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悠久的文化長河中，涌現過大量的藏書家。這些藏書家，除少數“掠販家”外，大多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學者，他們酷嗜讀書，其藏書宗旨就是為讀而藏。清江藩說：“夫欲讀書，所以蓄書。蓄而不讀，雖珍若驪珠，何異空談龍肉哉！”（《〈石研齋書目〉序》）蓄而不讀，乃藏書之大忌。藏書與讀書的關系如影隨形，密不可分，讀書活動始終伴隨著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而存在。讀書自然要講究方法，自古以來，藏書家在讀書實踐中不斷探索讀書門徑，總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為后人留下了一份豐厚的文化遺產。

歷代藏書家多強調讀書要博覽，認為廣博的知識是一切思想之源，只有廣泛閱讀，博覽群書，才能開闊視野，博識洽聞，高瞻遠矚。杜牧出身名門望族、藏書世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中自述家世：“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全唐詩》卷五百二十）他讀書廣博，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尤重當代名家之作，指導侄兒讀書云：“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愿爾一祝后，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同上）認為讀經以知儒家根本，讀史以明歷代興亡。上至屈、宋、班、馬，下至李、杜、韓、柳，無不值得閱讀。王安石《答曾子固書》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后于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臨川文集》卷七十三）認為學經須讀書廣博，無所不讀，才能由博返約，達到精通經學的境界。陸游《萬卷樓記》論述博覽的重要性：“學必本于書。一卷之書，初觀之，若甚約也。后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眾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于他書，則所承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群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渭南文集》卷二十一）黃丕烈《跋〈劉子新論〉》說：“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認為讀書非見聞廣博不足奏效。黃丕烈的讀書題跋，初由潘祖蔭輯成《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刊行，繆荃孫、章鈺、吳昌綬增輯為《蕘圃藏書題識》十卷《補遺》一卷，附《刻書題識》一卷、《補遺》一卷，王大隆又輯《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再續錄》三卷，由此可見其讀書之廣博。袁枚《與稚存論詩書》一文也提出，要博覽群書，方能開闊眼界，采眾家之所長。

精讀，即熟讀、細讀、反復誦讀，是以博覽為基礎的研究性閱讀。這是歷代藏書家反復強調、信奉不疑的讀書法。孔子主張“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強調復習的重要性，反復閱讀，才能不斷有新發現、新收獲。蘇軾《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東坡全集》卷二）《答王癢書》又詳論讀書之道：“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圣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東坡全集》卷七十六）這就是著名的“八面受敵”讀書法，意謂帶著問題一遍遍閱讀，每次閱讀都有新的發現，如此反復閱讀，即可盡得書中精華。朱熹說：“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又諭學者》，《晦庵集》卷七十四）強調觀書必須首先熟讀成誦，然后深入思考，領會其精髓。

精讀之外，藏書家還強調精思。認為讀書要善于思考，善于探索，善于感悟，才能將前人知識融會貫通，化為己有，為我所用。孔子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提出了學思結合的讀書方法。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強調的也是讀書要勤于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不盲從。朱熹則系統地研究讀書理論和方法，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堅等六條讀書要義，明確把“精思”列入讀書綱要之一。在《讀書之要》中，他說：“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后，反復玩味，于燕間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余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于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后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晦庵集》卷七十四）朱熹詳盡闡發了“精思”之義，極具真知灼見。明楊士奇說：“積書豈徒以侈座隅、充篋笥而已？必將講讀究明務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也。”（《東里續集》卷十四）反對為藏而藏，強調為讀而收、為用而藏，不僅要讀，而且要用心體悟，要將書本知識化為己有，做到得之于心，行之于身。謝肇淛《五雜俎·事部一》批評“浮慕時名，徒為架上觀美”，“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但“半束高閣”“不事討論”，以及“博學多識”“記誦如流”但“難以自運”“寸觚莫展”等藏而不能讀或讀而不能用的現象，指出藏書是為了“明義理”“資學問”，強調活讀書，創造性讀書，使之為我所用。清張金吾說：“藏書而不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知讀書，猶弗藏也。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門絕業，猶弗讀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強調讀書要精讀鉆研，成就學術。袁枚說：“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隨園詩話》卷十三）把讀書比作蠶食桑、蜂采花、人吃飯，形象而生動地闡明讀書要善于悟化，善取精華，“營養”自己，而不是死讀書、讀死書的道理。

