的文學基本思想。在藝術表現上，杜牧著重推崇韓愈、李賀等韓孟詩人的“筆補造化”的藝術手法。其在《讀韓杜集》中說：“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杜牧認為杜詩韓文有如鳳嘴麟角合煮而成的膠，奇妙無比。《李長吉歌集序》中反復對李賀修辭藝術的肯定，都說明了杜牧本人是十分重視詩歌的藝術性的。詩歌藝術形式上，善用多種比喻、擬人、聯想、想象、意象象征等“比興”藝術手法。

杜牧雖然在審美上排斥“奇詭”“險怪”之美，但是卻接受了其追求詩歌藝術性的文學思想。李賀說“筆補造化天無功”（《高軒過》）；孟郊說“形拘在風塵”“心放出天地”（《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韓愈說“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詠雪贈張籍》），“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答孟郊》），“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斷”（《酬司門盧四兄云夫院長望秋作》）。“興寄”詩歌創作遵循“比興”藝術思維，自韓孟詩人提出“筆補造化”，發展了以“物感”說為基礎的藝術思維方式。此時的“比興”思維，除了強調外在物象對詩歌創作動機的激發之外，更強調詩人自身的主觀創造性思維。即通過詩人的聯想、想象，對客觀物象進行主觀裁奪。孟郊在《贈鄭夫子魴》中說：“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茍非圣賢心，孰與造化該？”韓孟詩人將“比興”思維從簡單的“物感”說發展為更成熟的思維方式，大大地提升了“興寄”詩歌的藝術價值。司空圖評韓詩云：“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于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后序》）杜牧在汲取了韓孟詩人主觀創造性藝術思維的經驗、成果之后，更多地追求“比興”藝術手法表現，從而使詩歌呈現豐富奇妙、曲折迂回、跌宕起伏的變化。以詩人的女性題材詩歌《杜秋娘》《贈別二首》和游歷風景題材詩歌《寄揚州韓綽判官》為例，分析詩人如何運用“比興”手法以寄托深刻的主題思想內容，如何用聯想、想象、意象象征，以達到情景交融、含詠不雋的審美效果。

“文章憎命達”，黑暗丑惡的社會現實與士人理想抱負之間的矛盾，總是折磨著他們的靈魂，詩人的內心仕進或隱退的思想時時進行著交鋒。他們中有的或許高蹈遁世，有的或許堅守理想。杜牧的內心沖突則較前二者更為激烈，隨著官職的不斷升遷，詩人常感到有實現宏偉抱負的可能，而政治斗爭的盤根錯節，又使他時時碰壁。他既不能忘情于世，又感到回天無力，“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有時將才情、志向寄寓閨怨、宮怨、思婦詩中，用一種柔性曲折委婉的語調表現內心百轉愁腸之心境，如《豐陵宮人》《宮人冢》《秋夕》《宮詞二首》《洛中二首》《出宮人二首》《張好好詩》等，均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寂寞無奈的坎坷命運，寄寓詩人自身政治際遇沉浮不定的感嘆。如《杜秋娘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后庭千雙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杖，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后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發綠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棱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發已如絲。卻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系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后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尸。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卻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

