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周勛初先生是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著名的文史學家。《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曾分為二十講在我刊“名家治學”欄目連載三年有余，引起了全國各大高校文科專業師生的關注，受到廣泛好評。是為周先生一生研治古代文學的經驗回顧與總結，兼具人生歷程與生命感悟，融學術性與可讀性為一爐，極具個人特色。本書出版后，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即組織門下諸生（包括其本人）研讀學習，就書中各篇章聯系實際、交流體會，此文便由討論記錄而成。

去年九月，鳳凰出版社將周勛初先生連載于《古典文學知識》上的有關治學經驗的文字結集出版，對于學術后輩，尤其是年輕學子是一個重要的福音。三十年前，在我隨千帆師、勛初師讀書的時候，很留意從老師的著作中體會其治學特色，并隨時反省自身。記得我第一部書《禪與詩學》出版后，復旦大學的陳允吉先生曾有夸獎之辭，其中之一是認為書中流露出來的研究路數頗有勛初師的特色。雖然我很感謝陳先生的這番褒勉，實際上是愧不敢當的。勛初師治學的基本特色是“文史結合”，所以規模宏大，見解通達，常常能夠從一般人意想不到處著眼，而結論卻饜服人心。這是很難達到的一種學術境界。學術研究忌諱平庸，所以有人往往追求出奇制勝，而一味“好奇務新”的結果，卻又難免鉆牛角尖，只成好行小慧的暖姝小夫。沒有廣博的知識基礎，就難以做到見解通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通達見解，往往不求異人而自異于人。本書文字樸實，皆深造有得之言，既傳承了南京大學的學術傳統，又有時代特色。隨便挑一篇來說，如《綜合研究銳意開拓》，結合《九歌》和李白研究談其治學經驗。三十年前我做博士生的時候，曾聽勛初師談起他的“得意之作”，著作就是《九歌新考》，論文則有《梁代文論三派述要》和《文賦寫作年代新探》。《九歌新考》的寫作，當然離不開胡小石先生的指導，勛初師歸納為三點：一是開闊視野；二是理論啟發；三是材料甄別。我以為這是互有關聯的非常重要的“金針”。開闊視野就會廣泛閱讀，除了專業文獻外，也會包括現代的各種理論和海外學人的論著。理論著作不僅在研究方法上給人啟示，也能夠鍛煉自己的思維。但最終還是要回到對具體問題的研究，這必然會涉及很多方面的材料，而材料的價值是有“等級”的。無視或忽視這一點，一些看起來有理論、有材料的論著，就未必能“饜服人心”。在一些海外漢學家的著作中，這一弊端尤為突出。年輕學者喜讀海外新書，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如何在吸取其長處的同時保持批判的距離，勛初師體會到的中國學術研究的三根“金針”，就很值得大家回味。去年早些時候，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勛初師的一部自選集《鍾山愚公拾金行蹤》，略分四輯，即先秦兩漢文史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史研究、唐代文史研究、宋代至當代文史研究，大致可以窺見其治學規模。就個人而言，這樣的治學規模雖然很難超越甚至很難企及，但從他的治學經驗中，總能夠使后學就其性之所近，效仿從游，逐步攀登，在學術上取得各自的成就。所以，我就聚集門下生共讀此書，以下就是其中幾位的若干學習體會。

周游（博士生三年級）：周先生這本談治學經驗的書內容翔實，對我們這些尚在學術道路上探索門徑的年輕人來說頗具啟發性。加之文風質樸暢達，閱讀它讓我感到輕松而愉快。在閱讀過程中我有一個關于“泛讀”問題的想法，表之如下。

周先生在《長期積累一朝奏功——我為什么能看上〈文選集注〉〈冊府元龜〉這兩本冷門書》一文的結尾處說：“一個人在讀書時，也不能太急功好利，什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云云，流毒甚深。吾等平時還是應該多多泛讀，猶如蜘蛛結網，網張得越大，獵獲食物的可能性就越多；若有個別些小生物闖入，也可粘住。我平時一直喜歡泛讀，有些知識，一時看來用不上，但到機會來臨，也就發揮了作用。”（第137頁）