廣求異本，參證互勘，邊讀邊校，是為“校讀”。古代典籍多有異本，不同版本，優劣有別。讀書首先要選善本，否則，“書之或有缺佚，或有謬誤，其義皆不可通，此讀者之大憾也”。（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備眾本》）所謂善本，指的是精校細勘、不偽不闕之書。作為藏書家，無不希望能夠收到、讀到善本，因此“校讀”是他們首先強調的，也可視為藏書家的讀書特色所在。當然，藏書家們豐富的藏書也為他們校讀書籍創造了條件。唐蘇弁藏書三萬卷，且全部親手勘校。韋處厚貴為宰相，公事之余，好讀書，藏書逾萬卷，多手自校勘，所校之書，世稱善本。陸游讀書常親自校讎，《雨后極涼料簡篋中舊書有感》詩說：“笠澤老翁病蘇醒，欣然起理西齋書。十年燈前手自校，行間顛倒黃與朱。區區樸學老自信，要與萬卷歸林廬。”（《劍南詩稿》卷十二）明時，葉盛認為藏書目的是為讀書，讀書目的是為求知。所以他讀書重校勘考證，寫過不少題跋。唐寅重視校書，每校一書，既有文字題識，又有繪畫、詩文，獨具特色。徐批評“書不讎校”的現象，說：“《北齊書》：‘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役役校此錯誤書。’余嘗披覽抄本之書，十訛二三，難以句讀，令人燥熱，又無處借書校對，偶及邢事，心神頓涼。”（《筆精·書不讎校》）因此，他每得古籍，必認真校勘，至再至三，嚴謹考稽，指訛糾誤，盡詳盡悉。《福建通志·徐傳》稱“善鉤稽古籍訛舛”。曹學佺藏書為用，勤于讀書，所閱之書，隨手圈點，丹鉛滿卷。徐說：“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曹則丹鉛滿卷，枕籍沉酣。”（《筆精·藏書》）李如一讀書“闕必補，偽必正，同異必讎勘，疾不輟業，衰不息勞”（《李貫之先生墓志銘》，《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清時，王鳴盛說：“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十七史商榷》卷首序）黃丕烈善于讀書，長于校勘，勤于題跋，辨版本，校文字，品內容，有時甚至為一種書而作多篇題跋。王芑孫《陶陶室記》云：“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蕘圃則實事求是，蒐亡剔隱，一言一句，鑒別古人所未到，時以筆諸書而廣其副，嘉惠方來。”（《淵雅堂全集》卷七）黃丕烈藏書題跋被后人多次編刻校訂，流傳至今，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吳騫藏書考校尤精，他自述：“非特裝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黃精審，非世俗藏書可比。”（《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吳騫自抄自校善本數十種，且校書均做題跋，其《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的學術價值可與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相媲美。近代，葉德輝《藏書十約》說：“書不校勘，不如不讀。”（《觀古堂所著書》第二集）張之洞《語學篇》說：“讀書先宜校書。”（《軒語》卷一）亦強調校讀的重要性。

歷代藏書家雖然都擁有一定數量的藏書，但要囊盡天下好書，憑一己之力畢竟有限，因此，借書讀、抄書讀自然在所難免，這可稱作“借讀”“抄讀”之法。袁枚《黃生借書說》一文提出“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周永年強調說：“凡書目過口過，總不如手過。蓋手動則心必隨之，雖覽誦二十篇，不如抄撮一次之功多也。”（《先正讀書訣》）“借讀”與“抄讀”往往是相聯系的，既可讀又可藏，一舉兩得，成為歷代藏書家讀書、藏書兩全其美之法寶。許多藏書家都有過抄讀經歷。南北朝時，袁峻“幼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南史》本傳）唐陸龜蒙癖好藏書，因無力購買典籍，常向人借書抄讀，《新唐書》本傳稱他“得書熟誦乃錄”，而且借書有德，所借書有損壞的，皆為之“輯褫刊正”，人們因此樂意借書給他，他也因之得以讀書無數。宋歐陽修早年家貧，也從人借讀。葉夢得從蘇頌家借抄圖書，且有幸受其親炙。宋敏求知亳州時，劉恕不遠數百里前往借覽，閉門讀書，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目為之翳。陸游勤于抄書，常向所到之地的藏書故家借抄書籍，他自述：“書生習氣重，見書喜欲狂。搗蘗潢剡藤，辛苦補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簽帙，舊友餉朱黃。儲積山崇崇，探求海茫茫。”（《抄書》，《劍南詩稿》卷十二）敘寫了抄書的心理、過程和功用。抄書是陸游讀書生活中的常態，詩中屢屢提及：“入市歸村不跨驢，蠅頭細字夜抄書。”（《病愈小健戲作》其二，《劍南詩稿》卷四十一）“眉音喜動君知否？借得丹經手自抄。”（《道室》，《劍南詩稿》卷六十一）“書編屢絕鐵硯穿，口誦手抄那計年？”（《寒夜讀書》其二，《劍南詩稿》卷十九）尤袤一生抄書不輟，樂此不疲。楊萬里《〈遂初堂書目〉序》云：“延之（尤袤字）于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匯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誠齋集》卷七十八）讀書史上著名的“四當說”即源于此。明宋濂《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借讀、抄讀的經歷，說：“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文憲集》卷八）清朱彝尊自述：“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后，見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曝書亭集·鵲華山人詩序》）近代梁啟超亦十分推崇“抄讀法”，說：“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的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錄。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抄寫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治國學雜話》）抄書過程，實際上也是讀書過程，抄寫時眼、腦、手并用，注意力更加集中，是強化記憶和加深理解的最好方法之一。

歷代藏書家對讀書方法的論述可謂俯拾皆是，他們認為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擇其精華反復研讀，勤于思考，通過校讀發現問題，并且借讀使人倍加珍惜讀書機會，抄讀則是精讀的反復再現。這些讀書方法的論述是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