此詩是杜牧創作的最長詩篇，詩中敘述了杜秋娘一生的經歷。杜秋娘從天真活潑的金陵少女，到藩鎮節度使的寵妾，歷經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的宮廷生活，最終成為窮困潦倒的老嫗流落宮外。詩歌先由杜秋娘聯想到歷史上與其命運相似的女性——夏姬、西子、蕭后；接著引出壯志難酬、命運坎坷的士林男子——孔孟、李斯、蘇武等人，進而發出世事滄桑、人生無常的慨嘆；最后將傷感、迷惘歸結到自身，點明詩歌寄托的主題，又顯見個人命運身世之悲。如清賀貽孫《詩筏》云：“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長篇，當時膾炙人口……余謂牧之自有佳處，此詩借秋娘以嘆貴賤盛衰之倚伏，雖亦感慨淋漓，然終嫌其語意太盡。層層引喻，層層議論，仍是作《阿房宮賦》本色，遂使漢、魏渾涵之意，漸至撕滅。是亦五言古之一變，有知者不以余言為河漢也。”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也說：“昔人多稱其《杜秋詩》，今觀之，真如暴漲奔川，略少停亂澄澈。如敘秋入宮，漳王自少及壯，以至得罪廢削，如‘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語亦可觀。但至‘我昨金陵過，聞之為覷秋’，詩意已足，后卻引夏姬、西子、薄后、唐兒、呂、管、孔、孟，滔滔不絕，如此作詩，十紙難竟。至后‘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所為雅人深致安在？此詩不敢攀《琵琶行》之踵。或曰以備詩史，不可從篇章論，則前半吾無敢言，后終不能不病其衍。”詩歌借杜秋娘與憲宗的“君妃之恩”影射士大夫與帝王之間“君臣遇合”；以杜秋娘前榮后衰的鮮明對比，感嘆世人命運變幻莫測，寄托身世之悲；對杜秋娘封建社會婦女的命運深表同情，同時深挖杜秋娘不幸遭遇的根源——藩鎮起落、宦官謀政，表現出對腐敗政治的深刻揭露與強烈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構思的視野，深化了主題。還有《寄揚州韓綽判官》《山行》兩首，詩人借用“比興”、聯想、想象、意象象征以達到情景交融的審美意境，體現詩歌“興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價值。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二十四橋，是唐代揚州城內橋梁的總稱，所謂“二十四橋”因二十四位美人在此吹簫的傳說而得名。這幅用回憶想象織成的月明橋上教吹簫的圖景，傳出悠然神往的意境。不僅透露了詩人對揚州繁華景象令風流才子醉心不已的生活的懷戀，而且借此寄托了對往日舊游之地的思念，重溫了彼此同游的情誼；既含蓄地表現了對友人的善意調侃，又對友人現在的處境表示了無限欽慕。杜牧詩歌的意象象征與其詩風“豪健跌宕”相輔相成，他的文學思想強調經世致用，主張有為而作，詩歌往往針砭時弊，反映社會現實，表達愛國熱忱，情緒高昂、積極進取，具有很高的現實主義價值。同時，詩人也注重藝術手法表現，在詩人的詩作中頻繁使用紅色意象，借以寄托詩人豪邁、健康濟世補天的理想追求。據初步統計，在詩人的詩作中“紅”字出現過71次，有12處寫到了紅葉。最著名的千古絕唱要數《山行》一詩：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這本來是一篇游歷風景的山水之作，但是卻寄托深遠，意蘊豐富。詩人乘車在曲折的山路行走，看到遠處的寒山、高處的白云，更被在“寒山”“白云”映襯下的紅色楓葉所吸引，停住腳步靜心觀賞。正值深秋季節，萬物都開始凋瑟，唯獨紅色的楓葉還在生機勃勃，沒有衰退反而更加興盛。楓葉堅韌不拔的意志和頑強的生命力感染了詩人，詩人在現實中常常理想抱負遭遇挫折，然而透過這不畏嚴寒、霜凍的紅葉，詩人看到的是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理想人格形象。

三、詠史詩中的“比興寄托”

杜牧出身關中世家，儒學家學淵源使杜牧內懷經世之志，外騁豪宕之才。明胡震亨引《唐詩談叢》之語：“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略。”（《唐音癸箋》）杜牧不僅僅是詩人、文學家、政治家，也是軍事家，寫有《戰論》《守論》《燕將錄》《原十六衛》《罪言》《上周相公書》《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并重新注釋《孫子》。因此杜牧較一般寒士出身的詩人，政治識見更為高卓練達，他總是以統籌全局的宏觀意識，以極強的概括力來反映社會現實，顯示其廣闊的視野和治國韜略。以上的人生經歷深刻影響著杜牧“豪健跌宕”詩風的形成，使得詩人的“興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并在詠史詩中體現得最為突出。