泛讀確實在我們學習和研究過程中非常重要，但結合到我們具體的情況，在讀博期間每個人都要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完成一篇博士論文，時間還是很緊迫的。當面對這樣的具體任務時，我們必須得集中精力去閱讀與論文有關的書，這時雖無法像周先生那樣“長期積累”，但我認為泛讀仍然是必須的。因為當我們選擇與論文有關的書時目的性很明確，所以選擇的書往往是有直接聯系的。我們很容易忽略很多有間接聯系或者從表面上看不出聯系的材料。以我自己的研究為例，過去我研究錢大昕的詩歌，會從錢大昕的詩文集出發，將其中與他有聯系的人找出來，分別去考察，這樣可以做出一個以錢大昕為中心向外輻射的網絡。但是也同時會遺漏很多錢大昕自己沒有提到的人。事實上每個人收入自己文集中的文字都是有所考慮的，錢大昕的一些教導后輩的論學文字未必是他覺得需要留在自己集中傳世的，但對于我們研究他的思想卻非常重要。這時候我們只有采取擴大范圍的泛讀才能更好地搜集資料。

又如我最近在寫一篇關于錢謙益的蘇軾文章觀的論文，因為我過去看過吉川幸次郎談錢謙益文學觀的文字，便打算看看他有沒有其他關于錢謙益的研究，于是通過目錄鎖定了帶有“錢謙益”字樣的文章。但我又留意到其中還有一篇談蘇軾與佛教的文章，這篇看上去與錢謙益沒有什么關系，但我還是留心去看了，結果發現整篇文章都是在探討錢謙益的《讀蘇長公文》，與我自己論文的主題非常貼切。但這樣的文章如果我只在目錄中尋找“錢謙益”就不會發現。

我說的這種泛讀其實還是有目的的泛讀，還不完全同于周先生那種放在更長時間段的積累，但對于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來說，適當地放寬閱讀范圍，尋找看似沒有直接聯系的資料，有時候會有神奇的發現。而且拋開直接聯系的泛讀也會培養我們改變固有的思維方式，因為有時候我們之所以覺得二者有直接聯系，并非二者存在明顯的客觀聯系，而是我們的慣性思維很容易讓我們把二者聯系起來了。

付佳奧（博士生二年級）：周勛初先生的治學經驗談一共二十篇，每一篇都凝聚著周先生的治學經驗和人生智慧，啟示后學，善莫大焉。其中對我啟發最大的當屬《滾動前進集束效應——怎樣讓讀者不斷加深印象》這一篇。

在這篇文章中，周先生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來形容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情境：“以往作戰時，防守陣地上的設施，畢竟條件簡陋，你只要投下一顆炸彈，就可轟出一個缺口；今日不然，陣地上滿是犬牙交錯極為牢固的障礙物，那你就得投出集束炸彈，才能轟開一個缺口，讓你快步登上去。”

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名利場中先據要路津，而是“讓自己的研究成果發揮最大效益”，勇攀學術的高峰。

在前人堅固的防守陣地上，如何投出集束炸彈呢？周先生提出了“滾動前進”的方法。滾動前進，意味著不僅要溫故知新、積累問題，還要沿著一個方向、一個缺口不斷深入地開拓。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先生因緣際會參與《韓非子》的校注工作之中，在注釋的同時也記下自己讀書思考所得，再將腦海中的各種知識聯系在一起，形成了若干中心，充實為小論文，寫成《韓非子札記》。這就使他對《韓非子》的研究更進一步，《札記》與《校注》相互輝映，再加上隨后的小書《韓非》，一氣呵成，不斷深入也不斷收獲。與周先生當日的研究條件和政治氛圍相比，我們現在已有了極大的改善，如果也能保持這種熱情，沿著自己的方向滾動前進，及時總結，一定可以有所成就。但是，如果思想不集中、為各種牽絆而終止了此前的研究，也就不能攻堅破陣，無法在一個問題上有大的突破。

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如何做到“滾動前進”呢？周先生在另外的幾篇文章中指出，不僅要靠深入發掘，還要觸類旁通。這常常為我們所忽視，而又確乎屬于現代教育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學子的一種優勢。與接受過系統、嚴格的經史、小學教育的晚清、民國學者不同，現代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子要學習的內容更雜，小、初、高的教學也偏向應試，所以在傳統學問的基礎方面遠遠不如前人。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因為接觸的知識面廣，所以思維比較跳躍，反過來也是一種積極因素。周先生的李白研究就融入了自己對民俗學的了解，這種了解又與他研究《九歌》問題息息相關。程千帆先生解釋韓愈“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這句向稱難解的詩，利用了光學上的知識，得到了堅實可信的結論，也是觸類旁通的一種方式，如果目光局囿在固有的學科鴻溝中，就無法做到。

周先生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要做到滾動前進、集束效應，還需要長期積累，勤于思考，這樣才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問題，把握別人把握不住的機會。現在的陣地雖然牢固，但機遇與挑戰并存，后學不能畏難，應集中精力，打出一片自己的陣地。

伏煦（博士生二年級）：我們學古代文史的研究生，除了基本典籍和學術著作之外，也不時會讀前輩學者的回憶錄或者治學經驗。程千帆先生的《桑榆憶往》曾經賦予我沉重的使命感，字里行間充滿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責任。如果說讀《桑榆憶往》是經歷了一場莊嚴的宣誓，那么《周勛初治學經驗談》則給我帶來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周先生樸實親切的文字，把艱辛的學術生涯，敘寫得如同日常生活一般。這組連載于《古典文學知識》的治學經驗談一共20篇，涉及面廣泛且絕不鑿空立論，故弄玄虛，以講述人生經歷的方式啟發讀者后輩。周先生出生于1929年，完全是在現代教育制度下接受的學術訓練，與清代民國學者普遍擁有家學淵源或者從童蒙時代開始打下經史小學基礎不同，從這個角度看，他的經驗更可能作為我們這代人在文史學術道路上發展的示范。

《乘勢發展及時總結——漫談機遇問題》一篇，名為“機遇問題”，實則是談學術積累的過程。周先生闖入唐代文史研究領域，有著“文革”這一特殊時代背景，看似偶然。然而，進入一個領域，不斷積累知識，做出成績，卻有其內在理路。周先生如何從《高適年譜》這一個案研究入手，后來在唐詩、唐人筆記小說的整理與研究上取得了輝煌成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以編寫《高適年譜》為契機，周先生全面掌握了唐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文獻，包括《全唐詩》《全唐文》、兩唐書、《資治通鑒》、唐代筆記小說、“唐人選唐詩”、后世的詩話，甚至典章制度、地理志與墓志等材料，也一一了解。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周先生稱之為“無功利可言”的“地下工作”，僅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反觀我們現在為學制期限和種種指標所催迫，勤奮讀書當然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卻往往沒有那么高效。

正是因為周先生“凡事從根本做起”，這一階段的積累為今后的研究創造了條件：傅璇琮先生從《高適年譜》中了解到周先生對唐代筆記小說的熟悉程度，才熱情邀請周先生參與《唐語林》的整理。《唐語林》征引的文獻眾多，來源復雜，周先生在《唐語林校注》之后附《援據原書提要》供讀者參考，后形成《唐代筆記小說敘錄》一書。在厘清文獻本身的基礎上，周先生不滿足于零碎的考證，逐漸整理出許多個案研究，匯集成《唐人筆記小說考索》一書，其中不僅有細致入微的考證，亦有宏觀的研究。體現了周先生在批評、理論和文史結合等多方面的造詣，同時也為《唐人軼事匯編》打下了基礎。借著做《韓非子校注》去北京查書的機會，周先生查閱了幾種明清刊本的高適別集與季振宜《唐詩》鈔本等相關文獻，深入研究《全唐詩》的成書過程，亦為整理《全唐五代詩》打下了基礎。

縱觀周先生唐代文史的研究歷程，一方面我們看到了長線積累，反思自己的學位論文選題，也要從一個具體問題出發，嘗試掌握多方面的基本典籍和文獻，不能眼光局促，就事論事；另一方面就是有意識地形成自己的學術規劃，從推出精彩的個案研究開始，讓學界認可自己的成績，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知識的積累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但我們年輕學子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我讀了很多書，為什么找不到問題，寫不出論文？在《觸類旁通深入發掘——如何做到讀書得間》一篇中，周先生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發：如果說“深入發掘”是在原有的知識體系之內，憑仗的是功力，那么“觸類旁通”的著力之點往往體現在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相互激發，憑仗的是穎悟。這跟周先生從大學時代養成的“泛讀”習慣頗有關系，體現在他的楚辭研究和李白研究之中，就是民俗學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知識，使得研究具有了突破性，具有知識體系僅僅局限在文學領域的研究者無法企及的氣象。這種多角度審視研究對象，能在常人意想不到之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正是優秀的學者所具備的素質；一個學者的得意之筆，也常常是這些聯想豐富、體現出個人才性與特色的論著。一個人是否有這方面的資質，或許天賦很重要，但周先生告訴我們，在擴展知識體系方面做出努力，也是必經之路。