第一，強調詩歌的現實主義價值。詩歌中往往寄托“治亂興亡，財賦兵甲之事”，如詩人的詠史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看取漢家何似業，五陵無樹起悲風”（《登樂游原》），“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題宣州開元寺》），“始皇東游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過驪山作》），“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故洛陽城有感》），以及《臺城曲二首》《汴河懷古》《隋宮春》《隋苑》等，詩人以援古鑒今的形式，述古起興、切中時弊、怨而不傷，對統治者進行誠懇的勸諫的同時，含蘊著對歷史興衰成敗的深沉思索。還有托古諷今的作品，如《華清宮三十韻》《華清宮三絕句》。《華清宮三絕句》，詩人借人們熟知的唐玄宗、楊貴妃荒淫誤國的故事，選取安史之亂宮中醉生夢死、宮外危機四伏的典型事例、歷史場景，加以藝術概括，既巧妙地總結了歷史，又深刻地諷喻了現實。《華清宮三十韻》則描寫了華清宮昔日的繁盛到如今的荒涼的轉變，表達詩人對國事的憂念，蘊蓄著深沉的愛國主義內涵。另有借古喻今之作，如《春申君》：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詩人以歷史人物春申君自況，表達了詩人的政治理想、壯志抱負，以及在逆境中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堅定信念。這是晚唐頹靡的詩壇難得一見的“豪健跌宕”之作。晚唐，由于國事日衰、政治形勢急劇變化，諸多詩人感到無回天之力的悲哀，轉而在個人狹小的天地中悲天憫人。而杜牧卻能在末世蒼涼中主動積極地尋找救國之路，以古人自勵自勉，于風口浪尖處力挽狂瀾，大義凜然的精神氣質不禁令人折服。

第二，善用“比興”藝術手法。類比、比喻、擬人、用典等是詩人常用的“比興”修辭手法。類比是基于兩種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類似或對立，形成對照、對比，借助喻體的特征刻畫，突出本體，加諸作者的某種感情，烘托氣氛，進而引起讀者的聯想。善用“比興”是杜詩情意綿長而又富有跌宕變化的一個重要手段，如《過勤政樓》：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此詩是一首撫景懷古詩，通過勤政樓昔與今、繁華與衰落景象的對比描寫，寄托了詩人對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感傷之情。勤政樓原是唐玄宗會宴群臣的地方，經過一個世紀后，這里昔日的豪華熱鬧已蕩然無存，只剩一派凋零蕭條的景象。《詩境淺說續編》云：“開元之勤政樓，在長慶時白樂天過之，已駐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見頹廢。詩言問其名則空稱佳節，求其物已無復珠囊，昔年壯麗金鋪，經春雨年年，已苔花繡滿矣。”詩人巧妙選取紫苔上的金鋪為切入點，由如今爬滿紫苔、綠銹斑斑的金鋪，遙想當年之富麗堂皇的大門，二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詩人懷古傷今的情緒躍然紙上。

用典即借用歷史人物的故事來寫今日之事，借古喻今，婉而不晦、清而不淺。這是詩人尤為喜好的一種“比興”修辭手法，如《遣懷》：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詩中“楚腰纖細掌中輕”一句運用了兩個典故，“楚腰”指美人的細腰，典出楚靈王好細腰美女；“掌中輕”典出漢成帝皇后趙飛燕體輕能為掌上舞。杜牧運用這兩個典故，對自己在揚州十年的幕僚生活進行回憶：懷才不遇、寄人籬下，轉而寄情風流。然而聲色之娛并不能替代他政治失意、壯志難酬的深沉痛苦，所以在自嘲調侃中更多的是對自身際遇的感慨。

再如《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歡，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憑欄桿？

此詩首句用典“淮陽多病”，指西漢汲黯的故事。詩人以汲黯自況，暗示自己如同汲黯一般，雖有經世之才、報國之志，但因耿介直言而被排擠流放。當時詩人受宰相李德裕排擠而被流放于黃、池、睦等州。詩人借這個典故含蓄地表達了遭受排擠的幽憤和游宦生涯的辛酸、悲楚。

另外，聯想象征也是詩人常用的“比興”手法。聯想象征包括了聯想、想象和意象象征兩種藝術手法。如《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經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