現今的科研評價體制逼迫我們在短時間內拿出更多的成果，很多短平快的選題和研究方式應運而生，然而現在的政治環境與物質生活，畢竟與周先生所處的時代已有天壤之別，尤其是資料的獲取、經費的來源和同行之間的交流等條件得到極大改善。我常常會想，我們這個時代，可能成為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嗎？如周先生一樣，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獻學、近現代學術史等多方面取得杰出成績的學者，會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出現嗎？周先生六十余年的治學經驗，在知識的積累、靈感的激發、研究的規劃、資源的利用等多方面，為我們青年學子指點了成為一位優秀的文史研究者的路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者來講，環境是重要的因素但未必是決定性的，找到適合個人才性的發展方向，并且以正確的方法為之努力，也許才是成功的根本辦法。

馮曉玉（博士生一年級）：自進入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以來，我便陸續拜讀了周先生的許多著作與文章。先生治學領域十分廣闊，從先秦到當代，視界博大弘通，行文精審暢達，無一不使我心折。而我有幸在治學方法方面蒙受先生的教益，則源于2004年出版的《師門問學錄》，周先生博學睿智、親切儒雅的師長風范，和余歷雄敏于思考、勤于發問的向學態度，使我反躬自省，獲益甚多。2016年《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的出版，令我有機會更加全面地了解周先生研治古典文學的心路歷程，并引發了我對目下古代文學專業學生學習與研究情況的思考。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只學不思，會迷茫無知，不得其解；“思”離開“學”，則眼高手低，流于空想。王船山曾把學思割裂的人稱為“敏斷之士”和“純固之士”，前者自恃聰明，但根柢不深，后者埋頭苦學，卻不知變通。可見，只有學思并進，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當下古代文學專業的學生大多“學”有余而“思”不足，讀書很多，卻疏于思考，缺乏新見。正如周先生在《觸類旁通深入發掘——如何做到讀書得間》一文中所說：“有的學生非常用功，讀的書多，記的也多，這種學生也容易博得好評，只是學術水平的高下主要看創造力如何，這些學生往往是勤勞有余、天分不足，最后被人貶為‘書簍子’‘兩腳書櫥’，這是很可惜的。”聯系近年來古典文學研究成果多平庸膚泛、因襲雷同，而少獨辟蹊徑、推陳出新的現象，不難看出，這與多數學生未能學思并進有關，因此只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缺少精辟的識斷和獨到的見地。

《治學經驗談》中提到，張錦池教授針對學生上課提不出問題，討論時不發言的情況，曾向周先生尋求解決辦法。周先生提倡通過閱讀文章步步深入，發掘學生的悟性，培養其思辨能力。周先生的建議可謂切中肯綮，因為近人名家論著水平很高，后輩學者通過反復琢磨，由此及彼，體會前人的研究路數，并從其他學科中汲取相關研究成果，會提出與前人不同的新鮮觀點。譬如陳寅恪從典章制度、民族宗教等角度分析魏晉南北朝史，翻開了學術史上的新篇章。田余慶則從流民集團著手，重新審視了郗氏、庾氏等家族，又得出許多新結論。周先生本人從事李白研究，亦受陳氏《李太白氏族之疑問》影響頗大，而又能跳出陳氏的結論，尋求新的解釋。因此周先生說：“學術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須對前人著述玩味有得，從中發現可以再作開拓的著力之點，也就可以取得新的成就。”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周先生就為研究生講授“近代學術治學方法研究”課程，挑選王國維、陳寅恪的文章加以分析，說明這些文章是如何寫成的，何以取得成功，在寫法上又有何特點。周先生令學生參照陳寅恪《讀〈秦婦吟〉》做一篇《柳珵〈劉幽求傳〉箋證》的讀書報告，發現他們做得很好，說明在對文章進行條分縷析之后，能夠由此及彼，觸類旁通，從而作出包含個人學術心得的高水平論文。

以具體的學術研究為例，周先生在《尋根究底務求真實——〈文心雕龍〉的研究感言》一文中，指出不少“龍學”研究大家因不通史學，而對劉勰《文心雕龍·熔裁》篇中“謝艾王濟，西河文士”的“西河”二字造成誤解，周先生稱：“近代的專家專攻文學，遇到復雜一些的文史問題，就得靠查各種辭書來解決了。對一件事、一個典故，不能了解其前因后果，說不清楚其產生的背景，必然會產生混亂。”因此，只有出入文史，文史結合，才能觸類旁通，盡量避免錯訛。這一治學方法可以從陳寅恪先生的論著中找到影子。如在《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一文中，陳先生對“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句中的“朔方健兒”提出異議，認為沈德潛、錢謙益、浦起龍、仇兆鰲諸人把“朔方健兒”釋為哥舒翰率領鎮守潼關的軍隊是錯誤的，并引新舊《唐書》等歷史文獻考證得出“朔方健兒”實指“同羅部落”。“朔方健兒”這一問題是陳寅恪先生在家中教女兒讀書時發現的，陳寅恪先生是治史大家，能夠在平常的誦讀中即有所發現，而古代文學專業的學生本身就對史料的掌握有限，對于清代包括近代一些知名學者的論述往往“盡信”之，而少有質疑。但所謂“前修未密，后出轉精”，只有在閱讀中從不同的角度積極思考，才能有所創辟，有所斬獲。

古人云：“學思并進而有功。”周先生黽勉刻苦、勤耕不輟的治學態度，和博采眾長、不拘格套的學術追求，正是學思相資而遂至其奧的典范。因此周先生的論著不僅卓然樹立于學界，亦足以嘉惠后學。我想，不管是直接師從，還是間接受教過周先生的學生，都會感受到他的勤苦與洞達，并依照這樣的路繼續走下去。

徐亦然（碩士生三年級）：老師剛才提到周先生言及《九歌新考》時，特別地強調了理論的重要性，最近我也在讀這本書，想談一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九歌新考》中，周先生所說的重視理論，主要體現在對宗教學和民俗學視角的運用。比如探討《九歌》中祭祀的性質，周先生即從原始宗教的地方性入手，指出某地神祇往往只能由當地巫祝祭祀。司命神為各地普遍信仰，因而漢初保留了晉、楚兩地巫祝的祭祀；劉邦鄉土意識極重，楚地代表性神祇多被納入國家祭祀，但《史記·封禪書》中東君、云中、河伯皆不由楚巫祭祀，正說明它們都不是楚地神祇。較之以往研究簡單地比對《封禪書》與《九歌》神祇，便得出《九歌》為漢人所作的結論，周先生的探討無疑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九歌新考》畢竟出版很久了，讀完之后我想知道這一領域又有哪些新成果，特別是利用出土文獻的研究，因為這是周先生當時尚無法參考的材料。然而讓我驚訝的是，此后的研究似乎并沒有超出《九歌新考》的框架，反而為其結論提供了更多例證。周先生在《治學經驗談》里也提及了這一情形。

我想這種解釋力實際上來自于周先生對制度性因素的發現和構擬，除了剛才提到的秦漢國家祭祀制度，周先生還從“祭不越望”原則指出楚人祭祀制度不應包括河伯、用神話學視角揭示“湘君”“湘夫人”的二女神傳說如何層累為舜與二妃故事，這些探討已經進入了歷史的深層結構，因而不僅能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同時具有延伸性。制度史研究一般被視作歷史學科的專長，但在我看來，制度、禮儀乃至文學性、文體都有相似性，都是一種形式、一種結構性的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與運行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反而是“非歷史”的，這倒與強調理論體系的社會科學接近。周先生特別提及理論問題，背后可能有這樣一個理路在，《九歌新考》是具體研究，但也有理論建構的意義。

我們在院資料室看書時都喜歡翻一下書后的借閱記錄卡，我就發現一些講希臘神話的書，周先生都曾借閱過。現在想來，《九歌新考》不時借西方神話生成的機制解釋中國的本土神話，好似信手拈來，也就不足為奇了。讀周先生《文史探微》中的文章，我也常常嘆服其提問的巧妙、運用材料的嫻熟，除了周先生自己提到的讀書得間，大概也有一種獨特的想象力在吧。