這是杜牧追思憑吊中唐著名文人沈亞之而寫，也可算作撫景懷古之作。詩人探訪故人舊居，但已荒蕪不可尋，便遣夢夜尋，創造了一個清寥高潔的夢境——“一夕小敷山下夢”，描繪了一個水面清瑩澄澈如環佩，月色明朗皎潔如素襟的水月洞天的幻境。詩人用這個夢境象征寄托對沈亞之的清麗文采和高潔品格的追慕之情，詩意蘊藉而雋永。

以上是對杜牧的詠史詩的“興寄”特征的一般性總結，在杜牧諸多的詠史詩中有最著名的歷史翻案詩《赤壁》《題烏江亭》《題商山四皓廟》《題桃花夫人廟》，等等。這些翻案詩皆反說史實，用超越史實的想象顛覆現實世界的真實，發人深省、激人奮進，用樂觀積極的情緒感召世人，旨在希望唐王朝在內憂外患中發奮振興。杜牧的詠史詩的寄托內容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托古諷今、借古喻今、以古鑒今功能，并作為處于統治階級上層的參政者主動地反思歷史，希望有所作為，這樣的翻案詩、詠史所產生的現實價值和意義更為直接和有效。詩中包含的審美情感往往與王朝政治復興聯系起來，洋溢著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樂觀情緒，寄托著詩人的理想人生境界。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于天性豈恩仇。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題商山四皓廟》）

細腰宮里落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題桃花夫人廟》）

翻案的表現方式往往是反說其事，對歷史事件提出假設性的建議，從而得出不同于歷史的相反的結論，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借題發揮，借以詠懷。后人在借鑒歷史時，翻案詩中的各種假設就有了現實的意義。從這點意義上來說，翻案詩是具有社會現實價值的。另外，翻案詩的創作除了要對歷史有深刻的理解、研究之外，還要發揮大膽、豐富的聯想、想象等創造性的藝術思維。同時，因為是對歷史真實假想的現實虛構，這樣一虛一實的鮮明對比的藝術手法運用就較為常見了。最后，翻案詩較一般詠史詩的寄托內容更難言明，自然產生了委婉曲折的審美效果。

針對以上四首翻案詩而言，《題商山四皓廟》的政治批判性較強烈。商山四皓支持太子劉盈繼位，其實就是變相為呂后簒奪劉姓漢室江山提供便利，所以詩人說“四老安劉是滅劉”。詩人在這里批判殘酷、盲目的宮廷繼位政治斗爭。這種斗爭往往以個人利益為驅動，具有很大的投機、冒險性，或成或敗都影響著社會的安定，所以詩人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之向背決定著王權的歸屬。《赤壁》《題烏江亭》兩首詩從寄托內容而言，較接近詩人個人命運的興寄感慨。《赤壁》：“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思是說周瑜的獲勝是偶然的機遇所致，僅憑一時僥幸并不是安邦定國之策。假若不是東風驟起，蜀軍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計就不能大顯神威，那么，東吳政權就必然為曹操所滅。詩人即物感興，托物詠史，點明赤壁之戰關系到國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時暗指自己胸懷大志卻不被重用，以小見大。《題烏江亭》：“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這其實是詩人對自己的自勉、鼓勵之言，詩人在現實生活中懷才不遇、沒沉下僚，但是心中仍然懷抱著百折不撓的熱情、矢志不渝的理想，以及一展抱負的決心。《題桃花夫人廟》一詩被歷代認為是詠史絕句的典范之作。詩人寄托的思想感情迂回變化，一波三折，意蘊含蓄，耐人尋味。詩中前兩句引春秋時息夫人的典故，描寫息夫人對亡國故君之思及失身的悲痛，表示對桃花夫人不幸遭遇的同情，貌似有褒義。末兩句則筆鋒一轉，引出西晉墜樓守節的綠珠形象，進而與前者的茍且偷生形成鮮明對比。清人趙翼云：“以綠珠之死，形（即類比）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刺（即‘用意隱然’），尤得風人之旨耳。”（《甌北詩話》卷十一）至此，詩人的詠史“興寄”的思想內容全然托出：軟弱的受害者誠然可憫，但又怎及得敢于以一死抗爭者令人欽敬。詩人把對茍且偷生的弱者的指責轉化為對堅守信念者的頌美，情感由原來的憂傷低谷升至高亢的極點，不但使讀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詩意升華到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