劉智禹（碩士生二年級）：最早讀到周先生的書，是本科時候讀到的《九歌新考》，最直觀的感受：周先生的學問“森羅萬象”。從《九歌》中開始發掘，研究的視野從詩歌到民俗，從天上星辰分野到地上各國的外交關系和戰爭形勢。《綜合研究銳意開拓——〈九歌〉、李白研究中的青春意氣》中提到，所以能夠寫出這樣所涉極廣的著作，得益于早年間廣泛讀書，與文學、歷史、民俗、神話都有涉獵。如此在研究《九歌》和李白時，思路受到的局限就很少，不會限于純文學一途。對剛入門的研究者來說，周先生所強調“觸類旁通”“綜合研究”，道理很簡單，卻是知易行難。一則人極易給自己設置壁壘，研究一方向，就只關注這一方向的著作。二則時間有限，如今的學術環境總是要求學者在短時間內拿出何等成果。“觸類旁通”“綜合研究”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時間來積累沉淀。說到此，便覺得做學生很幸福，沒有過多的要求，看書學習就是主要任務，想來沒有比這更愉悅的事情了。

《深入發掘觸類旁通——如何做到讀書得間》中周先生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深入發掘是對學術問題內部的深入研究，而觸類旁通就要靠不同學科、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碰撞融合了。其實所謂“觸類旁通”應是一項治學的基本素質。前些日，師門中討論記誦之學的問題，古今學術的話語體系發生了變化，記誦之學也不像以前那樣為人重視。但其作為基本的素質不可忽視。這不是高要求，而是個基礎條件。說句有些唐突的話，學術研究是要為前人所不能為之事。沒有足夠的積累，對于問題的判斷和解讀都會出現問題。所想到的問題，很可能前人已有充分論述；對于問題的探討方向和方法，也會有偏差的可能。

周先生在《掃除迷障培育根本——我為什么要寫一組治學經驗》中寫道：“一批批嶄露頭角的新人，似乎缺乏基本訓練，成品不符規范，內涵未見深刻。有些新秀看來似乎很有希望，但因沒有明確的方向，最后達到怎樣的水平，很難預料。”就我自身的學習感受而言，經常會為沒有明確的方向感到困擾。讀書學習沒有計劃性和針對性，漫無目的。然而也時常告誡自己，所謂“方向”，不可成為閱讀學習以及研究的壁壘和障礙。其實才疏學淺，至今我對所謂“方向”，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認識。私以為，“方向”是為學習和研究提供一個問題、一個切入口，其決定開始的位置，并為后續的研究提供指引，但不能完全決定過程和結果。作為剛入門的學生，更不應過分執念于此。不敢妄稱能如周先生年輕時一般如此廣泛涉獵，然唯有廣博學習，儲存知識，才能為以后的研究打下堅實基礎。能在兩者中取到平衡點，自然是最理想的境界，然而此問題恐非已有深刻體悟的學者不可解答，不敢妄議。就個人的淺見，如學習新的理論，運用新的材料，能為我所用便可。例如“文本發生學”理論，其探究文本變化背后的文化學、社會學、哲學意義，反對將探求作者的創作活動作為研究目的。如果將其運用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似乎不必過分執著于這個限制。中國不像西方崇尚玄學的思辨，而對所謂“變化的文本”有重視的必要，以這種變化探求作者創作活動及其文化意涵，似乎是可行的。方向應當是引導、啟發和切入，而不是限制。一方面要有自身的學術規劃，如周先生所言要乘勢發展、及時總結，“凡事從根本做起，步步深入”，把握住機遇；另一方面，閱讀學習當“觸類旁通”，研究也不能就事論事，眼光和胸懷不能局促。

說到最有感觸的一點，其實是周先生所說“自出手眼”“言必己出”。《自出手眼理排干擾——由編選〈李白研究〉所想到的》中說到：“我在編選《李白研究》一書總結世紀的研究成果時，遇到好多難以處理的問題，也就想到應以方先生為榜樣，做到自出手眼，獨立不倚。”自然不只是編選書籍，學術研究也應當做到“言必己出”。只是重復前人的觀點，對學術并沒有推動作用。或解決一個問題，或給人以啟發，私以為如此才是學術的推動力。然而這同樣是“知易行難”，需要“觸類旁通”，需要自身的天賦和努力。這是研究者的目標，同樣也是要求吧。自身的學習中，也經常遇到此類情況。自以為有所體悟，實際上很多想法，前人都已有發揮和闡釋。究其原因，大概一則天資不足；二則所學仍甚少，離“觸類旁通”的境界還差很遠，所學不超前人，所思也不超前人；三則未注意思考、研究的方法，以為學到看到便自然有體悟。當然確實是自然有體悟，但這只是很淺層次的思考。伯偉師曾教導：“要學思并進，思考也要順勢而為，如庖丁解牛。”思考和研究不能淺嘗輒止，“淺嘗”一般也無法有“言必己出”的境界。

從周先生的治學經驗中學得理論和方法，也學到周先生的精神，“保持獨立的品格，自出手眼”。不敢自夸能得如周先生一般的學問，然朱熹曾言“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嘗百倍其功”。看了周先生的治學經驗談，更是不敢懈怠，當勤思勤學，不愧于己。

王瀟陽（碩士生二年級）：讀周勛初先生的治學經驗談，好像一位老者就在對面娓娓道來，言辭間自有經年的智慧。

談研究學術，我自然只是剛剛起步，甚至有時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入了門，但周先生從自身經歷出發，談到具體感悟時化繁為簡，又時時能切中要害，這種質樸和真實只能從年歲閱歷的積累中得來，讓人欽羨。

讀周先生的文字，能感覺到文字后面靈動的人性。誠如先生自道，他雖受過現代學術規范的訓練，知道不能以一己好惡主導學術研究，卻仍不能避免在具體操作中避開主觀情感。很難說在做學術研究時到底要把自我剝離到何種程度最佳，但周先生似乎并不強求完全客觀和中立。

我常常想，樂于研究古代文學的人大概都是對人性有好奇心的人，而那些終有大成者則往往于現實的觀照有自己獨特而又深刻的洞見。紙面上的文字和真實的人世從來都不是割裂開的，我自認眼前只能在文獻里打滾，不知是否終有一日能像周先生一般，自如地出入學術和現實，獲得一點人性的感悟。

具體到周先生的治學經驗，我最有感悟的莫過于“如何在讀書過程中做到觸類旁通深入發掘”。周先生云：“如果說，‘深入發掘’的著力之點大多放在原有的知識系統之內，如作者本人文字的前后互勘，相關文獻的比較異同，歷史記載的出入違舛等；‘觸類旁通’的著力之點往往體現在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與相互激發。那是否可以進一步說，‘深入發掘’憑仗的主要是功力，‘觸類旁通’時憑仗的主要是穎悟。比較起來，后者似乎更能予人以豁然開朗的感覺。當然，這樣的區分也只是相對而言，‘深入發掘’時也需要穎悟，‘觸類旁通’時也要先培植功力。一位優秀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應該具備兩方面的才能。”

作為一名還在摸索治學道路的新手，我目前最重要的積累仍是讀書。“怎么在有限的時間內高效地閱讀”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古典文學的知識海洋浩瀚無邊，指望腹內記誦之文章數量超越古人是妄想，若一意追求閱讀材料的“有用”又不免陷入功利化的陷阱——更何況，究竟什么是“有用”的材料，誰又說得清楚呢？周先生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一則向內，深挖文本材料本身，在知識系統內捕捉有效信息；一則向外，模糊學科邊界，憑借廣泛的閱讀體驗激發靈感。前者是苦勞，后者講究機變。二者取徑不同，但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因為無論是基礎的文獻工作還是所謂“天才”的創見都必須建立在夯實的閱讀根基之上。周先生在讀書上主張深度和廣度并進，在閱讀之前不預設心理目標，也就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功利閱讀帶來的負面影響。事實也正是如此，回溯學術大家的治學歷程，莫不是觸類旁通，有所借鑒。王國維先生引哲學入文學研究，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都是學科之間相互激蕩后的杰出產物——說到底，在中國傳統學問里，本不存在精細學科劃分的概念，廣泛閱讀以汲取營養亦是理所應當之事。而在另一方面，具體到文本本身的閱讀過程，周先生則強調要深挖苦讀。如何在前人的閱讀體會之余讀出自己的創見實在是考驗人的事，特別是在新材料發現寥寥無幾的時代。這時必然需要過人的閱讀能力和精細化閱讀的過程。反復推敲是發現新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更源于思索的永不止步。對于未知原生的好奇和對于學術終極的熱愛才是支撐“苦讀”的根本原因。其實，有這樣的天賦和熱情，“苦讀”哪里又稱得上苦呢？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